关于庄子哲学思想性质判断的分歧，也是以对《庄子》书与庄子本人思想的关系的不同理解为基础的。任继愈主张庄子是唯物主义，基本上是以外杂篇为主。他认为内篇不代表庄子的思想。关锋则相反，认为《庄子》内篇七篇为庄子所作，外杂篇为庄子后学、老子后学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的著作。内七篇是产生于战国中期的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外杂篇与内七篇一致的内容，也可作为庄子思想。[174]
任继愈在《庄子探源——从唯物主义的庄周到“后期庄学”》中系统地论证了自己的观点。[175]他指出，《庄子》书内七篇是后期庄学著作，不代表庄子思想；外杂篇有些篇章反映了庄子的思想。从外杂篇到内篇，庄子哲学被后期庄学从唯物主义发展成为唯心主义。司马迁说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等，这些都在外篇。荀子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这表明庄子的自然观是唯物主义的。从篇名上看，外篇都是以开头两字为篇名，内篇都是以文章内容为题目，外篇应早于内篇。古人书分内外篇，从两汉开始。内篇多用于神仙吐纳符箓等，内篇篇名如《逍遥游》、《养生主》、《大宗师》、《人间世》等，与《纬书》的篇名《乾凿度》、《坤凿度》、《帝命验》、《考灵曜》十分相似，都是三个字的形式。内篇也带有汉初思想的特征等。内篇的滑头主义、相对主义、不遣是非等，反映了汉初仍存在的没落奴隶主阶级的思想，所以，内篇反映了汉初的思想。[176]
关锋在《庄子〈外杂篇〉初探》中认为，《庄子》内七篇自成体系，反映了没落的奴隶主阶级残余的意识形态，且战国色彩十分浓。外杂篇不成体系，与内篇甚多自相矛盾，说内七篇是庄子所作，外杂篇是他人所作，比较合理，反之则不甚合理。司马迁所举的都是外篇，那是因为司马迁处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时代，他对汉室不满，所以从外杂篇中找出讽刺儒家较为醒目的篇目来诋訿孔子。司马迁所举外杂篇的庄子与《老庄申韩列传》中的庄子人格并不相符。[177]关锋认为，《骈拇》、《马蹄》、《胠箧》、《在宥》为一个学派的作品，反映了破产的小生产者的意识形态，慷慨痛骂仁义礼乐。《天地》、《天道》、《天运》为一组，基本属于宋钘、尹文学派的著作。《刻意》、《缮性》，很可能是宋尹学派后学所作。《秋水》至《庚桑楚》七篇是庄子后学较为完整的篇章。[178]
冯友兰提出了与关锋和任继愈都不同的看法。[179]冯友兰指出，任继愈和关锋都认为，《庄子》有一个定本，其中内外篇有明显的界限。其实并不存在一个《庄子》的定本。“在唐朝还存在的各种《庄子》本子中，有些篇在郭象本中是内篇的，在别的本子中是外篇；有些篇在郭象本中是外篇的，在别的本子中是内篇。”[180]各本中内篇的次序也不一致。“唐朝以后，《庄子》郭象注的影响越来越大，《庄子》郭象本，无形之中，成为定本，并不是原来就有一部定本的《庄子》。可是，郭象也没有明确地说，内篇是庄子自著，外、杂篇是后学所著。在他以前整理古籍的人，司马谈、司马迁父子，刘向、刘歆父子，和班固，都没有这样说。”[181]冯友兰认为，《庄子》是道家各派的论文总集，应打破内外篇的界限，内篇也不一定是庄子或庄子学派所写。《逍遥游》、《齐物论》可以代表庄子的思想，内篇、外杂篇如果有与这两篇精神相合的，也可引用。[182]篇名表达文意，墨子、荀子都有，不可以此作为庄子内篇后出的证据；用三个字作篇名的，不从汉代开始，《公孙龙子》五篇都是三个字作篇名的。
对于冯友兰的观点，任继愈发表了《庄子探源之二》，[183]针锋相对地指出：“后期庄学只能产生于秦汉之际或西汉之初，而不能产生于战国中期。”理由是，战国中期，奴隶主贵族在与新兴地主阶级的斗争中尚未完全战败。“阶级斗争的经验表明，即使一个阶级真的输了，在意识形态上出现它的失败主义哲学，也是较后的事”，所以，“把‘后期庄学’的思想说成是战国中期没落阶级的思想情绪终嫌为时过早了些。因为当时的奴隶主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斗争，虽已看出胜败的端倪，但还未最后分晓。只有到汉政权建立以后，封建地主阶级的政权已经巩固，奴隶主贵族阶级再也没有复辟的可能，这时出现奴隶主阶级绝望的哀鸣，倒是可以理解的”。任继愈认为，《天下篇》不可能早于秦汉之际，亦非庄子学派作品，因为其中出现了对庄子的批评，而且对儒家表示同情，从《天下篇》看不出庄子有“齐物”和“逍遥”的思想。冯友兰说《墨经》的任务是反对《齐物论》，也不准确。“谓辩无胜，必不当，说在辩”的“谓”是概念，这是对诡辩论的批判。当时惠施明确提出“狗非犬”之类的命题，就是混淆狗与犬的概念，《墨经》反对的可能是惠施。任继愈强调，“荀子和司马迁提供的支点不宜忽视”。[184]
针对任继愈庄子内篇出于西汉的观点，张德钧认为，任继愈否定《庄子》内篇为庄子作品的论据，没有一条能够证明内篇为西汉初作品。首先，“有中心题目作为篇名，不能决定必为晚出”。战国时期，立题目进行著述的现象，已经很普遍，除《论语》、《孟子》外，以开篇头二三字为篇名者，找不到第三例。相反，以开篇二三字为篇名者，反倒可能晚出，如《墨子》的《公孟篇》、《荀子》的《尧问篇》等。庄子的外杂篇也不全是以开篇文字为题目。其次，“篇分内外，不起于两汉”。汉代整理先秦典籍，有把可信者分为内篇，不太可信者分为外篇的；也有保留原有的“内”、“外”的文字，如《管子》、《韩非子》等；还有内外篇本来就是原有的，如称《左传》为《春秋内传》、《国语》为《春秋外传》等。又次，“内篇七篇与汉代纬书、宗教神仙方术全不相干”。任继愈认为“内”与图谶之学有关的说法，没有根据。谶纬出于成帝、哀帝之后，已属西汉末期。董仲舒《春秋繁露》也不是如任继愈所说的为纬书；《德充符》之“符”并不是“符瑞”之“符”，其中所举诸人也都不是神仙。最后，“神仙传说甚早，求神仙事并非汉初的特征”。《史记》提到的《渔父》等篇，是有意识地反映“各种学派之间的联结与斗争的”，属于“微辞见旨，不能证明司马迁没有见过内七篇”。荀子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此处的“天”为无为自然之道，并非说明庄子是唯物主义。此话恰好表明，“内七篇是庄子的代表作”。总之，“前人认为内七篇为庄子本人的东西，还是应该被肯定”。[185]
总体言之，对于庄子其书和其人的争论也加深了对于庄子哲学的认识，构成了中国哲学史研究可继承的成果。不过，在关锋参与下，庄子研究更多地表现了为现实服务的“革命史观”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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