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杂篇》的时间观

《庄子·杂篇》主要由《庚桑楚》、《徐无鬼》、《则阳》、《外物》、《寓言》、《让王》、《盗跖》、《说剑》、《渔父》、《列御寇》、《天下》等十一篇文章组成，以往多数学者认为这是后期庄学的作品。而据笔者的研究，《杂篇》各篇所表露的时间观与《内篇》、《外篇》是基本一致的。以下仍继续解读相关的文句段落。

在《庚桑楚》篇中，提出了“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的时间观:

(老子)曰:“……儿子动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矣。若是者，祸亦不至，福亦不来。祸福无有，恶有人灾也?”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毁也……出无本，入无窍。有实而无乎处，有长而无乎本剽，有所出而无窍者有实。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有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无见其形，是谓天门。

人为什么要学婴儿的样子呢?因为在婴儿的头脑中还没有被灌输人为的历史时间观念，处于一种“无古今”、“不求始终”、“不知祸福”的思想状态中，也就没有任何目的性，而能“与时俱化”、“与道偕行”，所以“动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矣”，而“祸福无有”。可见，“赤子之心”是最单纯清净的，与“时间之道”最为契合。而人一旦接受了观念，形成了思想，就开始靠主观意志来认识世界，并因接受虚设的历史时间观念而认识自己生命的短暂，从而为了改变和延长生命的时间而苦心挣扎，企图依靠聪明才智来追求幸福，结果“伤天害理”、“害人害己”，既改变不了生命短暂的事实，又得不到安心自在的生活。

“时间”是贯通的，没有任何界限的，就像“昨天”通“今天”又通“明天”一样，就像前一“时”与后一“时”一样，是绵密相续的，是不可分离的，是没有畛域的。所以，“时间”之“道”，只能是贯通的，“此时”的世界开始生成，“此时”之前的世界也就如同毁灭，而这两个不同的世界又因在“时间”中没有任何隔隙而没有任何界限，所以“道通为一”。在庄子看来，“道”是“出无本，入无窍。有实而无乎处，有长而无乎本剽，有所出而无窍者有实”，而“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简单地说，“道”是由“宇”和“宙”组成，是世界的全部。容易让人误解的是，在我们现有的观念中，“宇”是指空间，“宙”是指时间，自然而然地以为“道”不止包括时间之“宙”，由此以为把“道”等同于“时间”的观点是不正确的。其实，庄子对“宙”的认识刚好可以证明“道即时间”的观点是正确的。因为，“有长而无本剽者”之“宙”，并不是引发根本问题的“时间”意味，而是一个有长度、量度、向度、维度而没有始终本末的“历史时间”概念，是一个人为主观认识的时间概念，并不是客观存在的“时间”。“有实而无乎处者”之“宇”，所指称的也是人为主观认识的“物”与“物”之间隔形成的具有量度和维度的空间概念，不是客观存在的“空间”。客观存在的“时间”与“空间”是可以融为一体的，这“一体”是“无名”的，而人们为了语言表达又不得不“强为之名”，故老子曰“道”，庄子曰“宇宙”，现代人曰“时间”，笔者称之为“时间之道”。话说回来，“宇”与“宙”之时空关系是完全统一的，有“宇”必有“宙”，有“宙”必有“宇”，在“宇”之外无“宙”，在“宙”之前无“宇”(事实上，不能说“宇”有“外”，因它是有实无体;也不能说“宙”有“前”，因它是有长无度)，“宙”到则“宇”来，“宇”生则“宙”成。所以，“宇”与“宙”是同存同在的，是一体的“宇宙”，是整体的“世界”，是通体的“道”，是联体的“时间”，是时间与存在(时、空、物)共生共灭的“时间之道”。如此认识，在老子、庄子看来就是“自本观之”、“以道观之”得到的绝对结论(因为是从整体之道出发，而不是从具有相对性的参照系出发，所以得到的就不是相对的结论)，用今天的术语来表达就是类似于所谓的“宇宙科学”、“世界本质”、“绝对真理”、“时间规律”等。而人类从这个结论所研究的问题(就是所谓的时间问题)出发，因认识的水平和目的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学问，如物理学、历史学、哲学、道学、宇宙学、人类学等等。反过来看，现在的各种学科，虽然名目差别，而从目的上看也是“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解决人的“根本”问题。而这个大问题，事实上不是人类的主观努力所能解决的，因为问题本身没有实在意义，而人类却误以为是有现实意义的。在笔者看来，老子和庄子之所以用“道”之玄妙的语言来讨论这个问题，并不是想解决这个问题，而是为了打消人类想解决这个问题的念头——因为有了这个念头，就会面临许多虚假的问题而扰乱身心健康，而一旦在心中彻底取消了这个问题也就没有任何问题的困扰，也就能自然而然地与宇宙世界同在时间大道上不断变化而无始无终，也就能“心如死灰”而“祸福无有”地如“天长地久”般存在。明于此，也就进入了众妙之门——“天门”，可以“体道”了。

在《徐无鬼》篇中，“循古而不摩”蕴涵了深刻的时间意味:

狗不以善吠为良，人不以善言为贤，而况为大乎!夫为大不足以为大，而况为德乎!夫大备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大备矣。知大备者，无求、无失、无弃，不以物易己也。反己而不穷，循古而不摩，大人之诚。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生。

在庄子看来，“古之真人”是“知大备者”，即知道天地是完备不缺而无所求的，因而也懂得效法天地之道，做到随顺自然，不考虑任何生死得失，不被物欲所牵累，“无所甚亲，无所甚疏”(《徐无鬼》)，“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真正做到无为以顺天下，无知以常自然。所以，做人不能自“以为大”，无须摩饰，而必须“循古”向“真人”学习，随顺古道而行。不难发现，所谓“循古”并不是一种简单想回到过去历史的时间观，而是希望能沿循历史的线索寻找“真人”的思想行为，以便更好地学到效法自然的经验。这种以古鉴今的做法，在《庄子》中经常出现，总的来说就是为了证明已有许多“体道而行”的“古之真人”值得后人学习。

在《则阳》篇中，有许多与时间问题密切联系的观点，有助于进一步理解老子和庄子共同主张的时间观——“道即时间”。如:

冉相氏得其环中以随成，与物无终无始，无几无时日。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阖尝舍之?夫师天而不得师天，与物皆殉，其以为事也若之何?夫圣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与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备而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

容成氏曰:“除日无岁，无内无外。”

(老耼)曰:“……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争，穷困人之身，使无休时，欲无至此，得乎!古之君人者，以得为在民，以失为在己;以正为在民，以枉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责。今则不然……夫力不足则伪，知不足则欺，财不足则盗。”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尝不始于是之而卒诎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年非也。万物有乎生而莫见其根，有乎出而莫见其门。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后知，可不谓大疑乎!已乎已乎!且无所逃。

大公调曰:“……四时殊气，天不赐，故岁成;五官殊职，君不私，故国治;文武大人不赐，故德备;万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无名故无为，无为而无不为。时有终始，世有变化，祸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于大泽，百材皆度;观于大山，木石同坛。”

少知曰:“四方之内，六合之里，万物之所生恶起?”大公调曰:“阴阳相照、相盖、相治，四时相代、相生、相杀，欲恶去就于是桥起，雌雄片合于是庸有。安危相易，祸福相生，缓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实之可纪，精微之可志也。随序之相理，桥运之相使，穷则反，终则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尽，知之所至，极物而已。睹道之人，不随其所废，不原其所起，此议之所止。”

大公调曰:“……吾观之本，其往无穷;吾求之末，其来无止。无穷、无止，言之无也，与物同理;或使、莫为，言之本也，与物终始。道不可有，有不可无。道之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为，在物一曲，夫胡为于大方?言而足，则终日言而尽道;言而不足，则终日言而尽物。道、物之极，言、默不足以载;非言非默，议其有极。”

《齐物论》篇云:“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可见，冉相氏“得其环中以随成”，就是因得到“道的枢要”才能随顺于成。道的枢要，就是要明白“道”乃是一个看似有彼此而却找不到可相对偶的整体，是一个不具有相对性的整体。懂得这个最重要的道理，就能“得其环中，以应无穷”。“得其环中”是一个绝妙的形象比喻，就是说人只要立在圆环之中(如同是圆环的一个组成部分)，圆环无穷无尽地环绕，人也跟随着无穷无尽地环绕。这个“环”就是“道”，就是“时间车轮”，就是不断变化的“宇宙世界”。如果能安心与“时间车轮”一道而行，就能“与物无终无始，无几无时日”。为什么呢?因为，“时间车轮”上的“物”都只有“现在”(即不具有古今的历史时间观念，总是只有“现在”，也就等于没有时间概念;或者说，时间本身是“无古今”的时间概念)，而“时间车轮”的运行是无始无终的，所以在车轮中的所有人与物都是“无几”(没有种子根源)“无时日”(没有任何人为的时间概念)，都是跟运行的车轮一样无终无始(时间没有开端和结局，“与之偕逝”的所有一切也就没有开端和结局)。“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阖尝舍之?”时间本身作为一个整体是“不化”的，因为只有借助“逐次展开”的时间概念，才能看到事物的变化顺序;而这个时间概念是不能用来说明时间本身是如何变化的。如果把时间比做一把独一无二的标尺，就很清楚了。标尺只能量标尺以外的东西，而不能量标尺本身。如果标尺本身不能自量，那么标尺的“长度”就是“有长而不知其度”——等于说“有长而无本剽者”。说时间“不化”，跟标尺“无度”，意思是一样的。如果时间就是一把独一无二的标尺，那也只能衡量其中所有“物”的变化，而不能衡量本身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时间就是“与物化者，一不化者也”——能够让物不断变化，而本身不发生变化。那么，只要能与时间融为一体，跟时间本身一样，哪里还会被时间舍弃呢?至于，“夫师天而不得师天，与物皆殉，其以为事也若之何?”也就是说，凡人想要向自然之天学习而终不得其中奥妙，以致跟物一样都殉葬于自然之中，这种以“师天”为事的做法究竟如何呢?而“夫圣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与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备而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也就是说，圣人没有任何天、人、始、物等观念，只是“无知”地与时间一道运行而不更替，不败坏随行中的一切，这种真正与自然之天相合的做法又是如何呢?庄子提出这两个问题后，没有作出任何回答，意在让人自己选择。事实上，答案是很明确的。在庄子看来，只有真正“与世偕行”，与时间同行，融入时间，才能融入自然，与天同造化，而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境界;而以“师天”为事，就是心中还有分别天人、始终、物我的杂念，还有“事”可为(即非“无为”)，就不能如时间本身一样单纯、无间、无始、无终，也就不能与天合一，与自然合一，与道合一，与世界合一，与时间合一，结局只能是“与物皆殉”，被时间所抛弃。可见，“与世偕行而不替”是庄子极力主张的，是他对时间问题进行思考后而得到的解决人生问题的思想方法，是一种以“道”为中心的独特时间观。所以，庄子也同老子一样，具有“道即时间”的时间观，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相传容成氏是黄帝时创造历法的人，是一个具体研究时间问题的人。容成氏说:“除日无岁，无内无外。”也就是说，如果去除“日”、“岁”等人为创造的时间概念，那么这个世界也就没有内外、有无、物我的分别。这句话是非常深刻的，说明华夏人民早在先秦时期的原始社会阶段已经对时间问题有深刻的思考和认识。对于人类来说，也就是在没有任何时间的概念之前，是无法知道过去和将来的，也就不会去分别人与人、人与物的内外关系，也就是完全处于“无知无欲”的混沌状态。而在历法还没有产生之前，即使是有一些时间观念，就像一个人终生都处在没有钟表、日历等计时工具的环境中生活一样，只知道朝辞暮往、寒来暑往的自然变化，不知自己处在什么年代，也就近似于没有分别的能力。这一点对于容成氏来说，是深有体会的。所以，他能清楚地认识到创造历法前后的时间概念是截然不同的:之前是没有推算概念的“时间”，之后是有历法概念的“时间”;之前难以具体分别事物，之后可以比较准确界定事物。话说回来，难道能说没有推算概念的“时间”与有历法概念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吗?难道容成氏所感觉到的“时间”会因他创造出历法而使其本质发生改变，而变得有真正的内外之别吗?肯定是不会改变的，时间总是一样的。这一基本道理就是启发老子、庄子等人解决人生问题的“绝对真理”，所以他们由此“绝对真理”的感悟，而主张人最好的处世行为是“与世偕行”、“与之偕逝”、“体道而行”，意思是说，人只要能像原始人没有任何的时间概念，就能感觉到宇宙世界、天地万物都像“总是一样的时间”一样，是没有任何分别的，是一齐平等的，是无内无外的，是无始无终的。所谓的“感觉到”，就相当于说“发现”或“明白”。所谓“总是一样的时间”，与所有的一切都是对等的，是无始无终的，是无名的。而老子、庄子等人为了让人感悟于此，勉强为这“无名”的东西取名为“道”，又担心人们不理解这“道”名的真实含义，所以只好借助玄妙的语言、荒诞的传说、历史的故事等来说“道”。通过前文的分析，不难发现:在“万物一齐”的情况下，这本是无名之“道”，与“时间”、“世界”、“宇宙”、“自然”、“天”等的蕴涵是完全一样的。在这个意义上说“道即时间”，丝毫也不违背《老子》和《庄子》所知“道”的本意。

在老耼看来，“今”与“古”的君主在做法上有很大差别:“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争，穷困人之身，使无休时，欲无至此，得乎!”即认为“今”时的君主欲望越来越强烈，使人民都“无休时”地陷入彼此竞争的境地，而欲望其实都得不到满足;而“古之君人者，以得为在民，以失为在己;以正为在民，以枉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责。今则不然……夫力不足则伪，知不足则欺，财不足则盗。”即“古之君人”总是严于律己，宽以待民，引过自责，不与民争。老耼之所以厚“古”薄“今”，就因为“今”人是背道而驰的，而使社会出现“伪”、“欺”、“盗”等等扰乱和危害人身心的行为。而这该责怪谁呢?对此，老耼只问不答，引人深思。如果就事论事，当然是责怪君主。而如果追根溯源，那么就必须追究到“今”之前最早“立人之所病……使无休时”的人。从时间的角度分析，这个最早“立人”的人应该就是引领人类用智力获得知识、思想、观念来改造自然世界的“古”人。如此而言，可以想见老耼薄“今”也是薄“古”。其实不然，“古”与“今”本来是一个相对的时间概念，而在老耼的话语中却必须从“绝对”的角度才能理解:“今”绝对是指春秋时期，而“古”绝对是指春秋时期以前的久远年代——一个含糊不切的年代。《老子》、《庄子》中凡是引述历史故事所提到的“古”与“今”，都可理解成是绝对的历史时间观。这种时间观，与其追问世界本原的哲学时间观是对立统一的。也就是说，“古”与“今”作为一般时间观念时是相对的(即“古犹今”)，代表某一历史阶段时是绝对的(即“古早于今”)，而从根本上说是与客观存在的时间没有对应关系的(即“无古今”)。这三种不同向度或量度或维度的时间观，在《老》、《庄》中经常交叉出现，容易混淆。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意思是能“与时俱化”、“不囿于故”。“年六十”是一个模糊又准确的时间概念，不单是指“六十岁”与“六十岁之前”不同，也不止是指“每一年”与“前一年”情况不同，而是指在这“六十年”中时时刻刻都在变化，都没有停留在过去的时间里。结合前文的分析，可以发现这句话跟“与之偕逝”、“与世偕行”、“晏然体逝”等意思是一样的。而要做到“与时俱化”，心态是很重要的，如蘧伯玉“未尝不始于是之而卒诎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年非也”，即从来不以现在来评价过去的是非，也不知道现在所谓的“是”乃是“非”过去五十九年为“非”。换句话说，就是所谓的“不谴是非”(《天下》)，既不否定过去，也不知道“现在”就是对“过去”的否定，一切因任自然时间的运行而变化。为什么是这样呢?道理就在“万物有乎生而莫见其根，有乎出而莫见其门”，即万物总是随时间而变化莫测，不是人的智力所能完全知晓的。而人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皆尊其知之所知”，尊信主观意志所知道的知识，“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后知”，不懂得依靠自己的“不知”而得“知”。对此，庄子对人类的做法表示疑惑不解，并且认为如此反其道而行将逃脱不了悲惨的结局——“已乎已乎!且无所逃”。

庄子假托大公调与少知的对话，阐述了“无为而无不为”的道理。其中，运用的许多比喻与时间问题是很密切的，可以借此说明庄子的时间观。如“四时殊气，天不赐，故岁成”，把四季时节的变化与年终岁成的关系结合起来，说明“四时”变化是自然而然而使“岁成”的，不是受到什么“上天”的特别恩赐才造成的。换言之，这种时间观就是认为时间(包括“时”、“岁”)是客观存在的，是不受任何外力影响的，是自然而然的。从这个基本事实出发，可以推知许多道理，如“五官殊职，君不私，故国治;文武大人不赐，故德备;万物殊理，道不私，故无名”。值得注意，这种由“时”、“岁”自然变化而成的现象，而推知“物”“道”也是自然而然成就的道理，也可看作是从时间角度出发来思考问题，而明白“道”理的——“无名故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再如，“时有终始，世有变化”，此“时”与“世”都是人为规定的历史时间概念，不是指客观的时间。人为规定的“时”，当然是“有终始”的，有“时段”、“时期”、“时代”、“时刻”之义，如说“从何时到何时”、“从2000年到2006年”、“从刚才到现在”等，因此所有“时段”中的“物”(包括“人”)都是“有变化”的。从这句话，也可发现庄子同样具有深刻的社会历史时间观，就是认为世界万物都是随着历史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而且任何事物的变化都有一定的历史时间性(都有起点和终点，有开端和结局，有生有死)。当然，这是立足于“人”而不是“时”的时间观，是从个体而不是从整体出发而得到的时间观。从《庄子》文本来看，既有从整体出发的时间观“道无终始”(《秋水》)，又有从个体出发的时间观“时有终始”(《则阳》)，是对时间问题的两种不同角度的认识——一是相对的主观认识，一是绝对的客观认识。只有充分考虑到这两方面，才能对庄子的时间观有全面的认识。话说回来，从历史“时段”的角度来看“物”的变化，同样可以明显地发现“物”的时间性变化是很微妙莫测的，始终离不开整体中物与物之间的前后因果联系，使事物发展都不具有稳定性，比如“祸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人事的祸与福是此起彼伏的，失意中就隐藏有好处，得意时就潜藏有患处;再比如“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人一旦各逐己见而所向不同，虽然都以为自己是在做“正”事而实际上跟想法都有差别和失误，不可能完全依靠主观意志来改变事物的发展变化。而“无知”的自然界事物变化则不然，“比于大泽，百材皆度;观于大山，木石同坛”，比如在大泽上的各种木材同水漂流(水自流，木自度)，又比如在大山上的树木与石头同时并存(木自长，石自留)。由此反思，自然时间既像那流逝变化的大泽之水波，又像那矗立不变的大山之土坛，而“百材”随波逐流而“皆度”，“木石”彼此无争而“同坛”，说明人类只要彼此都无“竞争”之心，无所谓祸福，无所谓正差，而能随顺自然时间而变化，也能无为而无不为，达到共生共荣的境界。可见，庄子从“时有终始”的时间观出发，来看待时间中事物的发展变化，仍是为了说明人类必须服从时间的规律，安心地随时间变化而变化。

既然“道”与时间，作为变化的根源，都是“无名”的，那么天地万物是以什么为本源的呢?这是一个值得质疑的问题。难怪少知问:“四方之内，六合之里，万物之所生恶起?”少知的问题多了一个前提——“四方之内，六合之里”。值得注意，这个前提乃是以空间方位来规定人的智力所能认识和想象得到的世界，是以人类为中心的天地，而不是完全无边无界、无经无纬的大千世界。《庄子》中都是在这个前提下探讨宇宙人生的，没有超越“四方六合”的概念。对此，大公调认为:“阴阳相照、相盖、相治，四时相代、相生、相杀，欲恶去就于是桥起，雌雄片合于是庸有。安危相易，祸福相生，缓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实之可纪，精微之可志也。随序之相理，桥运之相使，穷则反，终则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尽，知之所至，极物而已。睹道之人，不随其所废，不原其所起，此议之所止。”通俗地说，就是随着历史时间的始终变化，所有一切事物自然都会跟着发生变化，物极必反，始终交替;所有的事物都是短暂的，都会不断向对立面转化。这种变化是客观的，明白了这个道理，也就懂得要任其自然，而不会去追问变化的本源原因。换句话说，万物的生成变化从根本上说是极其玄妙的，是无始无终的，是无法认知的，也就无须追问，所以对世界追根究底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既然万物的本源问题无须追问，那么作为人是该主张有为，还是无为呢?对此，大公调说:“……吾观之本，其往无穷;吾求之末，其来无止。无穷、无止，言之无也，与物同理;或使、莫为，言之本也，与物终始。道不可有，有不可无。道之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为，在物一曲，夫胡为于大方?言而足，则终日言而尽道;言而不足，则终日言而尽物。道、物之极，言、默不足以载;非言非默，议其有极。”通俗地说，“道”与物是时间与存在物的关系，时间之“道”是无本无末、无穷无止的，本来是不可以说时间拥有存在物，但既认为时间拥有存在物就不可以否定它，也就会认为事物的变化是有始有终的，那么也就会出现“有为”和“无为”的不同主张，而不管什么主张都不足以“尽道”，只能“尽物”，因为语言是无法彻底表达思想的，尤其是终极意义上的时间与存在，都不是“语言”或“沉默”的主观形式可以完全表达清楚的，所以必须“非言非默”，才能求道。不难发现，大公调的“非言非默”说是很难理解的，值得反思。从前面的解说可见，人们之所以对“道”或言或默，就是因为主观上有“道”的观念，有历史的时间观念，而“道不可有”，因此只有彻底消除人为的观念，才能做到“非言非默”。简单地说，人只要有主张，就是有个人的目的想法，就是“有为”，也就不“合道”。此篇前面所言“夫师天而不得师天”，与此道理相同，都是为了彻底否定人的主观意志。

在《外物》篇中，也有多处表达了庄子对时间的理解，主要还是历史与时间统一的时间观:

庄子曰:“……覆坠而不反，火驰而不顾，虽相与为君臣，时也，易世而无以相贱。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学者之流也。……小人所以合时，君子未尝过而问焉。……”

在庄子看来，时间世界就像“覆坠”、“火驰”一样永不反顾，不会为任何事物而停留，虽然是“相与为君臣”，有高低贵贱之分，但这毕竟是短暂的一生而已。当这样的世界改变之后(即君与臣都过世)，彼此都形消化物(不再是君臣)，也就没有什么贵贱之分了。这种可以“易世”的时间观，说明庄子对生命时间的看法是与众不同的——一般都认为人只有短暂的一生，而庄子却认为人与自然时间是同样永恒的。但从另外的角度看，庄子又始终认为世界万物是不断变化的，除了时间之“道”以外所有事物都是短暂的。因此，庄子主张人们都应该像“至人”一样“不留行焉”，即不让心思停留在过去，而是与时间世界一直保持同步前进，只活在“现在”的世界中。如果能够这样，事实上也就是没有古今的时间观念，也就不会有尊卑、贵贱、是非之分。由此而言，可以理解“尊古而卑今”或“尊今而卑古”者，并非庄子所说的知“道”者或体“道”者，而只能是“学者之流”——凭主观意志、观念而求学问“道”的人。至于“小人所以合时”，是因为小人有强烈的世俗时间观念，看到生命是短暂的，所以珍惜时间辛苦地劳作。而“君子未尝过而问焉”，是因为君子与小人的时间观念截然不同，只是顺其自然，不与小人计较名利，所以从来不会过问发生过的事。因此，从历史表象上看，小人能够争到更多的个人利益，这对世俗的人来说是时运好的表现，也就是所谓的“合时”。值得注意，此“合时”与庄子的“与时俱化”是根本不同的时间观。

在《寓言》篇中，庄子又以孔子“六十化”的故事，阐明“与时俱化”的道理，再次说明随顺时间自然变化的意义。如:

庄子谓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时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谓是之非五十九年非也。”

这段引文与《则阳》篇“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所表达的思想是一样的，可见庄子对“今是昔非”的时间观是很重视的。所谓“今是昔非”，就是认为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世界万物也不断跟着变化，犹如一直从“非”向“是”而变化。通俗地说，今天是对昨天的否定，现在是对刚才的否定，时间不断地从“昔”到“今”，就是不断地肯定现在而否定过去。如果“昔”不“非”而“是”，那么也就不会被“今”所替代，世界也就可能停留在“昔”而不变，或者说“昔”的世界与“今”的世界就可能同时存在。

在《盗跖》篇中，庄子又假托盗跖、满苟得、知和等人的话语，淋漓尽致地表现了他对生命时间的看法:

(盗跖曰):“……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瘦、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天与地无穷，人死者有时，操有时之具而托于无穷之间，忽然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

满苟得曰:“……故曰:无为小人，反殉而天;无为君子，从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极，面观四方，与时消息。若是若非，执而圆机，独成而意，与道徘徊。无转而行，无成而义，将失而所为。无赴而富，无殉而成，将弃而天。……”

知和曰:“今夫此人，以为与己同时而生、同乡而处者，以为夫绝俗过世之士焉，是专无主正，所以览古今之时，是非之分也。与俗化世，去至重，弃至尊，以为其所为也。此其所以论长生、安体、乐意之道，不亦远乎!……”

从历史上看，人的生命都是短暂的，寿命长的活上百岁，就是传说中寿命最长的彭祖也没有活上一千岁;中寿的一般是八十来岁，而寿命短的就活不上六十岁，有的人甚至是还没有成年就夭折了。而在这短短的时间里，人还要不断经历生老病死等忧患之事，而很少能过上开心快活的日子，真是“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从根本上看，只有宇宙天地的“生命”是无穷无限的，而人出生入死之事都是有时间性的，如果想要操持有时间性的观念而托存于无穷无尽的时间长河中，就会忽然感到自己的生命时间像快马急驰经过孔隙之间一样短暂。在如此短暂的生命中，不要提那些一心为实现自己的志向和意愿而不顾生命的人，就算是那些想努力修养身心以延长自己寿命的人，也都不是真正“通道”的人。不难发现，庄子假托盗跖说的话既体现了“时有终始”的历史时间观，也体现了“道无终始”的自然时间观，是对时间问题的深刻认识。在庄子看来，人生在世“无异骐骥之驰过隙也”，是无可奈何的，但是有生的日子经常不快乐却是人类自己造成的，是因为人总是有主观意志，企图“操有时之具”来改变自己的命运，而事实上是完全不可能的。既然个体的生命无法永久地存在，那就不要计较生命的长短，而是做到随遇而安，尽量让自己过得快乐。而真正的快乐，不是主观希望的快乐，而是一种没有观念支配的快乐。对于人的观念来说，快乐与痛苦是相对，那么只要人有分别苦乐之心，就一定会有痛苦的感觉。所以，人要获得真正的“至乐”，就应该“体道而行”，归顺无穷无尽的时间世界，弃除历史的时间观念而不要再“操有时之具”。

满苟得的话尽管言简意赅，但所体现的“与时消息”时间观与盗跖是一样的。满苟得认为，对于小人来说只会片面强调“无为”的主张，离开自身去向人追求自然之道，结果是背道而驰;而对真正无为的君子，能完全顺从自然的变化之理，从来不去过问对错，从来不知道要计较枉直得失，形相端正而以自然为终极，面面俱到而观照四方，随顺四时消息而变化;君子能随顺时间变化，所以不知是非而若是若非，执著地跟随时间而机会圆满，独自与时间造化而成就满意，跟时间一道徘徊而不断转变;没有任何想法而得行，没有任何目的而成义，好像是马上就要失去却又立刻得到所为;没有任何追求却能富足，没有任何努力却能成功，好像是将要被抛弃却又返回自然。尽管满苟得的话语很玄乎，但是只要从时间的角度来理解，就能明白其中的道理。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就是说人只要完全不被人为规定的时间观念所制约，就能“与时消息”、“与道徘徊”，与自然时间共享不断更新变化的世界。换言之，就是要“以不变应万变”——以不变之无心应万变之时间。

在知和看来，人一旦有世俗的时间观念，就不能以无意之心而求道，比如，有一个追求名利的人，跟知和是“同时而生、同乡而处”，他以为跟“绝俗过世”的隐士一起，就可以专于无为而主于正道，“所以览古今之时，是非之分也。与俗化世”。这种人敢于丢去至重的生命，放弃至尊的人格，来做他想要做的事，这就是他所用来谈论长生、安体、乐意的道理，事实上也是远离于“道”。从知和的话中“览古今之时，是非之分”，可见庄子的独特时间观:有古今的历史时间观念，是使人产生分别是非的根源。

在《列御寇》篇中，又具体谈到对认识宇宙真理的理解:

小夫之知，不离苞苴竿牍，弊精神乎蹇浅，而欲兼济道物，太一形虚。若是者，迷惑于宇宙，形累不知太初。彼至人者，归精神乎无始，而甘冥乎无何有之乡。

“小夫”与“至人”的区别是完全不同的:“小夫”凭借智力、知识，把力气使在蹇难浅薄的事情上而使精神疲惫，又希望能彻底明白宇宙的真相，而结果是迷惑不解“宇宙”、“太初”而形体劳累;而“至人”没有任何主观意志，把精神都复归于无始无终的时间，而心甘情愿同眠于一无所有的梦乡。不难发现，庄子仍在主张:宇宙真理是不为人的主观意志所认知的，只有放弃所有主观的观念和追求，才能真正进入与自然时间融为一体的境界。

在《天下》篇中，庄子更是直言不讳地袒露自己对生命的理解，使其历史与时间相统一的时间观得到审美精神上的升华:

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

以上引文，既是《庄子》文本的中心思想，也是庄子思想精神的核心，体现了时间观与审美观的高度统一。我们拟在下一章再具体分析，此不赘述。

小　结

通过对《庄子》三篇文本的深入解读，我们可以初步得到如下结论:

一、《庄子》内、外、杂三篇所体现的时间观是一致的，但角度有所不同。《内篇》侧重从“物有终始”的角度来阐发“齐物论”，即认为在时间长河中，所有事物都有时间性，都不是永恒不变的，因此所有事物都没有本质的差别——“万物一齐”(《秋水》)、“道通为一”(《齐物论》)。《外篇》侧重从“道无终始”的角度继续阐明“齐物论”，即认为无始无终的自然时间之“道”，对待万事万物的态度是一样平等的，没有是非、贵贱的分别，因此所有事物始终都在同一个没有本质区别的整体中——“人天一也”(《山木》)。《杂篇》侧重从“时有终始”的角度阐释“齐物论”，即认为人之所以误以为事物是有贵贱分别的，是因为人主观规定“时有终始”，把事物的不断变化看作是短暂的，所以只要祛除人的主观意志就能明白客观事实——“无内无外”(《杂篇·则阳》)。

二、从总的来看，《庄子》文本中对时间问题的思考是相当深刻的，既有世俗的历史的时间观，又有本真的自然时间观，体现了历史时间与自然时间高度统一的时间观。

三、庄子认为，在历史的视野中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但都是有时间性的;而在自然的视野中，没有过去、现在、将来的分别，所有的事物都在无始无终的时间中变化莫测。

四、庄子的时间观，也是一种“道即时间”的观点，说明时间从根本上跟“道”一样是无名无状、无始无终、无穷无尽的，由此主张人类不要有追问时间问题的主观意志，应该“安时而处顺”、“与时俱化”、“与世偕行”，无知无欲地伴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注释】

[1]〔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87年，第21—23页。

[2]〔法〕西尔维娅·阿加辛斯基:《时间的摆渡者——现代与怀旧》，吴云凤译，中信出版社，2003年，第15—17页。

[3]〔法〕艾玛纽埃尔·勒维纳斯:《上帝·死亡和时间》，余中先译，三联书店，1997年，第16—17页。

[4]〔法〕柏格森:《时间与自由意志》，吴士栋译，商务印书馆，1958年，第157—158页。

[5]同上书，第165页。

[6]彼得·柯文尼、罗杰·海菲尔德:《时间之箭——揭开时间最大奥秘之科学旅程》，江涛、向守平译，台北艺文印书馆，1993年，第4页。

[7]同上书，第5页。

[8]〔清〕王先谦:《庄子集解》，中华书局，1987年。

[9]〔清〕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年。

[10]据《天运》和《山木》篇载，孔子西游之际，曾“围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死生相与邻”，但仍击木唱歌，动人心弦。随侍弟子颜回“端拱还目而窥之”。孔子因此担心颜回把自己的问题想得太严重，担心他因心疼自己而造成哀痛伤心，于是就对他进行一番开导。

[11]《易传》中有多次提及“与时偕行”、“与时偕极”的思想，从根本意义上说，跟“与时偕逝”是相通的，也可以说是一致的。当然，《易传》更多是从卦时、爻位的角度，强调为人做事要善于变化圆通。因此，一般情况下，各有所指，不宜等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