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周因明思想探析

智周因明思想探析

智周（公元668—724年）系慧沼弟子，曾在河南濮阳披城寺、定水寺等处传播法相宗的教义，史称“濮阳大师”，并列为法相三祖之一。在日本的法相宗有“四传”之说，其中第三传智凤和第四传玄昉都先后赴大唐从师于智周，故智周又是日本法相宗北寺传的直接师承。在因明方面，智周著有《因明入正理论疏前记》三卷，《因明入正理论疏后记》三卷，《因明入正理论略记》（又名《因明疏抄》）一卷。此三著原本已佚，现在的本子分别是由贤敞和胤兼所校，收于日本的《大正藏·续藏经》第一辑第八十六套第五册和第八十七套第一册中，在由贤敞所作的序中认为，慧沼“虽撰述纂、断，究畅八门要旨”，但“未令于疏文分释，繇旃学者，虚功难以成业者乎，爰濮阳其门人也，惮思研精而考决前哲，宗统噩而以彰灼，前后二记重披二因，玄猷妙晓，自他两益”。智周三著的具体写作时间已难以确定，但从篇名来看，自然是《前记》在先，《后记》随后；而从内容上分析，则《因明疏抄》又是对前、后两记内容的概括和综合，只是文字上比较简略，故又称之为略记，似乎成书最晚。

智周对《大疏》的分释，一直为后世学人所注重，例如凤潭的《瑞源记》中就有大量的引述。近代学者研究汉传因明也总离不开智周的前、后两记。智周对《大疏》的注释十分仔细，其中亦不乏其独特的阐发，以下只是略举一二，管中窥豹而已。

一、《前记》对《大疏》的诠解

1．对“五明”提法的解释

《大疏》卷一，页二云：“菩萨求法，当于何求？当于一切五明处求。”智周解释道：“五明处者，瑜伽三十八云：一内明处、二因明处、三声明处、四医方明处、五工巧明处”，“诸佛语言名内明处，乃至一切世间工巧业处名工巧明处”，又进一步指出：“内明处有二相传：一者显示正因果相，二显示已作不生，未作不得相。因明论亦二相：一显摧伏他论胜利相，二显免脱他论胜利相。声明亦二相……医方明有四种相”（第八十六套第五册，页四百四十八右）。这里的内明就是指佛家教义，而因明则是破敌立自的一门论辩工具学科，这与玄奘、窥基的初衷是一致的。

2．“唯”与从本为论

天主《因明入正理论》首颂云：“能立与能破，及似唯悟他。”对这个“唯”字，《大疏》是从“据多”、“从真”来解释的，能立和能破可以同时悟自、他、证三方面，而后二者皆属“悟他”，故言“据多”。似能立和似能破的悟他作用又是从属于真能立、真能破，故为“从真”。但是，在悟他之前总是先要达到自悟，故智周以为窥基“虽作此答，难犹不尽”，不可避免地还会引起他人的责难。为此，他又补充解释道：“‘唯’者决定，若言少分，何名决定？唯识言‘唯’不据少分而称唯。故今助释云：立破本意但拟悟他，二似亦能分悟他，故置‘唯’言。自悟非本设，虽自悟，故亦不名悟。”（第八十六套第五册，页四百五十一右）这里有两层意思，一是对“唯”字的解释，他认为是“决定”的含义，而不是人们所认可的“仅仅”之义。其次，不同意窥基的“据多”之说，而又提出了“从本”的新解释。在论辩中立论或驳论的本意都不是为了自悟，而是悟他，故能立、能破虽兼有自悟作用而应名之为悟他。应该说，智周的这种解释更为合理一些，故后世学者多用其说，称之为“从本为论”。

3．对“八能立”过分类的质疑

《瑜伽师地论·本地分》中讲因明有八能立，《大疏》按其缺一至缺八组合为二百多种过失。智周不同意这种分类法：“若论其体，瑜伽八中则不得有二合阙成二十八等，何以故？引喻是总阙，引之时，同、异亦阙，故不得也。”这是说，在八能立之中，引喻中已包含了同类和异类，喻缺的过失也就包括了同类缺和异类缺的过失，所以“若准此理，阏一亦更不成八句，阙引（喻）则亦阙同异故……亦不得有阙八等句”（页四百五十二右）。智周在这里区分了“阙”与“总阙”的情况，反对重复计类。

4．对因明论辩学的系统介绍

因明本来就是论辩学、知识论、逻辑学的三合体，陈那、天主的因明比较侧重于逻辑学，对论辩学所述不多，《大疏》亦是如此。而智周的《前记》依据于《瑜伽师地论》而对因明的论辩学内容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和分析，这在汉传因明中也是首次。

第一是论体，分为六论，即言论、尚论、诤论、毁谤论、顺正论、教导论。这是对“论”性质的划分。

其次是论处所，亦分为六，即“王者、执理、淳资、善伴、善解法义、沙门、婆罗门等”。总之，在讲道理的地方才可以进行论辩。

再次是论庄严，这主要是讲语法、修辞等内容：“有五：一者善自他宗，二者言具圆满……三者无畏……四者敦肃……五者应供。”所谓言具圆满是指“具五德：一者不鄙，谓离偏国鄙俚言词，二者轻易，谓所有说皆以世间共用言词，三者雄朗，所谓依义建立言词，能成彼义，巧妙雄壮，四者相应，谓前后法义相符不散，五者义善，谓能引胜生定生，无有颠倒”。这是要求论辩中的用语不能粗野生僻，而要通俗易解，准确同一。无畏是指“处大众等中，其心无有下劣忧惧，身无战汗，面无怖色，音无塞吃，语无怯弱”。这些是指正确的辩态、形象及心理素质等方面的要求。所谓敦肃是指“敦肃待时，方说而不缓速”，这是说该言则言，不该言时需待时而发。所谓应供是要“为性调善，不恼于他”，“言词柔软，如对善友”（页四百五十四左）。这些要求既是辩态又是一种辩德，是从立场、观点、方法的一致性来要求的。智周又把《对法论》中的论庄严部分来作一比较：“对法有六、四为辩才，五者敌，六者应供，余皆同此。然彼论释言应供者谓立性圣和，发言谓善，方便随顺敌论者心。”（页四百五十四右）

5．对《理门论》本颂的解说

陈那《理门论》在总结九句因时有一颂曰：“于同有及二，在异无是因，翻此名相违，所余皆不定。”神泰认为这是“根本论正颂”，故称之为本颂。而慧沼《义纂要》中则认为此本颂系足目或世亲的《论轨》中引来的（页四百二十六）。日本学者宇井伯寿考证，认为在足目《正理经》中并无此颂，仅在正理派的乌地阿达克拉和婆恰斯巴提密拉斯的著作中见引，而他们都是晚于陈那时代的，故认为慧沼之说为杜撰。^[1]但智周在《前记》中仍然强调：“引本颂言者即是足目所造之颂，以足目是根本造因明者。”这比神泰讲得更为肯定，而且智周又说，这一说法是“内外共许”，也就是说为当时佛家内外都认可的。由此看来，此说非慧沼一人之见，当为唐代诸师之共许，故需进一步探究。

此外，关于品和法的区别，九句因和四相违的关系，阙支过失及真唯识量等问题，《前记》都有专门的阐述，不再一一细表了。

二、《后记》和《因明疏抄》的义理阐发

《后记》和《因明疏抄》从内容上看仍是对《大疏》的分释，有些是与《前记》重复的，但亦有相当多的补充、删略、修改，在文字上更为明确和概括，显示了智周对《大疏》研究的深入，以下略举几例来说明：

1．修正

《大疏》文首讲到佛“归真寂于两河”，《前记》解释为印度的恒河、跋提河，而《后记》订正为“生死涅槃名为两河”，“大师在两河中间入灭……表生死中而有涅槃，涅槃不离于生死”（第八十七套第一册，页一左）。

又如，《大疏》开卷有“空桑启圣”一句，《前记》释云：“此是山名，宣尼生处。”《后记》补充道：“按干宝《搜神记》云……空桑者，地名，在兖州界。”《因明疏抄》进一步细释云：“干宝云：孔子母徵在有娠，梦黑帝曰‘乳必于桑之中’，遂生孔子。空桑之地邹鲁文儒，自孔子咸也。又云：空桑者东山名，孔子生。”（第一册，页二十九左）

2．增补

例如，对《大疏》中的“举真摄似”之说，《前记》只是简单地释为“因明名通”、“正摄似”（第八十六套第五册，页四百五十右），《后记》进一步归纳为“三释”：“名为因明，但举其真，即摄似故”，“或兼明之……真者正为因明，似者兼之”（第八十七套第一册，页二左）。

又如，疏解因明之“明”字，《因明疏抄》又补充道：“明有二义，一者明解，即属敌者智了因，二者明显，即是立论者智生因等。”（第一册，页三十左）

3．综合和概括

例如，关于宗是能立还是所立的问题。《前记》云：“因喻二种定唯能立，宗则不定，因喻成边，则名所立，若宗成彼自性差别，宗则能立。”（第八十六套第五册，页四百五十一左）《后记》进一步综合概括为：“同喻名为能立，今古共同，唯宗一个，古今稍异，或为能立，或为所立，由不决定故，所立宗不是因明……总宗望因喻即所立，若自性差别为所立即唤宗而为能立，亦是不定。”（第八十七套第一册，页二左）这是说相对于因喻而言，宗支为所立，而相对于宗依而言，宗体又为能立。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一般学者更注重于《后记》，认为《后记》的阐述更为明确、成熟，但却往往又忽视了《因明疏抄》，误以为其篇幅仅有一卷，而不了解这是智周对前、后两记的概括和综合，更为明了简洁，同样应该成为智周因明思想的主要研究资料。

智周以后，唐代虽有道邑的《义范》和道#的《义心》等因明著述，但作为汉传因明发展中的第一个高潮已经过去了。我们可以把玄奘和窥基等初唐诸师看作汉传因明的创始者，而把慧沼、智周看作完善和定型者，而其后在朝鲜、日本乃至在汉地的进一步传习正是沿着这一基本轨道的发展和延续而已。

【注释】

[1]沈剑英：《佛家逻辑》，开明出版社1992年版，第3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