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临济诸禅匠(下)

第二节　清初临济诸禅匠(下)

徐昌治，盐官人(今浙江海宁县西南)。法名通昌，字谨周，别号无依道人。幼习儒，补博士弟子。因听《楞严》有省，转信佛法，礼临济名僧费隐通容为师。著有《祖庭指南》、《般若心经解》、《法苑醒世》等。顺治十一年(1654年)，编成《高僧摘要》四卷行世。《祖庭指南》又称《祖庭嫡传指南》，是以其师费隐通容为禅宗唯一嫡传，而上推至南岳、曹溪直至佛祖的禅宗单传世系，实际上则是临济的单传世系。与其师一样，徐氏也把云门、法眼划归南岳，称“祖(指道一)出临济，沩仰、云门、法眼。”资料因袭《五灯严统》，直接参与了当时的济、洞之争。

顾名思义，《高僧摘要》只是对历代所谓高僧的简单介绍，汉至元代部分主要取材于梁、唐、宋以及如惺的《大明高僧传》，还有惠洪之《禅林僧宝传》、普济的《五灯会元》、志磐《佛祖统纪》、明佚名之《续佛祖统纪》等。该书的主要价值在于记述了明代与清初的一些僧人。据徐氏自己说:

高僧一传，譬如虚空，体非群相，而不拒彼众相发挥。奈传有正有续，若梁若明，计共四帙，俱以十款分类，余讶之曰，有依有傍，怎说绝伦?拘格拘例，哪云独步?

在徐氏看来，前有之僧传，俱以十科分类为体例，既非绝伦，也谈不上独步，故其所传:

止分四卷，名曰《摘要》。第一取道之高，堂堂坐断千差

路，卓卓分明绝去来。第二取法之高，虽云绵密弗通风，古往今来绝间隔。三则取品之高，转处孤危万事休，随缘得旨复何求?群生造化乘斯力，一段灵光触处周。四取化之高，日月照临不到，天地覆载不着，劫火坏时彼常安，万象泯时全体露。⁽³⁷⁾

其以道、法、品、化四科分类，自以为独步绝伦，其实也没有什么创造。加上其出身禅门，写法仍类似灯录。明、清部分所记大多数为临济、曹洞禅僧，内容也多为禅语。作者虽为禅僧，但其身份仍然决定了该书士大夫谈禅的性质。

王瀚，法名戒显，字愿云，亦字原大，号晦山，又号罢翁，江苏太仓人。父梦虬，号暗修居士，笃嗜仙佛，修持四十年，著有《三教真诠》等。

瀚尝从太仓儒生张采受业，崇祯年间诸生。因受父亲学佛的影响，于佛法颇推崇，故与老师张采“商榷古今文艺，极蒙器重；一谈及佛法，便面赤责让”。后“以甲申之变，恸哭别庙，焚书出家”⁽³⁸⁾，投法藏下具德弘礼剃度。“庚寅夏入庐山，遂主席江右。”⁽³⁹⁾瀚虽遁入佛门，却深怀故国之思，曾檄讨顺清的明臣云:

春夜宴梨园，不思凝碧池头之泣；

端阳观竞渡，谁吊汨罗江上之魂。

康熙六年，弘礼卒，戒显继席灵隐寺，是清初弃儒逃禅的著名临济僧人。有《地藏忏仪》、《禅门锻炼说》、《沙弥律仪毗尼日用合参》及《现果随录》行世。

《现果随录》刊行于清康熙年间。它虽然不是关于禅宗的著作，却是一位逃禅者记述明中叶至清初社会善恶果报故事的专著，对于了解明末清初的社会情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虎狼屯于陛阶尚谈因果，也可以说是别开生面之作。书首有介石净寿序。序曰:

夫因之与果，犹形有影焉。形已有焉，则影必从焉。苟欲端其影，先直其形。形直，影恶不端?若不直其形而欲其影端，譬如扬汤而不辍火，虽欲冷无有是处。是我法门之通训，世典亦有之，曰阴德，曰阳报，岂不我之所说因果者哉……其言可徵也。又读其述论，极赞念佛功德，则知莲社中人也。通篇但载所亲闻现业现感现果者及异熟等，非今所取。

以佛家因果说而谈福善祸淫之果报，本来就是佛家思想与中国传统观念的互相结合，其早已积淀在中国民俗文化之中，也是民间佛教扬善止恶伦理观念的思想基础，该序尤其指明了这一点。由其述论，即案语看，戒显也是推尚念佛的，然而，他通篇所谈皆亲见闻之“现报”⁽⁴⁰⁾，而非如其他同类著作大谈来世与“后报”。这些均可见禅宗世俗转向中兼修净土简易法门，以及现实主义的倾向。

如序所言，该书“凡现在因果系亲见闻者皆入此录”⁽⁴¹⁾，收入明、清善恶报应故事103则。每则有标题，末有“罢翁曰”，记述故事的来源并抒发自己的感受。因记述皆为亲见闻者，虽渲染了果报的情节，但其记述当时社会生活以及在社会上不胫而走的新闻，还是比较真实可信的。如卷3《吴江路丛大(即犬)报恩奇冤立雪》记述吴江一事云:

吴江南仓桥世官沈氏，有帐船若干，命仆辈诣乡索租。适一徽商附舟，偶见屠者缚一犬将杀，商即解皮箱赎之，不觉露白。沈仆起害心，遂缚商人入大麻袋沉之河底，船径去矣。所放犬呻吟河岸，乃退缩数十步，奋身跃入中流，衔袋一拖，即奔上岸，如是者数次，袋渐近岸。往来舟子骇绝，以篙一探，即得麻袋，见内有人，为解放倒去水，人渐活。袋上有沈府二字，人皆知为沈官家物也。由是由商牵犬携袋，献之沈府，主命藏之密室。不几宿帐船归，点麻袋独一船少一袋。立问故，仆曰:偶风吹落水矣。主命闭宅门，呼商人与犬出，同谋仆六人皆顿口伏辜。乃鸣官，钉之板门活焚焉。罢翁曰:“此余弱冠时事也，万口传异。”

智旭《见闻录》中也有此义犬报恩的记载，诚如戒显所言“万口传异”，故事发生在池州殷姓棉花商到丁家洲收购棉花时。可见此事在当时有轰动的效应，不为无稽之谈。只是把狗救人的新闻附会为行善的现报，则就显得耸人听闻了。

另外，卷2以《太仓水陆期中神鬼显异》抨击“乙酉(顺治十二年)遍地屠戮，冤鬼充斥”，同样可以视为当时的实录，也显示出作者虽遁入禅门，犹吊汨罗江魂的故国情怀。

超永，字霁，天童下四世的临济宗僧人，著《五灯全书》共136卷，是禅宗灯录中卷帙最多的一部。上始七佛，下至南岳下第三十七世、青原下三十七世，“阅时近三千年，计人数七千余”⁽⁴²⁾，200余万言。书首有康熙三十二年御制序文，已足见该书在清初影响之大了。康熙序曰:

自宗门教兴，曹溪而下五派迭衍，各有撰述。宋景德以后，裒集为《传灯》诸录，嗣是又举契要领，汇成一编，是为《五灯会元》……今圣感寺僧超永，复虑谱牒渐棼，闻见不一，用是旁搜博考，折衷于二编(指《会元》与清海宽之《五灯缵续》)而参订之。删其烦芜，增所未备，以成全书。其用心也可谓勤矣。至于简牍所载互相印证之语，罕譬曲喻，为说甚夥。而其大指要归，亦唯欲去迷惑，以复性真，不越乎闲⁽⁴³⁾邪存诚，牖⁽⁴⁴⁾人为善之意，匪仅有裨于禅宗教旨而已也。

显而易见，康熙并没有把该书视为单纯的禅宗史作，而是强调它既可以去迷惑，复真性，又可以闲邪存诚，牖人为善，也是荫助王化之意。禅宗思想固然有进德增善的伦理作用，但其重心仍在于追求心性之真，强调灯录对人的道德的净化作用，则可以说是康熙这篇序文的鲜明特点，也可以说是清代禅宗入世转向的一种标志。近世佛教同时标举“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因而倡导人生佛学与此也是完全一致的。

康熙三十一年，北京玉泉山静明园古华严寺超揆所撰之序，则主要是针对当时法门纷争而言:

今世法道下趋，邪师辈出，沉湎于势利，攘臂于斗争，喔唯实谲之徒，相与以佛为戏。而语言文字一途，昔用之扬扢宗要，今用之蚀狮身。肩慧命之责者，仰屋扼腕之不暇，尚何所事于发挥揣摩，以表彰从上之法式哉!我雪霁兄为之痛心发愤，乃殚虑竭思，经营铅椠，操三十年之苦心，而脱全稿。

由此不仅可知当时法门争于势利，影响禅宗思想的发展，而且作者对文字禅作了直接和历史的肯定。在他看来，语言文字曾是阐扬宗风的工具，而今却变成嘬蚀禅宗自身的蛆虫，所以超永发愤而撰全书，以振禅风。事实果真如此，还是其他，姑且不论，但从中也可看出清初僧争对禅宗思想发展的恶劣影响，超揆之类的禅僧亦皆在疾首扼腕之中。只是，他所谓“操三十年之苦心”显然有些夸张。据超永自述，自康熙癸亥入京，广徵博采，至康熙三十二年进呈《五灯全书》，请康熙赐序，前后恰好十年(癸亥是康熙二十二年，即1683年至1693年)。他在给皇帝进呈的奏疏中也说“臣僧不揣固陋，用志十年”，可知《五灯全书》成书所费时间不是30年，而是10年。

超永的序和奏疏中还说:

谨以古今遗集，探其事实，其理不当而言冗伪者，则删之，其旨不二而机冥合者，则增之。继而考订宗派，申明大端，不使金溷杂，务期支绪详明。引说辩解，各有根据，靡不穷搜极讨……

历稽从上之遗编，搜索近今之宗派，言无岐辙，语合心灯。

总之，超永既搜讨旧籍，予以增、删，又索求新近之宗师，予以补述，其敢以《五灯全书》自况，实基于此。载入《五灯全书》的禅师，“有录存者，语俱另选，不循旧文；若无录可辑，仍从《灯元》诸书，取要删繁”。也就是说，《五灯全书》力求避免与原有灯录重复，凡有语录行世的，另选前所未载的机缘语句；无语录传世的，则依原有灯录中的内容，但也进行了“删复取要”的整理。另一方面，卷69以后所载世次，即作者新补入的禅僧，包括南岳下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世以及青原下三十七世，则因“支分蕃衍，一时难获全璧，兹则随得随录，但从世次，而拂拘嗣法之前后”。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语俱另选”，“取要删繁”，“随得随录”，这三条原则也就使该书与其前后刊行的其他同类作品相比，价值远在它们之上，与《五灯严统》之疏陋偏激，尤不可同日而语。这里均不再一一引述。

超永作为一个临济僧人，也把云门、法眼划归南岳，也持两道悟之说，这大概是难以避免的争端，因此，又激起洞上僧人之怒，争论也载之笔端。瑞白明雪再传弟子拙庵智朴著《存诚录》初刻、二刻以争之，《电光录》又有《与超永五书》，其第二书指责超永曰:

作此伪谬之伪书，欺人诳世，清夜思之，能无愧乎?永公永公，何所图而云然乎?不过紊乱别人之统系，张大自家之谱牒。如此心行，恐龙天不佑，宪律不容，于宗镜堂中无处着脚，三涂苦趣，置身有地哉!

诅咒之言充斥字里行间，意气也太盛了，故渔洋《蚕尾集》有《答拙庵禅师书》，为此争大泼了一飘冷水。书云:

大刻《存诚》二录，具知卫道苦心。向所以不奉报者，以天界浪杖人与费隐一段公案流传诸方，至今以为口实，似不必又烦笔舌。且张无尽行事污人齿颊，其言何足为有无哉!冤亲平等，岂况斗争，唯吾师裁之。

《五灯全书》之争还涉及缁素两界其他人，内容尚有关涉洞宗世系“五代叠出”的问题(即在芙蓉道楷下有无丹霞子淳等五代)，其事太繁，不再赘叙，详见陈垣《清初僧诤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