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善昭到重显的《颂古百则》

第六章　从善昭到重显的《颂古百则》

应当承认，以不立文字做为禅宗宗风，实际上是慧能以下的事了。禅门五叶七宗，尤其在不立文字上各显其能。他们甚至杜撰释尊拈花，迦叶微笑的故事，说明心心相传的付法方式，也不过是由《坛经》中“不立文字”四字而起的。其实，禅宗的创立，从思想上看是承继了佛家的否定精神以解决空和有之间的对立，并将其发展到了极致；另一方面，名士谈玄，老庄思想的浸渍，全面汲取了道家本体不可言说，言说即失本体的观念(道可道、非常道)，把禅彻底转化为绝对超越的精神本体，而存在于人的知解之外。因此，《坛经》列出所谓外境无情对、言语法相对、自性起用对等三十六对互相对立和依存的范畴，强调以此“解通一切经，出入即离两边”，“于相离相”“于空离空”，否则，“著空，即惟长无明，著相，即惟长邪见”。也就是说，禅不唯在知解之外，而且超越了种种对立，非此也非彼。现有的语言文字既不能摆脱知解，也不能表达这种超越的概念。所以说要“不用文字”。因此，禅门一花五叶，虽在思想上无所建树，但均在入道方法上大做文章，即在“不立文字”上花样翻新。他们强调，禅非智解，智解即迷；提出“说似一物即不中”，“拟议即差，动念即乖”，就是要引导学人用自心去体悟那超越种种对立的真实。临济义玄甚至责骂讲经说法是“把屎块子向口里含了，吐过与别人”，足见对语言文字功能为障道之本已成禅家之共识。因此，他们在通向禅的道路上，力图抛开语言文字，甚至采用常人难以理解的方式:棒喝交驰，扬拳瞬目，指东道西，乃至隐语双关……禅门五家七宗在这个方面可以说各有各的高招。

然而方法毕竟不是目的，只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即实现于相离相，于念不念，念念不住的超越精神，实际上也就是佛家常说的破除一切执障，放下即是的平常之心。事实上，禅固非语言文字所能表达尽致，然仍需借语言文字而显。释尊拈花虽无言，却也是在特殊环境中的特殊言语(动作语言)。所以《坛经》也说“既言不用文字，人不合言语，言语即文字”，“即此二字，亦是文字”。至于那些常把“说似一物即不中”的禅师们，不也是把这些话挂在嘴边并写在纸上吗?当然，他们接引学人采取的种种方法，或不言，或隐言、喻言，都可以说是特殊环境中的特殊语言。更何况，上述不言之言与隐语、喻言固然能启迪学人自得之智慧，却也有使学人茫然不解或驰入歧途之弊端。入宋以来，随着禅宗灯录的刊行，丛林参究公案的风气益盛。宋代禅僧有鉴于此，显然不再拘泥于“文字为障道之本”的定见而将语言文字筑于禅门之外，而是强调“大法非拘于语言，而借言以显发”，说明语言文字与禅的密切关系，从而文字禅不仅在实际上而且在理论上均获得了一席之地。可以说文字禅的兴起是与灯录的刊行同步发展的。文字禅之权舆者，应当说是汾阳善昭的《颂古百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