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与中国共产党应对突发事件能力探析

皖南事变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直接发动的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破坏团结抗战,致使共产党遭受巨大损失的一次重大突发事件。事变给中共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就要求中共具有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放在首位,在危机面前力挽狂澜,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终于化解了可能爆发大规模内战的危机,打退了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有力地争取到中间势力,孤立了顽固势力,改变了阶级力量对比,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

一

蒋介石之所以冒天下之大不韪发动这样大规模的反共事变,是有着深层次原因的。国民党停止内战,承认国共第二次合作,固然是由于日军大举侵华、寇亟祸深,民众抗日呼声日隆之形势所迫。另外,蒋介石曾企图借国共合作寻机吞并共产党,用他的话说是“自信太过”。事实上,经过两年多抗战,中共领导的人民武装迅猛发展,八路军、新四军由成立时的5万余人发展到50万之众,这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恐慌和敌视。而且华中及皖南地区的重要战略位置也一直为国民党顽固派所觊觎。1940年夏秋,围绕中日战争,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蒋介石估计这时反共,英、美、苏不会反对,日本也不会向他进攻,于是决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1940年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委会参谋总长何应钦等致电(即“皓电”)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和新四军叶挺军长,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大肆攻击和诬蔑,要求在大江南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同时把50万八路军、新四军合并缩编为10万人,“皓电”成为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起点。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叶挺等名义复电(即“佳电”)何应钦,据实驳斥“皓电”,且为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同意将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开赴长江以北。12月9日,蒋介石发布命令:限长江以南的新四军于12月31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1941年1月30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次日,他又密令调兵围歼新四军部队。1941年1月4日,皖南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等9000余人奉命北移,6日行至皖南泾县茂林地区时,竟遭国民党军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和突然袭击。新四军奋战7昼夜,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除约2000人突围外,一部被打散,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大部牺牲和被俘,军长叶挺在与国民党军方的谈判中被扣押,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中被叛徒杀害。1月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公然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声称将把叶挺交付“军法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第二次反共高潮达到顶点。

皖南事变给中共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共同抗战的友军于大敌当前国难益深之际,挟其十年之反共成见,对中共所领导的部队同室操戈,致使新四军损失惨重。当江南新四军惨被围歼之际,蒋介石复令20余万军队大举进攻江北新四军,20余万军队包围陕甘宁边区。同时,国民党当局还花费一万万元的碉堡建筑费构建包围陕甘宁边区的碉堡线,把原来用于抗日的军队,用来对付共产党的部队,损害中国的抗战事业,损害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江南新四军根据地也遭受国民党的严重破坏。国民党顽固派在部署围歼皖南新四军时就“正准备大批逮捕,大批杀人,与袭击八路军各办事处”^[1],更有甚者,“西安特务机关对八路军办事处除实行封锁压迫外,竟于前数日将办事处挑水夫绑去,逼其回去在水内施放毒药;桂林军警机关则压迫八路军、新四军驻桂林办事处立即撤退。至对全国各地共产党员及进步分子,则早已事先调查名单”^[2]。面对蒋介石的猖狂进攻和血腥屠杀,华中和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群情激愤,纷纷要求开赴皖南与国民党军作战,为死难者报仇雪恨。在此千钧一发之际,若处理稍有不慎,内战代替抗战,国共关系将走向全面对抗,中国抗战事业和中华民族利益必将遭到巨大损失。但“中国共产党已非一九二七年那样容易受人欺骗和容易受人摧毁。中国共产党已是一个屹然独立的大政党了”^[3]。

二

中国共产党在皖南事变发生前就审时度势,顾全大局,委曲求全,坚决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上高度警惕,军事上充分准备并积极争取中间势力。

思想上高度警惕。早在1940年春,中共就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有所察觉。4月3日,中央发出关于新四军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问题的电报,要求项英做好应对准备。4月26日,中央书记处再次致电项英、陈毅并告刘少奇、张云逸,“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重申:“在团结抗战时期,我军不应向友党后方行动,而应向战争区域与敌人后方行动。”^[4]对项英的犹豫不决提出严厉批评。这个指示到达后,陈毅立刻率部北渡长江,挺进苏北,打破了国民党打算消灭在苏南地区的新四军的图谋。但项英仍固执己见,丧失了转移的时机,对国民党军队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不做准备,致使皖南新四军军部陷入愈来愈危险的境地。10月下旬,针对国民党顽固派蠢蠢欲动、逐步升级的反共活动,毛泽东预先判断出形势:“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我们的对策是稳健地对付国民党的进攻。军事上采取防卫立场,他不进攻,我不乱动。政治上强调团结抗日”^[5]。毛泽东还要求周恩来在重庆加强同苏、英、美等方面的外交人员联络,并“利用时机向国民党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以图挽救”^[6]。

中共在收到国民党顽固派用心险恶的“皓电”后,为坚决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回复的“佳电”中,首先表明八路军和新四军“遵循国策服从命令为捍卫民族国家奋斗到底之决心”。然后针对“皓电”的无理指责就“行动”“防地”“编制”“补给”“边区”“团结抗战之大计”这六个方面作出明确答复。在关于团结抗战大计部分,强调:“抗战至于今日,实争取最后胜利千载一时之机。”“如能坚持团结抗战国策,不为中途之妥协,不召分裂之惨祸,则我中华民族必能……争取独立解放之出路。”接着,电文笔锋一转,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又在策动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的阴谋。最后,“佳电”严正要求国民党“中央对于时局趋向,明示方针,拒绝国际之阴谋,裁抑国内之反动”^[7]。“佳电”发出后,在社会各界产生了强烈反响,得到广泛同情。毛泽东以后总结说:“我们在皖南事变前所取《佳电》的立场,对于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8]

军事上充分准备。收悉“皓电”后,毛泽东迅速电示新四军军部:“你们应立即开始加紧军事政治各方面的准备,补充兵员,厉行整训,征集资财。”^[9]而后毛泽东又在关于对付日蒋联合反共的军事部署致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不论目前采取什么方案,如蒋介石投降日本,最后亦是严重的内战,故整个军事部署,目前即须考虑,要争取动员一切力量争取友军。在“佳电”发出的同时,中央和毛泽东作出严密部署,指示苏北新四军“积极整军,沉机观察”^[10];皖南新四军认真准备北移,于12月底全部开动完毕。对于皖南的情况,毛泽东一再致电项英,催促北移,并在12月26日再次对项英提出尖锐的批评。与此同时,毛泽东为新四军军部的安全转移做着最后的努力。12月27日,毛泽东一面请周恩来继续向蒋介石交涉,要他命令国民党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不得妨碍新四军北移,一面以朱德、叶挺的名义急电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副司令长官李品仙,恳请他们从抗战的利益出发,不要妨碍新四军的北移。但国民党蒋介石只是搪塞。中共中央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即刻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坚持抗日根据地打破顽固派进攻的指示》,指出:蒋介石进攻我军的决心已下,命令“江南部队迅即北移,并从华北派遣一部兵力加强华中外,所有华中及山东的党与军队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为坚持抗日根据地打破顽固派进攻而奋斗”。要求全国各地“对于国民党这一进攻及其在全国的高压政策,必须坚决反对之”^[11]。

积极争取中间势力。1940年6月26日、27日两天,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分析国际形势及其对中国抗战的影响,指出能够推动时局好转的两个因素是:共产党力量的发展和国民党党内与党外存在着广大的中间势力还保存着更多的积极性。这个分析充分体现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思想,并且把“争取中间势力”置于更明显的地位。7月6日,毛泽东又在延安作了《目前形势的特点和党的政策》的报告,他在分析中间势力还保存抗战积极性时提醒大家:“中间势力的成分现在比前次更有了新的补充,把国民党中央军的大部分也放在里面了。中间势力观念在党内尚未普遍,这是要注意纠正的。”^[12]13日,毛泽东又专门谈了团结和斗争的问题。同时,毛泽东积极从事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6月间,他几次会见到延安访问的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等。毛泽东还充分肯定周恩来领导下的南方局工作,特别是统一战线工作有了很大发展,注意了中间势力,并强调今后要更加重视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作。黄桥战役打开了华中抗战的新局面,使新四军在苏北敌后站稳了脚跟。中共中央在黄桥战役后曾多次指示有关方面做好中间势力的统战工作。1940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致陈毅等的电报中指示:“江浙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心”,而这班绅耆“在地方人士中有极大威信”,如果“能够以正确政策耐心地争取他们与我们合作,则对于争取整个江浙民族资产阶级集团以及整个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很大的作用”。为此,中共中央强调要“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提到党的策略原则的高度”^[13]。而后毛泽东的电报中多次特别强调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

1941年1月,由于形势已经难以逆转,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了。中共在事变发生前的准备为事变发生后的成功应对,作了充分的铺垫。

三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处变不惊,冷静分析,正确把握事件的性质和主要矛盾,始终站在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高度,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在危机面前力挽狂澜——政治上全面进攻,军事上采取守势。

政治上坚决斗争,全面进攻。皖南事变发生后由于通信被阻断,三四天后毛泽东才得到确切消息。此时情况已是万分紧迫,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进行政治上军事上的全面大反击。另一种是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取守势。国民党1月17日反动命令将反共高潮推到顶点,国共关系处于异常紧张状态。处于悲愤中的共产党处变不惊,冷静分析,为顾全抗日大局起见,从全国局势出发,决定采取政治上大反攻,军事上取守势的策略。

1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如何应对皖南事变后的形势,发出《中共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指出皖南事变“是抗战以来国共两党间,也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空前的严重事变”^[14],1月17日反动命令表示准备与我党破裂。同时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全面系统深入地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摧残抗日力量的罪恶行径,痛斥其“过去高唱军纪森严国法神圣之滥调,不过是摧残异己阴谋杀人之骗词”。指出“此次事变,并非偶然”,“是整个阴谋计划公开暴露之一部分”。提醒国人,“过去内战之悲惨局面,又有重演之势”,并呼吁一切爱国军民同胞“反对一切破坏抗战、破坏团结之阴谋计划”,“严整抗日阵容,坚持抗日到底”^[15]。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同日,毛泽东又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身份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谈话首先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的十五条反共计划,提出:“目前全国人民的紧急任务,在于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视事变的发展。”但“时局不论如何黑暗,不论将来尚须经历何种艰难道路和在此道路上须付何等代价(皖南新四军部队就是代价的一部分),日寇和亲日派总是要失败的”,并深刻地分析了原因。然后提出了十二条解决办法。毛泽东慎重宣告:“我们是珍重合作的”,“我们的让步是有限度的”,“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16]。谈话还对所谓新四军“叛变”问题进行了有力驳斥。毛泽东的谈话申明了我党坚决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抗日的决心,提出的解决办法既合情合理又切中肯綮,不仅全党一致拥护,而且深受党外人士的好评。这在国际上也引起广泛重视,英、美、苏等国都不支持蒋介石,对他形成很大压力。中共中央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和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军委发言人的身份发表的谈话,是中共方面尖锐地、直接地对抗反动命令所采取的“第一个必要的革命步骤”。

在重庆,1月17日,周恩来得知国民党军事当局发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军长叶挺交军法审判的反动命令后,立刻打电话痛斥何应钦:“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17]随即又驱车到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处,当面提出质问和严重抗议。

舆论上的猛烈进攻。江南惨变,亲痛仇快。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利用其有利地位通过其发言人及重庆《中央》《扫荡》《益世》《商务》《时事》各报纸对“新四军任意污蔑,曲解事实,混淆听闻,即较公正之报纸在言论统治之下,亦不能揭露阴谋,发表公论,致黑白不分,沉冤难明”^[18]。为了突破国民党顽固派对新闻的严密封锁,1月12日,《新华日报》刊登周恩来为创刊三周年所发表的讲话的部分内容,将“新四军”改成“新X军”,“被国民党军队重重包围”改成“被敌寇重重包围”,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13日,中共中央又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向全国各界发出“抗议皖南包围通电”,取得了舆论反击的先机。当《新华日报》揭露事变真相的社论和报道被国民党当局扣压后,周恩来即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登在被扣稿件位置上,18日大批报纸冲破山城的浓雾,在重庆乃至整个国统区都产生了巨大的轰动。蒋介石看到报纸,大发雷霆,说周恩来的题词比一篇社论还重要。同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专门就宣传工作提出了要求:强调在宣传鼓动工作中,应无情地揭露国民党当局一切倒行逆施的黑暗的反动的方面。19日,中共南方局军事组撰写的《新四军皖南部队惨被围歼真相》一文,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秘密散发到重庆全市的许多地方。这打破了国民党的舆论封锁,澄清了人们的疑惑,促使人们认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本质。与此同时,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纷纷举行集会,揭露和抗议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皖南事变。

在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宣传战中,中共中央特别注意“利用英美策动国际舆论,运用中日矛盾在敌伪报纸透露部分真的消息,发动中间分子各界人士用各种方式、不同语调、不同立场主持公道或印发小册子等”^[19]。遵照中央的指示,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中共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新华日报》的工作人员,通过各种途径把反映皖南事变真实情况的材料送给各国驻重庆的使馆、军事代表人员和新闻媒体的记者。1月27日,苏联《真理报》迅速向全世界揭露了他们所了解到的事件真相。而后,斯诺、斯特朗等人关于皖南事变的报道,引起了美英政府的关注。此外,周恩来还会晤了英国驻华大使卡尔,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军事总顾问崔可夫,罗斯福代表居里。居里在了解皖南事变真相后向蒋介石声明:美国在国共纠纷未解决前,无法大量援华,中美间的经济、财政等各问题不可能有任何进展。

中国共产党坚决、猛烈和针锋相对的斗争,使皖南事变的真相得到广泛的传播,争取了各方面的同情与支持,使国民党顽固派空前孤立。更加出乎蒋介石意外的是,1月下旬,日军发动豫南战役,将国民党军队15万人包围在平汉铁路以东。毛泽东评论说:这对蒋介石“是一瓢极大的冷水,把他的全部的幻想打破了”^[20]。

军事上采取守势。1941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明确指示:“八路军、新四军在政治上、军事上应充分提高警觉性和作战的充分准备。”^[21]1月20日,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专门发出关于皖南事变后八路军、新四军紧急工作的指示,要求在严峻形势下八路军、新四军要做好充分的应对准备,“困难是暂时的,前途是光明的,因此,要反对一切悲观失望、无出路、动摇等等情绪”;巩固我军,“加紧军事训练,提高战斗力。”^[22]同时,为了加强中央对军事工作的统一领导,恢复受损的力量,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主席团,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委实际工作由主席团办理”^[23]。并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随即,新四军将领向全国各友军发表就职通电,发誓“誓遵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与万恶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亲日派奋斗到底”。“拒绝内战,一致对敌,民族国家之前途,实深利赖。”^[24]为了配合总体上的军事防御,八路军和新四军还作了一些必要的军事部署。另外,对于皖南失散力量,中央指派张云逸、邓子恢设法派人过江指导。重组新四军,使散落的9万余人的新四军部队又组织起来,有了统一的领导,保存了抗战力量,克服了皖南事变造成的严重损失,免于被国民党各个击破,避免了一场即将发生的大规模内战。

国民参政会上的斗争。国民参政会是国民党对外炫耀民主的招牌,参政会之战是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最后一战。由于皖南事变的发生,各民主党派纷纷表示希望共产党参加会议以缓解国共矛盾,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则表示要在重庆观光国民参政会。实际上,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名单在皖南事变前夕就已公布,名单中包括共产党人。蒋介石为了粉饰两党关系,掩饰罪责,极力主张中共方面的参政员出席会议。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自然不能随便地无条件地出席。鉴于国民党加紧对中间党派的分化拉拢工作,为了进一步揭露国民党的反共行径并团结教育广大中间党派,周恩来约集中间党派代表商谈,以争取得到他们的理解,更提醒中间党派人士不要上国民党的当。而后,毛泽东等中共参政员正式向国民参政会提出了“善后办法十二条”,并提出“在政府未予裁夺前,泽东等碍难出席”^[25],并将此公函送交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同时抄送各党派有正义感的参政员20多人。中国共产党的这封公函发出后,引起国民党的恐慌,中间党派也向国民党施压。由于蒋介石既要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又不肯答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善后办法十二条”,为了打破僵局,维护统一战线,经毛泽东修改审定,又提出中共中央的临时解决办法“新十二条”,要求国民党方面立即停止在全国的反共军事进攻,释放叶挺和皖南所有被捕干部,交还所有人、枪,成立各党派联合会等,蒋介石仍不肯接受。接着,在中共方面参政员未出席会议的情况下,会议选举中共参政员董必武为参政会常驻委员。中国共产党这种坚持原则、光明磊落的立场,得到了左派力量和广大中间势力的同情和支持,使蒋介石在政治上陷入进退维谷的尴尬境地。蒋介石在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演说中,表示“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26]。蒋介石的这番言论实际上说明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的破产。此后曾一度趋于紧张的国共关系又趋向缓和。

结　语

尽管民主革命时期与今天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有很大的不同,突发事件的性质类别与历史时期和党所处的历史方位有重大关系,但是民主革命时期党应对突发事件的策略和经验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皖南事变作为民主革命时期的一个重大突发事件,中共的成功应对为今天我们应对突发事件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现实启迪。

第一,“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这是应对突发事件的首要原则。在艰苦的抗战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具备强烈的忧患意识,随时准备应对风险考验。其实,在抗日战争中,蒋介石是被迫实行抗日的,“对中国共产党所领导之军队,始终视为异己部队”^[27],实行的是两面政策,这个同盟者是不可靠的,我们需要随时做好应对突发事件的准备。“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28]。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能够有效地及时地应对,制止了更严重的后果发生,中共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制定的相应预案起到了重大的作用。

第二,处变不惊,冷静分析,沉着应对。突发事件的发生涉及不同的利益群体,有很强的敏感性和连带性,这就需要从长远考虑,并抓住主要矛盾,即坚持总的政策不动摇,不为一时一事的干扰而转移大方向。中共在皖南事变中表现为既顾全大局,又坚决斗争。面对复杂与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和国民党顽固派步步紧逼的反共分裂活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顾全抗日大局出发,以国家利益为重,及时提出挽救危局的策略和措施。制定出“政治上反击、军事上防守”的灵活策略,正确应对皖南事变后的严峻局势,既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又顾全抗日战争大局,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并最终取得胜利。

第三,把危机转化为发展机遇。突发事件的发生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既然发生了,就要沉着冷静地应对,要努力变被动为主动,创造条件变坏事为好事。中国共产党在处理重大突发事件中不仅善于把危机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程度,而且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把危机转化为发展的机遇。中国共产党在皖南事变中遭受的损失之大为抗战以来之最,但中国共产党的“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29]。有力地争取了中间势力,抗日民主力量得到大发展,国民党顽固派陷入孤立境遇。中国共产党从被动变为主动,由军事上的挫折转为政治上的胜利。

(《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6期)

【注释】

[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页。

[3]《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9页。

[4]中央书记处致项英、陈毅并告刘少奇、张云逸电,1940年4月26日。

[5]《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13页。

[6]《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43页。

[7]《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52-653页。

[8]《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60页。

[9]《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32页。

[10]毛泽东、朱德致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电,1940年11月19日。

[1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718页。

[12]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0年7月6日。

[13]《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7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86-587页。

[14]《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页。

[15]《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22页。

[16]《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6-40页。

[17]《南方局党史资料(大事记)》(一),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134页。

[18]《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

[19]《皖南事变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96页。

[20]《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02页。

[21]《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

[2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3-35页。

[23]《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614页。

[24]《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2页。

[25]《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21页。

[26]《国民参政会纪实》下卷,重庆出版社1985年版,第887页。

[27]《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

[28]《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84页。

[29]《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1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