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夏变夷的历史进程与以理学为宗的确立

第一节　以夏变夷的历史进程与以理学为宗的确立

一、元朝面对蒙汉思想文化冲突的沉重

北方少数民族包括契丹、女真、蒙古族，是只懂马上功夫的游牧民族，“弯弓射猎本天性”，但是一个明显缺少思想文化素养的民族，虽有马上功夫，可称雄于世，但仅此而已。怎样克服自身仗武轻文的弱点，怎样发展民族的生存空间，怎样才能获得治国安民之术，是一个现实的课题。

蒙人本受制于辽、金，崛起于金朝的末期。蒙古人入主中原前还是一个奴隶制社会，其思想文化无疑是落后的，入主中原后，面对的是已实行封建制几百年的、具有先进思想文化的汉族，落后的思想文化如何应对先进的思想文化，是必须破解的难题。

蒙古族是一个长期聚居于北方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面对的是已创造过文景盛世、贞观盛世，在世界思想、文化及经济发展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强汉、大唐这样的强大的民族，如何以少御众，是执政者面临的难题。

元朝建立前长达五百年的分裂与动乱，怎样才能很快消除历史的陈迹，即要开创少数民族对大汉族的统治，又要实现社会的政治统一与思想和谐，这不仅是执政者也是百姓的热切期待。

元朝的思想道德教育一开始就面临一个指导思想如何确立的问题，是维护蒙古族思想文化的正统地位，还是行汉法、崇儒治，推行汉思想文化，这是一场激烈的意识形态之争，也是蒙古色目贵族与汉贵族之间的政治地位的斗争。如果以落后的还处于奴隶社会的意识形态，去抑制先进的封建文化，显然会遇到极大的阻力，甚至会产生破坏性的后果，这是哪一个统治者都不愿看到的。当时“帝中国，当行中国事”、“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的思想为上层社会所接受，占有舆论优势。

二、夏夷胡汉的思想文化的历史融合进程

辽金元不同时期都曾作出汉化教育的不懈努力。

1.辽金时期

引入“三教”化解自然崇拜意识。契丹族生于荒漠，长于骑射，过着游牧生活，其主要意识形态是巫教，是氏族社会的自然崇拜的产物，其祭祀活动，包括祭天地、山川、春秋等，是自然崇拜思想意识的主要传播扩散方式。由于与汉文化的接触与交流，逐渐形成响慕华风、渐习汉俗的社会心理，从契丹国（辽）开始即建立孔子庙，进行公开的祭典，以孔子学说为百代帝王之师，共认“孔子大圣，百世所尊”。马忠保《上皇帝书》中甚至建议，“自今其有非圣帝明王孔孟之道者，望下明诏痛禁绝之”。随后孔庙、佛寺、道观共兴，尊儒、佞佛、宠道，三教共行，通过汉思想道德意识的传播扩散，对整个民族进行全面的改造。女真族原本具有原始的民主意识，君臣议事可杂坐，太宗有过错群臣可对之施行杖罚，而后再致礼示歉，随着汉儒思想文化影响，这种原始民主意识，逐渐淡化。

一方面由于外在的汉思想文化的吸引力，另一方面由于内在的强化集权的需要，金统治层中多自幼学习儒家思想。完颜亮一怀君临天下的政治追求，认为“自古帝王混一天下”，因此他汉化心切。金章宗时已全力推行“变夷狄风俗，行中国礼乐”，以至于如《元史·张德辉传》所载，“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本民族被汉同化。

据《金史·世宗本纪》载，金世宗完颜雍曾于大定十三年（1173年）对皇太子及诸王说及，“汝辈自幼惟习汉人风俗，不知女真纯实之风，至于文字语言，或不通晓，是忘本也。汝辈当体朕意，至于子孙，亦当遵教诫也”。“女真旧风最为纯直，虽不知书，然其祭天地，敬亲戚，尊耆老，接宾客，信朋友，礼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与古书所载无异。汝辈当习学之，旧风不可忘也。”其所强调的是学汉俗不能丢掉胡风。这说明在汉化过程中胡风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也是清醒的。

2.蒙古国时期

成吉思汗使蒙族的野性道德化。毛泽东说成吉思汗（铁木真，1162—1227）虽可算是“一代天骄”，但“只识弯弓射大雕”。其实成吉思汗远非武而不文，可以说蒙古族兴起于成吉思汗通过思想道德教育对蒙族人的原始野性改造的成功。蒙族人原本生活区域为北至菊海（贝加尔湖）南达阴山，有几十个部落，过着游牧生活，思想散佚，道德混乱，沉溺于野性崇拜，把抢劫、暴行、酒色、贪婪看成是豪雄，以之为高尚，予以赞赏，具有原始的野蛮性。正是成吉思汗，不仅是世界的征服者，也是本民族的征服者，他把民族的野性崇拜改变为道德崇拜。

成吉思汗在其成长过程中，看到的是“天下扰攘，互相攻劫，民不安生”的现实（见《蒙古秘史》），于1189年被部族人推上领导地位后，致力于改善蒙族人的素质，经过18年的统一战争，1206年被推举为大汗，统一蒙族后，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使之秩序及正义”，结束思想道德的社会混乱，在社会上崇尚淳朴、强悍与正义，在蒙人的野性基因中注进德性新质，致力于建立社会稳定的道德秩序。在战事中，他以自身的英雄主义气概传染给整个民族，养成骁勇的民族性格、人性化的军事气质，他在军事活动中竭力宣传扩散的是道德价值意识。据《多采蒙古史》载，一次他率军攻打扎兰丁，扎兰丁“脱甲负盾执纛从二十尺高涯上跃马下投，截流而泳”，成吉思汗看到如此壮举，十分欣赏，对身边诸子说，“此人可供诸子效法”。他高度评价作为一个军人的道德价值，他规定凡背弃故主，或擒杀故主前来投降的一律斩首，相反放走故主，掩护故主的，倒予以表彰，竭力化敌为友。他强调战场上不得放弃伤员，战友被俘要尽一切努力抢救，不得轻易让一个士兵牺牲。他戎马一生，却非常关注人性，“人之最勇者无异于速台，长行不疲，不感饥渴，人莫能也，然不可使将兵，盖其视将士犹己也。凡为将者，必须能感饥渴，推己及所将士卒，应使行军有节，爱惜士马之力”。成吉思汗认为，礼乐仪仗、龙辇凤轿，不仅不能凸显自身的尊严，反而会使臣民产生傲气，这不仅不利于团结更多的人，也会使后代耳濡目染，滋长骄心，丧失骁勇奋发本性。他认为越平俗，则越能与民相融合，则越受人尊敬。可见成吉思汗以德化民的思想建设目标是很清晰的。

3.建元初期

忽必烈使蒙族人的胡俗汉化。忽必烈一生戎马倥偬，建元后其治国的指导思想却很明确，重思想道德教育，走文治之路，“法《春秋》之正始，体大《易》之乾元”（《元史·世祖纪一》），“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元史·世祖纪四》）。可见其汉化思想是很明确的。

元初统治者开始清醒地意识到，“祖宗肇造区宇，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于此矣”（《元史·世祖本纪》）。这“武功迭兴，文治多缺”八个字，不仅是对五十年的兴起史的总结，也是对蒙古民族的草原文化特性的概括，也是对现实危机的清醒。开国大臣耶律楚材也十分清醒地意识到“天下可马上得，而不可马上治之”的道理。因此蒙人一入主中原，随即遣人入城，求孔子后，得五十一代孙元措，袭封衍圣公，付以林庙地，以收封一人而安天下之效。元朝统治者接受“孔子为百王师，立万世法”的政治理念，以儒学为“国是”，以弘扬儒道为治国之本，敕建孔庙，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营造“宣尼万世帝王师”的社会舆论，以毛诗、孟子、论语为思想经典，以儒家思想为社会主导思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其尊孔活动比过去各个时代都下功夫，曾采取一系列举措，设置编辑经史机构，大力收集经籍文献，置编修所于燕京、经籍所于平阳，加大文化建设和文化张扬的力度，强化汉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渗透力，努力改变蒙古族兴盛过程中的思想道德教育缺位的状态，改变上马则战斗、下马则牧羊的民风习尚，结束游牧习气，矫正仗武之偏，创崇尚斯文之风，走以文治元之路，强化了农耕文化、游牧文化的交流，也强化了南北文化的融合。

三、独尊理学的主导思想的确立

宋金南北对峙时，声教不通，北方对儒学的最新发展即理学的出现知道不多，忽必烈进兵南宋时，俘获儒士赵复，给予礼遇，延请至燕京太极书院，传授理学，从此理学才广泛地传播开来，受到元统治者的高度重视，认识到理学的治国安民的社会价值。于是元朝官方认定，以程朱理学为国家的统治思想，思想道德教育的主导理论。对此，许衡（1209—1281）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才学与思想深受忽必烈常识，直接影响了忽必烈的思想建设方略，薛瑄说他是“朱子之后第一人”，是朱熹之后继承道统的主要代表。《欧阳元神道碑》评价许衡说：“其为学也，以明德达用为主；其修己也，以存心养性为要；其事君也，以责难陈善为务；其教人也，以洒扫、应对、进退为始，精义入神为终，虽时有枘凿，不少变其规矩也。”当时的金履祥、窦默、姚枢、许谦、刘因、吴澄，后来的宋濂等，都尽心尽力宣扬朱学，把朱熹理学推到至高无上的程度，理学思想的社会普及度相当高。元世祖规定经学当主程颐、朱熹传注。元朝学校里、社会上以“四书”、“五经”为思想之本，以程朱理学为据，研究“四书”、“五经”的风气都很盛，程朱理学在思想道德教育中的主导地位从此确立。

由此可见，元初统治者很清醒，权力必须接受历史传承下来的思想文化的制约，行中国之道，才能为中国之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