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价值创造效率和效益的社会条件

(四)提高价值创造效率和效益的社会条件

价值是人创造的，但创造价值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现实的人，是一个个活动着生活着的个人，是由这些个人组成的众多的群体。既然是众多的个人和群体在创造价值，他们之间就必然会发生一定的冲突和矛盾。人们创立各种经济制度、经济关系、政治制度、礼仪制度、教育制度、文化制度，创立各种规范、各种规则、各种纪律，都是为了规范人们的价值创造活动，也都是与社会总价值的分配相关联的，是通过规定如何分配这些价值，如何分配创造价值所需要的各种资源，来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维持一定的社会秩序，从消极的方面说，是为了防止价值的损耗，防止各种破坏价值创造的行为;从积极的方面说，是为了能够使价值创造工作顺利进行。社会制度的历史发展，社会关系的调整，总体上是向着进步和合理的方向演进的，是向着民主化的方向，向着使众多价值成为可共享的价值的方向演进的。物质价值的共享，精神价值的共享，教育资源的共享，医疗资源的共享，各种机会的平等和开放，这些都极大地扩大了价值主体的范围，也提高了人的生产和人的能力。

社会需要一定的制度和管理，但这些制度的设计和管理工作，都应是为了提高整体的效率，最终是为了人民生活的幸福，因此就必须坚持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要在由各个主体的冲突所造成的价值损耗与为防止、减少这些损耗进行管理而付出的成本损耗之间确定合理的比例关系。如果国家的官吏太多，宣传机构过于庞大，保持庞大的军队和国防开支动用的资源和引起的损耗超出了所欲防止的那些价值损耗，这肯定就是一种得不偿失的选择。历史上那些专制国家，首要目标就是保住政权，所以不惜代价尽量扩大官吏和警察的队伍。它采取的就是牺牲效率和发展而维护政权稳定的方略。现代国家管理均不采取这种思路，都注意不干这种得不偿失的傻事。现代政治学理论中的名言是“最小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其中一条重要理由，就是减少这种自重损耗，可以把更多的资源用于直接创造价值的过程中。

第二，要确定社会管理的合理界限和程度。社会管理的事情越多，范围越宽，管得越细，意味着个人、群体行为的自主性和自由度越小，对其创造价值的限制越多，个人和群体创造价值的积极性就会因此受到削弱，效率就会受到影响。不管不行，管得太多太细也不行。现代的法治国家，就是靠法制管住大的方面，放开小的方面，这无疑是合理的思路。

第三，要合理地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马克思曾经说过，封建时代的一个特征是国家权力控制社会，即我们平时所说的人治社会，其突出的表现是官本位和管本位，通过各级官吏，各个机构，将社会将人民给管起来。现代国家则不同，它不是谁家的私有财产，而是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它虽然也承担着管理社会的职能，但这种管理的职能同时也就是服务社会的职能，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更是应该如此。邓小平就曾说过，管理就是服务，是为了使社会各个方面能够良性运行而服务。各级官员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来管人民的;国家主要是管理官吏，依法对各级官员进行管理，使之很好地为社会和人民提供必要的服务。国家机器必须能够高效率地运转，它只能促进社会各个方面的效率，而绝不应妨碍社会各方面活动的效率。如此来理解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就能发现许多以前所没有发现的问题。

价值创造的过程也是一个充满了矛盾的过程，是一个矛盾不断产生又不断解决的过程。如何处理好竞争与合作的矛盾、平等与效率的矛盾、发展和稳定的矛盾等，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但上面提到的这几个问题是带有原则性的，在这些方面做好了，有一个较好的制度设计原则和制度安排，其他各方面的矛盾和问题就比较好解决了，社会也才能是一个效率较高的社会，是一个价值创造和价值实现处于良性循环的社会。

(原载于《理论与现代化》，2001年第2期)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8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8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