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三个著名口号

踵事增华　发扬光大——恩师陶德麟先生八十华诞感怀

张　兴

我于2007年考入陶先生门下，成为一名博士研究生。转眼三年即将过去，陶先生也将八十大寿了。回想这几十年先生在学术道路上的求实拓新和对晚辈学子的言传身教，以及我这几年跟随他学习的心路历程，不免感慨万千，难以自已。

先生出身文化世家，自幼熟读《四书》、《五经》，能为诗词文赋，雅好翰墨，却没有上过小学，长而读经济学，又受李达先生赏识，终成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家。我尝观其为新出《陶德麟文集》题款，字迹气势宏伟，不觉对先生叹道:前辈学人如先生者虽生于乱世，然尚能承接古人数千年文脉道统，学问有根有本，奈何我辈俗人，大多自幼发蒙，不闻圣人之言，不知对仗平仄为何物，不书不画，懵懂偏失，及长则读数理化和英语，致今如我者，虽为哲学博士，于古文依然半通不通，焉能担当继往开来之重任，都如此，中国文化其将亡耶?先生曰:学贵有恒，许多大家都不是科班出身，如熊十力、黄侃、徐复观等国学大师，多是靠自学成才，也不尽然从小接受经典教育，而都能成功，所以无须气馁。言语之间，态度从容淡定，淳厚亲切，并无怨天尤人之意。

1948年，先生才17岁，面对五四以后儒学备受抨击的局面，时即有作文《儒家思想与民主》⁽³⁾一篇曰:“孔孟即不以‘圣人’名，亦不失为一代政治家与哲学家，岂宜不慎思明辨即全盘唾弃?吾人当探讨而推究之，勿使其光华灿烂永垂不朽之精华湮没以尽也。”他历数孔孟精神与民主之真谛合辙者之大端，并引外国学者来华言论为据:“华莱士先生一九四四年来华时曾有言曰:‘中国原为西方民主政治之主要鼓励者和间接创造者。美国人为世界上最初领导革命，建立宪政者，然其思想及行动之基础皆为西方政治家所奠定，而西方政治家又因为受中国之启发而生。’”通篇文章立论公允，古今素材运用自如，辞章己见极为老练。有最后一句曰:“窃以为儒家思想中有现代民主思想之幼苗，宜踵事增华，发扬光大，而不宜弃若敝屣也。”至今读来仍备觉感人。

溯自1599年(万历二十七年)，徐光启到南京拜访利玛窦，以此为标志，东西方思想开始深入交流。在此后的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中国曾出现三个著名的口号:一是1631年，徐光启有感于中、西天文历数之学相比精粗备缺不同，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新法算书·书总目》)的口号；一是1842年，魏源面对中国科技落后备受欺凌的局面，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海国图志·序》)的口号；一是1898年，张之洞面临晚清季世国家衰败、“学者摇摇，中无所主”的危机，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劝学篇》，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这三个口号虽然不同程度上都肯定了西方的科学和技术，但都坚持中国数千年的思想传统，反对全盘西化。惜乎中国陷于传统农业社会，浑浑噩噩，竟不知世界已入激流浊浪，翻译西方经典、认识西方世界用功不足，至战乱初起，知识界对西方尚没有形成基本的了解，遂酿成1840年以降的弥天大祸。不亦悲乎！

相比之下，在西方，北则有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递兴，南则有波斯人、阿拉伯人递兴，为之打通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先有四大发明传入，为后来的文艺复兴准备物质条件；后有马可·波罗来华，一部《马可波罗游记》(14、15世纪风靡西欧)激起西方人对东方文明多少热忱！随着传教士、外交官、游客、商人大批来华，带回大量对天朝风土人情、历史文化、哲学政治思想的介绍和论述。其中尤以耶稣会传教士的论著和译著影响深远。从1603年利玛窦著成的《天主实义》已能熟练引用中国经典对天主教教义进行论证的情况来看，西方先进学者对中国思想的了解此时已经十分深入，而且此书同时也用拉丁文在西方出版。早在1593年，利玛窦即将《四书》译为拉丁文； 1626年，法国人金尼阁又将《五经》译为拉丁文⁽⁴⁾。之后西方移译中国经典者，多有其人，这使得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有了更直接的文献材料。而由传教活动所引起的“礼仪之争”，即祭天、祭祖、祭孔之礼与天主教教义是否相容的争论，在西方引起轩然大波，受到广泛关注，也起到传播中国文化的作用。18世纪，西方数个世纪以来的东方文化热潮达到了顶点，至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夜，中国的经籍和孔子的学说，已成为当时欧洲知识界的重要精神食粮。中国思想被认为是伦理的、理性的和无神论思想的典范，实为西方启蒙时代确立理性精神、对抗宗教势力和兴起革命运动的助推力量。至于莱布尼茨、沃尔夫、伏尔泰、狄德罗、魁奈、歌德、叔本华等众多西方大哲对中国思想的深刻理解和极端推崇，则已经逐渐为我们所熟知。但是，同期的中国学者对西学经典，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原著，尚未接触一二。以这种封闭的状态，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中焉能不败。

这种封闭固然有一些外部的原因，而且封闭固然造成了不幸的结果，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中国思想自身在道德领域内的优越性也是造成这种封闭的原因之一。直到近代，中国学者虽然经历了鸦片战争之沉痛打击，对中国传统文化犹未丧失信心，魏源遍稽世界各国历史文化地理，论及中国，仍然说:“我最奇者，惟中国之法度，自数千年来皆遵行之，在天下诸国中，或大或小，无有一国能有如此长久之法度也。”⁽⁵⁾这种情况是不能一概斥之为孤陋寡闻和狭隘迷信的。

西方启蒙时代推崇中国文化的原因，盖有数端:一曰实现了柏拉图“哲学王”的政治理想。因为这个原因，甚至东方的专制主义也被他们中的某些人看成是优点。如巴夫尔在《一个哲学家的旅行》中说:“若是中国的法律变为各民族的法律，地球上就成为光华灿烂的世界。你们试到北京，瞻仰一下世间最有权力的人(皇帝)，他就是天的真实美满的象征。”⁽⁶⁾如魁奈在《中国专制政治论》中赞赏以自然法为基础的“合法的专制政治”，也是很好的例子。二曰自然主义和理性精神。西方自中世纪以来，一直是在宗教支配下的社会，理性精神受到教会的极大束缚。而中国思想在那些反对宗教的哲学家看来，是世俗的、理性的，是无神论的或泛神论的，是自然主义的和人道主义的。因此，中国思想在他们那里大受欢迎。甚至到了20世纪，海德格尔对中国的道家思想依然痴迷，他不仅引用《庄子》、翻译《老子》，还在书房里挂上这样一副对联:“孰能浊以止，静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动之徐生?”(《老子·十五章》)⁽⁷⁾三曰重农主义。重农主义(Physiocrats)一词是由希腊文φγοισs(自然)和κραγοs(主宰)合成的，其原则是希望用自然法的权威代替上帝的权威。什么是自然法呢?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魁奈以为，自然法就是中国的天理天则，就是中国先哲之所谓“道”。四曰伦理社会。孔教被认为是以伦理道德为唯一教义的宗教，这很合莱布尼茨“理神论”的胃口。霍尔巴赫有一个主张就是将政治与道德相结合，他认为“中国可算世界上所知唯一将政治的根本法与道德相结合的国家”⁽⁸⁾。而《论语》中所体现出来的中国道德观念之纯粹，中国文学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中国伦理观念之醇厚，皆为西方人所称羡。甚至对于中国的孝道，为西方现代社会立法的孟德斯鸠也表现了很大程度上的理解，他是这样说的:“支那孝之为义，贯彻始终，弥纶天地，盖其所包，实至广尔。是故支那孝之为义，不自事亲而止也，盖资于事亲，而百行作始，彼惟孝敬所生，而一切有近于所生表其年德者，将皆为孝敬之所存，则长年也，主人也，官长也，君上也，且从此而有报施之义焉。以其子之孝也，故其亲不可以不慈；而长年之于稚幼，主人之于奴婢，君上之于臣民，皆对待而起义，凡此之谓伦理，凡此之谓礼经；伦理礼经，而支那之所以立国者胥在此。”⁽⁹⁾可见西方人虽得益于启蒙较早，然而推动启蒙运动并为启蒙运动立法的那些思想家们对于中国思想并非不屑一顾。当代著名的科学史家李约瑟在题为《中国文明》的演讲中说:“当余发现十八世纪西洋思潮多系溯源于中国之事实，余极感欣忭。”⁽¹⁰⁾反观20世纪中国自身文化之凋零，岂不令人痛心疾首。

早在宋代，陆九渊就说过，“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慈湖遗书·卷五》)。此后，“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说法就一直在中国学术界流传。到了明代末期，人们第一次真切地认识到西方不仅出圣人，甚至还有可能超过中国的事实，这个命题一下子变成极有先见之明的口号，在先进人士中间引起了广泛的注意。时贤瞿式榖、李之藻、王家植、米嘉穗、叶向高等人，纷纷引用这个思想。经过清代早期的沉寂，到了魏源的时代，这个口号变成“东海、西海，圣各出而心理同”⁽¹¹⁾而再一次兴起。虽然魏源所说的圣人直接指的是耶稣、穆罕默德、孔子、佛陀等四大教主，并非哲学家，但代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知识分子，如欧阳竟无、陈寅恪、熊十力、钱钟书等人，都对这个口号表示认同。

然而，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国面对“三千年一大变局”(《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十九)》)，中国的文化主体在西方强势文化面前迷茫了。“东海西海，心同理同”的信念消失了。从打倒孔家店开始，中国人全面否定了自己文化传统的现代价值。这里似乎出现了一个历史悖论，同一种文化，如何在西方它是现代主义的启蒙因素，在东方，它却成了阻碍现代化的被动因素呢?

呜呼，中国文化之于近代和现代罹此重难，实乃西方文化的侵略痼疾使然；中国文化之大难不死，则又实赖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功劳。若非俄国革命成功，影响世界格局和中国的革命，中国难免会陷入瓜分瓦解之境。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瓦解之后的中国文化，也许会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大概不会成为一种活的现实。从1840年算起，一代代中国人变法救亡，图存图发展，前赴后继，可歌可泣。他们把眼光投向西方寻求真理，他们先后举起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宪政、民主、科学的大旗，最后归于认定当今之世，只有马克思主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一部中国革命史感动了多少人。

费希特在其《知识学第一篇导论》中说:“你是什么样的人，你便选择什么样的哲学。”中国文化主体于20世纪初期通过血与火的考验，终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然而，其中果然与自身的文化传统没有关系吗?

在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中，“忠恕之道”是一个根本原则。所谓“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所谓“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这个原则的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在西方，孔子学说中的这个根本原则也受到了极大的重视。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殷铎泽极早注意到这个原则，他认为从孔子的这一学说中可以看出东方“圣人”其实具有使徒的资质；伏尔泰则认为这个原则是基督所未曾说到的，因为基督不过是禁人作恶，孔子则劝人行善。孔子的这个原则又是建立在人性本善的基础之上的，东方的性善论也曾在西方引起过不小的涟漪。如号称“欧洲之孔子”的魁奈认为希腊哲学大大不如中国，他的同道博多(Baudeau)则说:“公平善意和自然秩序，在希腊各共和国间始终是没有的。希腊中所载的全是破坏人类和平快乐的陈迹。”⁽¹²⁾基督教本来就有根深蒂固的性恶论传统，孔子的性善论一时又成为西方启蒙运动用来反对宗教的挡箭盾牌。但是，这一切并非随着启蒙运动终结而消失在历史中，它们最终又通过思想的渠道进入了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诚如马克思所言:“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关系。”⁽¹³⁾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直接批判者和继承者。德国哲学家从莱布尼茨开始，历代不乏真正认识到中国哲学的价值的人。莱布尼茨自不必多说，沃尔夫被黑格尔称为“第一个在德国使哲学成为公共财产”⁽¹⁴⁾的人，此人在一次关于《中国的实践哲学》的讲演中极力称赞儒教，稍有轻视基督教的倾向，结果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驱逐出境，命他48小时之内离开普鲁士。康德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一座高峰，被尼采谑为“柯尼斯堡伟大的中国人”。黑格尔基于绝对的理性主义立场，对东方哲学思想颇有微词，但他依然把中国哲学看成是古代仅次于希腊哲学的伟大成就。至于费尔巴哈，则显然对孔子的道德学说十分看重。他在《幸福论》中提到:“中国的圣人孔夫子说凡一个人的心地诚实，他保持对他人如同对自己一样的思维方式，他离不开人的理性本性所赋予人的那种义务的道德规律，所以他就不把自己不愿意别人向他做的事情施诸别人。”⁽¹⁵⁾曾几何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东方古老的道德原理，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被人称道的“道德金律”，甚至比《圣经·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中的“先知的道理”，即“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更加纯粹，因为“先知的道理”说的可能还不过是“己之所欲，亦施于人”。

道德金律正是通过费尔巴哈进入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的，不过它一变而成为共产主义原则。费尔巴哈之所以重视道德金律，是因为他从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中建立起了一种唯物主义的命题——“没有了对象，人就成了无。”⁽¹⁶⁾这个命题暗含着人只有通过对象才能获得其存在的原理。马克思从他自己的对象性概念中进一步得出了必然的结论:“人对自身的任何关系，只有通过人对他人的关系才得到实现和表现”；“人对自身的关系只有通过他对他人的关系，才成为对他来说是对象性的、现实的关系”。⁽¹⁷⁾这就是孔子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理论表达。而这个原理，或许可以称之为“对象性原理”，正是一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论的基本前提，因而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原理。

两千多年前的某一天，孔子困于匡，乃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两千多年后的某一天，熊十力已入暮年，学术后继乏人，“文革”剧起，眼前所见，令他伤心不已，乃念念不止曰:“中国文化亡了！中国文化亡了！”其时，恩师陶先生也被打成“李达三家村黑帮分子”，受到残酷的批斗。次年，又被送去“劳动改造”8年，1974年才得以平反。是年秋，恩师有诗曰:

嬴政奇勋万代彰，焚坑一举欠思量。

人民毕竟非刍狗，坟典何尝尽秕糠。

百代虽行秦政制，今朝难诵旧文章。

马翁遗训昭昭在，莫从廿纪返秦王。⁽¹⁸⁾

历史不免要在惊涛骇浪中为自身开辟道路。恩师自幼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又早已成为一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社会主义中国尚且经历如此惊人的变故，令人不胜唏嘘。不免想起李达老先生与恩师的一次长谈:“马克思主义不是饭碗，而是武器。搞马克思主义的人不能像摆摊子的小贩，天气好就摆出来，天气不好就收摊子。”“讲马克思主义就要敢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言行一致，决不能墙头一棵草，风吹两边倒。”⁽¹⁹⁾在改革开放以来的这30多年的实践中，恩师没有辜负李达先生的殷切期望。他先参加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成为推动中国思想解放的主将之一，后则致力于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历次思想斗争中把握了正确的方向。他坚信，“没有自己的哲学的民族是没有独立灵魂的民族，是没有脊梁的民族，是不能在世界文明史上留下伟大足迹的民族”⁽²⁰⁾，因而晚年又致力于推动中国的哲学创新事业。

进入21世纪，恩师扛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旗帜，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上继续向前迈出坚定的步伐。他指出，“任何思想，如果脱离了民族传统文化，就不可能变成这个民族自己的精神财富，马克思主义也不例外”；“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事业，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世界化的一部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不是用中国的特殊性来取消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的普适性，而恰恰是以这些根本原理为指导来具体分析中国的特殊情况，当然也包括批判地吸收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切积极合理的成分，得出新的结论”⁽²¹⁾。从这些指导思想出发，他进一步探讨了一些基本的理论问题。如在讨论“以人为本”的问题时他指出，“以人为本”(如《管子》的“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一方面是我们民族极其珍贵的精神传统，但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的“以人为本”仍然还是“民本思想”；“以往的一切张扬人、推崇人的理论，其共同的根本缺陷就在于脱离人的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来理解人，把人的本质理解为与生俱来和一成不变的东西”，因而今天我们“应当有分析地吸取和借鉴它们的合理成分，用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以人为本思想的内容”⁽²²⁾。

恩师有一个殷切的愿望，是希望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能够“教给马克思主义说中国话”。他引用黑格尔的话来表达这个愿望，黑格尔在给J.H.沃斯的信中说得好:“路德让圣经说德语，您让荷马说德语，这是对一个民族所作的最大贡献，因为，一个民族除非用自己的语言来习知那最优秀的东西，那么这东西就不会真正成为它的财富，它还将是野蛮的。”“现在我想说，我也在力求教给哲学说德语。如果哲学一旦学会了说德语，那么那些平庸的思想就永远也难于在语言上貌似深奥了。”⁽²³⁾这是恩师青少年时期“踵事增华，发扬光大”之理想在六十多年之后的再一次表达。

恩师即将八十岁了，学生无以为贺，有感于他对于中国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所作的贡献，但我却不善于为文，也不会作诗，遂改杜甫《望岳》一篇以敬，曰:

岱宗夫如何，桃李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文思定国焘。

荡胸出明行，决眦通达道。

亿兆德祥麟，一闾共此陶。

(作者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