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的哲学之思

智慧的哲学之思——读《陶德麟文集》有感

韩庆祥

陶德麟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造诣精深。反映先生思想历程、凝聚先生学术智慧的《陶德麟文集》(以下简称《文集》)2007年9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无疑是国内哲学界的一件大事。《文集》内容丰富、视野宽广，不乏独到的见解与深刻的观点，细细读来，不仅让人叹服于陶德麟先生的哲学智慧，更让人感佩于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热爱与执著。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是《文集》反复阐述的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要坚持，但更要创新，在一定意义上，创新就是最好的坚持。陶德麟先生长期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研究，在此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文集》指出，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是要把视线投向新领域、研究新问题，如果只是在经典作家研究过的问题范围内翻来覆去做文章，就会大大削弱甚至丧失自己的解释力，更谈不上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在研究中也不能盲目“跟风”国外思潮，虽然不是不能做这样的研究，但要分清轻重缓急，不必跟着人家亦步亦趋，人家“热”什么我们就“热”什么。只有密切关注并深入研究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才能切实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与发展，磨练出既高瞻远瞩又精细严密的理论。“我以为当前最需要花力气去研究的还是与我们的现代化和民族振兴有重大关系的哲学问题。我仍然相信理论的生命之源在于社会的需要，人民的需要，并且不是局部的表层的需要，而是普遍的深层的需要。我们在现代化过程中发生的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无一不与哲学有关，无一不需要从哲学的层面提供理论的向导。对这些问题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就未免轻重倒置了。”⁽¹⁵²⁾确实，现实的社会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源头活水，如果脱离了这一现实基础，研究就必然会抽象化、概念化与虚浮化，而对西方研究的“跟风”如果不以自己当下的现实世界为借鉴支点，恐怕也会永远落在别人的后面而苦苦追逐。

《文集》指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中，学风与文风的问题同样十分重要:在学风方面，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避免虚夸不实的毛病；而在文风方面，则要尽可能以简洁晓畅的笔墨讲清复杂道理，避免佶屈聱牙、冗长晦涩的表达方式。“在哲学领域里，要切切实实地分析清楚一个问题，作出合理的说明，把理论向前推进哪怕是一小步，都是非常艰难的精神劳作。许多大哲学家用了毕生的精力也只回答了几个哲学问题。可是在哲学上搞假、大、空也最容易。故弄玄虚，故作高深，用一大堆抄来的或生造的语词来‘讲’自己也没有搞清楚的问题，用空话把问题的症结蒙混过去，尽快地构成体系，我以为是不可取的……中国的哲学家写文章还是尽可能用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语言为好。”⁽¹⁵³⁾这一批判对于当前哲学研究中存在的“熟悉词语陌生化”现象可谓恰当。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决不是靠搬弄几个生僻的、尤其是西方的词语，或抽象地构造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就能完成的。无批判地将西方哲学流派的观点引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反而有可能模糊马克思主义的真实精神。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文集》极为关注的一个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文集》指出，尽管国内的相关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但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来看，认识的深度和广度还有所不足，在一些并非细节的问题上还有不少分歧。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课题继续研究，从中挖掘出更丰富的思想财富，使我们达到与这个过程的实际意义相称的更深刻的认识，从而提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自觉性和规范性，是我们应当担当的重要任务之一。纵观当前国内的相关研究，其主要集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途径、经验，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等方面，而陶德麟先生则独辟蹊径，着重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层面展开研究。这两个层面的研究一个正本清源，一个考察方法，都体现着浓厚的哲学意蕴，实际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在其他层面展开提供了哲学的支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前提性的“元问题”。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能性方面的三种质疑，《文集》进行了集中的批判与阐释。针对有论者认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从苏俄学来，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的观点，《文集》以大量翔实的资料证明，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并不仅仅是从苏俄来的，而更主要地是建立在自己的译介与研究基础之上的。比如，他指出，李达于1935年作为北平大学讲义印行的《社会学大纲》长达425000字，反映了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已有相当系统的研究。这本书不仅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量原著，还分析了1932年才首次在苏联出版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社会学大纲》比斯大林1938年出版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早三年印行，因此不能说中国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是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针对有论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源自“西方语境”，中国人几乎不可能掌握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文集》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诚然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其表述形式也确与中国传统哲学大相歧异，但它的内容却是世界性的，它的基本原理与基本精神思维正常的人都可以理解。针对有论者认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只能是“儒家化”、“封建化”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化”为乌有，马克思主义已经变形走样的观点，《文集》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然包括批判地吸收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一切积极合理的成分，但这与“儒家化”、“封建化”毫不相关。要说马克思主义的“走样”，要看是什么情况的“走样”:从根本上背离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并且朝着倒退的方向“走样”，当然不可取，但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又有所前进，这种意义的“走样”是极大的好事。不允许如此，就等于禁止马克思主义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把马克思主义视为化石，视为教条。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问题上，《文集》着重澄清了两种错误观点。针对解决中国的问题未必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看法，《文集》指出，马克思主义当年成为中国人民救亡图存的思想武器正是时代的选择、国情的需要。“现在的世界格局和中国的国情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更加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振兴中华的惟一可行的道路，其他的道路都只能使中国陷入分裂倒退，沦为资本霸权主义的附庸。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不是减轻了，更不是取消了，而是更必要、更迫切、更艰巨了。”⁽¹⁵⁴⁾针对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原原本本照着马克思的本本找答案，一切结合中国实际的新发展似乎都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文集》指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化和本土化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不把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与不断变化着的中国实际结合起来，不停顿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工作，就解决不了中国的任何问题。

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进行正本清源的研究外，《文集》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独到的观点。在判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功与否的标准方面，《文集》指出，不能把中国化的成果与马克思本人著作的文本是否相符作为判断的标准，而要看中国化的结果对中国革命建设事业是否有利。“以宏大的视野看历史的长过程，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追求的目标和最终的标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与否还是可以判定的。”⁽¹⁵⁵⁾同时，在中国化进程中，不论对待何种错误，都需要遵循历史主义的原则，把它放到当时当地的历史环境中去剖析，这才有助于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此外，在研究的视角和视野方面，要突破现行学科分类的限制，从更具综合性的广阔视野多侧面地进行考察，要具有鲜明的当代意识和鸟瞰世界全局的眼光，要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与各种其他外来思潮以及中国传统思想相互碰撞、相互激荡、相互斗争而又相互吸取的过程。

人学研究也是《文集》的重要内容，《人道主义的哲学基础》、《全面准确地理解以人为本的科学涵义》、《人学研究之我见》等文章反映了这方面的系列成果。《文集》认为，不能将人道主义与抽象人性论等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确曾有过许多批评人道主义的言论，但他们所反对的并不是人道主义的伦理原则，而是它所依据的哲学理论或历史观基础——抽象的人性论。马克思主义主张继承和发扬人道主义是事实，主张否定抽象的人性论也是事实。这两者不仅不矛盾，后者正是前者的前提。“马克思主义正是由于不用抽象的人性论来解释历史，而用唯物史观来解释历史，才使人道主义的伦理原则有了坚实的科学基础，才拓宽和加深了它的内容，加强了它的现实性和可行性。”⁽¹⁵⁶⁾在此意义上，我们必须在科学原则的基础上大力弘扬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

《文集》指出，一方面，当前的人学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人学研究上当然要充分吸收和借鉴西方人道主义和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中的合理成分，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与这两者有着原则的不同，不能混为一谈。马克思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以往所有关于人的理论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把对人的命运的最赤诚的关切与对客观实际的最冷峻的分析融为一体，第一次以科学的实践观为钥匙，解开了人的本质这个千古之谜，对现实世界的人和人的现实世界作出了前所未有的科学分析，阐明了造成人的现实处境的根源和改变这种处境的方法，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的彻底解放开辟了道路，从而造成了人类思想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这一石破天惊的发现使思想史上的千年迷雾为之一扫。从此以后，社会历史不再是无规律可寻的神秘王国，而是可以用科学方法认识和改变的对象。人的解放也不再是悲天悯人的善良愿望，而是可以通过实践活动逐步实现的目标。这是思想史上最具全局意义和长远意义的成果。在今天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研究人的问题，都不应该离开这个正确的观点和方法。离开了这个观点和方法，就如同有了电灯之后还秉烛夜游了。”⁽¹⁵⁷⁾另一方面，既然马克思主义所讲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具体的历史的现实的人，那么，人学研究就应该密切联系当代中国实际，关注生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人，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理论来理解、诠释、运用和发展科学发展观。应该讲，《文集》对于这两方面的分析把握住了问题的根本，在当前的人学研究中，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是否关注现实的人，是能否将人学研究推向深入的关键所在。

以上个人的认识体会，只涉及《文集》中的部分内容。《文集》内容丰富、思想精深，自然绝非一篇短论所能概括。阅读《陶德麟文集》，让我们在感受作者哲学智慧的同时，更让我们感受到作者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那份历史使命感与时代责任感，感受到作者对于自己国家和人民的那份真挚情感。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部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