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的辩证智慧

六、哲学的辩证智慧

学习和研究哲学，既不是为了背记某些现成的结论，也不是为了搬弄某些抽象的名词，而是为了形成真正的哲学智慧———辩证智慧。

哲学的辩证智慧，从根本上说，就是对“知性思维”的超越。然而，值得深思的是，人们通常恰恰是以“知性思维”去理解和解释哲学的辩证智慧;其结果，哲学的学习并没有使人们超越“知性思维”而达到“辩证智慧”，反而是固守于“知性思维”，往往把哲学的辩证智慧变成恩格斯所批评的“在缺乏思想和实证知识的时候及时搪塞一下的词汇语录。”^[12]

在论述“辩证法”的时候，黑格尔曾经深刻地揭示和阐述了对辩证法的种种误解。而这种种误解，都根源于人们总是习惯性地以“知性思维”去对待“辩证法”。探析黑格尔的这些论述，对于哲学思维的训练和形成哲学的辩证智慧，是十分重要的。

黑格尔提出，所谓“知性思维”，主要是孤立地看待事物的规定性，或者使各种规定性处于关系之中，“但仍然保持那个规定性的孤立有效性。”^[13]以这种“知性思维”去看待和对待“辩证法”，就形成了对辩证法的种种误解。应当承认，这些误解一直在阻碍人们形成哲学的辩证智慧。

以“知性思维”去看待“辩证法”，首先是导致黑格尔所指出的“怀疑主义”。黑格尔说:“当辩证法原则被知性孤立地、单独地应用时，特别是当它这样地被应用来处理科学的概念时，就形成怀疑主义。怀疑主义，作为运用辩证法的结果，包含单纯的否定。”^[14]

辩证法是“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15]然而，在“知性思维”中，人们总是把“肯定”与“否定”割裂开来，“孤立地、单纯地”看待辩证法的“否定”。结果，辩证的否定就被曲解为“单纯的否定”，从而导致了否认任何确定性的“怀疑主义”。

以“知性思维”去看待“辩证法”，不仅会孤立地看待事物的规定性，而且会在貌似相互联系的“关系”中，“仍然保持那个规定性的孤立有效性”。这是对辩证法的最为普遍的误解。

辩证法的“矛盾”，是“具体的同一”，而不是“抽象的同一”。“抽象的同一”，是排除差别和具体内容的同一，是形式的和知性的同一。在这种“抽象的同一”中，人的思维始终是“从相同转到不相同”，寻找外在的区别。黑格尔认为，这样的“区别”只是“杂多”，即:它只是表象思维所把握到的事物现象形态的多样性，而不是对象本质自身的关系，亦即不是事物规定性的自相矛盾。与此相反，辩证法的“具体的同一”，是把握到事物的任一规定的“自相矛盾”，即事物的任一规定都既是自我规定、又是自我否定。例如，现代社会中的功利主义与理想主义，在它们的对立统一中，矛盾着的双方都是既自我规定又自我否定的，因而在对功利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理解中，必须保持“必要的张力”，以达到某种“微妙的平衡”。

以“知性思维”去看待“辩证法”，往往把辩证法误解为是一种“外在的技术”。在这样的误解中，人们常常“通过主观的任性使确定的概念发生混乱，并给这些概念带来矛盾的假象。从而不以这些规定为真实，反而以这种虚妄的假象和知性的抽象概念为真实。”^[16]

任何概念都是在特定的“概念框架”中形成相互规定和自我规定，并获得相互理解和自我理解。在任何特定的关系中，概念都具有特定的内涵即规定性。然而，在以“知性思维”看待“辩证法”的时候，却以“主观的任性”去制造概念的“矛盾的假象”。例如，人们常常不以“外延逻辑”与“内涵逻辑”的区分为前提，而简单地断言形式逻辑认为“A就是A”，辩证法则认为“A也是A”。这样的解释，不能不使人对“辩证法”产生怀疑:难道太阳既是太阳又不是太阳吗?或者，月亮既是月亮又不是月亮吗?

其实，辩证法的“A也是A”，既不是指经验表象与对象的关系，也不是指概念的外延与对象的关系。在这两种关系中，都只能是“A就是A”。与此相反，辩证法作为概念的“内涵逻辑”，作为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它从概念的具体的(历史的)规定性中，也就是从概念的相互的(过程的)规定性中去理解概念的规定性，因此，它肯定任何概念的任何规定性都具有“内在的否定性”，并从而提出“A也是A”的辩证命题。例如，人对自己的理解是一个不断深化的历史过程，“人”的概念内涵是不断发展的，因此，在“内涵逻辑”的意义上，“人”这个概念可以说“A也是A”。而如果没在这种“辩证智慧”，就会以“知性的抽象概念为真实”，把“人”视为某种抽象的存在。

以“知性思维”去看待“辩证法”，又常常把“辩证法”看成是一种“主观任性的往复辩难之术”。黑格尔说:“这种辩难乃出于机智，缺乏真实内容，徒以单纯的机智掩盖其内容的空疏。”^[17]这种把辩证法视为“往复辩难之术”的观点与做法，应该说是比比皆是的。

本来，辩证法的“形式是富有内容的形式，是活生生的实在的内容的形式，是和内容不可分离地联系着的形式。”^[18]然而，在“知性思维”的理解中，辩证法却变成了“缺乏真实内容”的、纯形式的“往复辩难之术”。例如，人们在运用“辩证法”时，常常是抽象地“这一方面”与“那一方面”地“往复辩难”，而根本不去触及事物的本质和概念的“联系的必然性”和“差别的内在的发生”。这正如恩格斯所尖锐批评的“官方的黑格尔学派”那样，“从老师的辩证法中只学会搬弄最简单的技巧，拿来到处应用，而且常常笨拙得可笑”^[19]。

在黑格尔看来，“辩证法”乃是一种“内在的超越”。黑格尔说，“辩证法的出发点，是就事物本身的存在和过程加以客观的考察，借以揭示出片面的和知性规定的有限性”^[20]。在这里，黑格尔向我们阐释了“辩证法”的根基:“就事物本身的存在和过程加以客观的考察”。这才是“内在的超越”，而不是“外在的技术”或“往复辩难之术”。

辩证法的“内在的超越”，是认定“凡有限之物都是自相矛盾的，并且由于自相矛盾而自己扬弃自己”^[21]。因此，辩证法是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22]。这种“批判的和革命的”辩证法，是需要艰苦的哲学思维的训练才能获得，并自觉地和合理地予以运用的。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2]参见《爱因斯坦文集》第1卷，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100—101页。

[3]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5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5]贺麟:《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275—276页。

[6]俞吾金:《哲学史: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互动的历史》，载《新华文摘》1997年第3期。

[7]参见M.怀特:《分析的时代》，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7页。

[8]贺麟:《彭基相著〈谈真〉序》，《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124页。

[9]参见冯友兰:《说思辨》，载《三松堂学术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01—302页。

[10]苏珊·朗格:《艺术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2页。

[11]苏珊·朗格:《艺术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4页。

[12]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页。

[13]参见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76页。

[14]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76页。

[15]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

[16]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76页。

[17]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76页。

[18]参见《列宁全集》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7页。

[19]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页。

[20]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78页。

[21]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77页。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