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理性的寻求

(三)辩证理性的寻求

一方面，人类理性信念的变化和主体性原则的兴起是人类精神日益强大起来的哲学表现，不再需要一个外在于人的上帝或实体作为人类绝对安全的保障，人们此生此世的生活是唯一真实的生活，幸福也罢，痛苦也罢，都必须直面生活本身。任何虚矫的普遍理性的寻求都是不必要的。另一方面，主体性原则也不必然导向怀疑主义和非理性主义。黑格尔通过把实体变成主体，实现了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精神与自然的全面和解。尽管黑格尔辩证法表现了特有的本体论上的自我驯服，但它仍然有力地表达了自己时代理性自由的强烈渴求。反对片面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的胡塞尔，更为鲜明地坚持了主体性原则，他同样也力求在意识的意向性本质中获得客观性和确定性，力求揭示出内在的认识何以能够切中外在的实在。

但是，哲学研究中的“主体”必然是概念化了的、人类化了的主体，甚至是客体化了的主体。当维特根斯坦从“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是世界的界限”的思考中看出唯我论是正确的时候，立刻又指出这样说是无意义的。这不仅基于逻辑的理由，而且也有本体论上的原因。因为“主体不属于世界，但它是世界的界限……哲学上的我不是指人，人的躯体或心理学意义上的人的心灵，而是形而上学的主体，是界限”。如果语言的界限是世界的界限，那它就是使用某种共同语言的人们的共同界限，甚至可以说人们就是世界、主体就是客体。可是哲学家或哲学读者直接是个体的主体，哲学倡导的主体性原则一旦被私人经验化，哲学主体性原则就必然走向怀疑主义和非理性主义。

由此看来，现代西方哲学理性主义信念的丧失就不简单地是主体性原则的问题，按照胡塞尔的看法，希腊理性主义的衰落根源于常识和科学的非反思的自然态度。以一种自然态度看待主体，主体即被理解为生活中的功利的个人；用自然态度看待科学，科学也就失去了始于惊奇的纯粹理论态度，而变成了实用的工具。从而一种片面的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就成为不可避免的。这里出现了自然态度和理性主义衰落互为因果的循环论证，在我们看来，原因就在于并不是哲学而是时代造就了人们的基本生活态度。欧洲几百年启蒙文化和科学理性的发展虽然带来了生产的进步和物质的繁荣，但同时也带来了脱离人的科学普遍性的新专制，带来了彻底毁灭人类的新威胁。特别是晚期资本主义文明的强大的同一或同化力量呈现出吞噬一切个体性差异的趋势，启蒙出现了自我否定的辩证法。主体力量的解放也就是主体的自我消解。因此，古希腊自由人面对世界要求获得普遍理解的乐观主义理性精神，面向人生不断追问和寻求人生意义的批判反思精神，必然某种程度地黯淡下来，非反思的自然态度和哲学自然主义、实用主义成为主导的时代精神。

以自然的实用态度还是以反思的纯粹理论态度观照生活和世界，是设定意义标准、区分意义与无意义的深层理性信念的冲突。从科学和常识的自然态度去看形而上学的问题，已经蕴含着拒斥形而上学的信念，自然也会得出形而上学无意义的结论；反之以纯粹理论态度去思考形而上学，也已经蕴含着普遍的理性主义信念，形而上学自然也获得了存在合理性的证明。因此，有意义与无意义就成为有信念与无信念、有理想与无理想的冲突。

信念和理想需要理论的支持和逻辑的论证，而来自时代生活的直觉和信念却是先于理论、先于逻辑的，它甚至难以为理论和逻辑所改变。胡塞尔晚年所说的“生活世界”，不仅把一个久已被人遗忘的先于科学的世界带进了哲学思考的视野，也不仅是基于现象学构造的逻辑需要，而且是重新寻求作为严格的科学的哲学的根基，重新确立无限的普遍理性信念的根基的又一次理性主义的探险。生活世界、交往和对话，成为当代哲学的新话语，这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对实践的关注是相通的。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日常语言和交往对话中，在物质生产和道德实践中，去揭示和建构新的理性主义信念和体系，是寻找失落了的理性主义信念的又一条可行的道路。

哲学理论是某种信念的理论化和逻辑化，哲学命定是理性主义的。哲学上的怀疑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恰恰是极端理性主义的结果。没有对什么深思熟虑的理性思考就没有什么被怀疑，非理性主义的主张也必须理性地诉说才能被人们所倾听。因此只要哲学存在，人类普遍的理性信念就不会消失。问题在于，现代西方哲学对形而上学进行了一番彻底的清洗之后，当代哲学的理性主义重建到哪里寻找新的地基？在充分意识到传统形而上学的种种裂隙之后，新的理性主义哲学如何避免重蹈覆辙？在我们看来，这需要辩证理性的寻求。

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个基本洞见是，形而上学的无限理性追求和本体论构建不是科学知识或经验知识，形而上学的本体不能自身存在，更不能直接地为经验所表象。形而上学是创造的真理，是解释和说明世界的原则和观念构造。即使是物质本体论的物质，也是最高的科学抽象，是用理性创造的最普遍的概念和观念说明世界统一性、内在根据的哲学努力，它不能在经验知识的意义上证伪或证实。从科学知识的意义标准看，一切形而上学的本体论都是无意义的。但人类理性具有形而上学的本能，它总是要超越经验的界限、语言的界限、意识表象的世界界限，追问经验、语言、世界何以可能的内在根据。人类普遍理性追求的形而上学是不会消失的。那么，形而上学如何设定自己的意义标准？形而上学是否仍有“意见”和真理的真实区别？

在康德破解了独断论的形而上学本体论之后，黑格尔用消解和建构的辩证法在对人类精神现象的反思中，在对人类认识史、哲学史的反思中，创造了逻辑学的概念本体论。这种概念本体论的有效性只能靠全部人类认识史来检验。这种历史的、反思的辩证方法虽然是把握绝对的“绝对方法”，但显然包含着在历史中被消解和否定的相对因素，人类认识史的无穷进展也将使逻辑的东西被历史地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本体论缺少内在直观的明证性。胡塞尔在现象学的思路中力图通过我思故我在的自明性，通过内在直观的明证性，在意向性活动与意向性构造物的统一中，重新建立不可怀疑的意识本质结构的本体论。这种内在意识的本体论的有效性诉诸具有同样直观能力的内在意识的确证。这里存在着重重疑难。芸芸众生如何获得与胡塞尔同样的直观能力，意识内在的明证性在意向性构造中究竟能够走多远，显然都是难以说清的。但是胡塞尔现象学的努力并非是无意义的，它至少表明形而上学自身意义标准的设定需要一种个体意识的直觉确证。在我们看来，综合黑格尔和胡塞尔本体论探索的积极启示，有意义的形而上学应当既是历史的、逻辑的，又是内在的、直观的。这类似于中国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的辩证综合。片面执着于历史与逻辑，难免支离破碎，缺少内心的自觉见证；片面强调内在与直观，难免神秘空疏，缺少历史的说明力量。但不管怎样，形而上学的真理和意见只能在形而上学的思考中去判定。

强调形而上学的意义与科学知识意义的区别，既要反对传统哲学无视这一区别而导致的独断，又要反对自然主义和新实用主义混淆这一区别而走向的怀疑主义和非理性主义。同时又应看到，形而上学与科学乃至与常识的区别也仅有相对的意义，夸大这种区别使哲学与科学和常识隔绝起来，就断绝了哲学的生机。常识、科学与哲学是人类统一的意识构架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三者经常性地存在着概念转换。日常语言、生活世界永远是哲学创造的根基。中国儒家讲“道不远人”，人们的日常生活酿造着哲学智慧，先于理论、先于哲学的生活直觉和信念是哲学隐蔽的前提。

最后，在我们关于意义标准的分析中揭示了现代哲学的主体性原则这个隐蔽的前提。按照辩证理性的理解，哲学是人的理性追求的产物，哲学总是人的哲学，主体性原则是哲学的永恒原则。但是现代哲学主体性原则是一种有限的主体性原则，或者是个人主体性原则，这也就是一种有限理性的原则。因而它关于意义标准的设定或者是片面理性主义，或者是非理性主义。要重新确立无限理性追求的信念和理想，就必须确立无限主体性的原则，其理由在于：个体的有限生命总是指向无限的理性追求；主体总是主体间性的人类主体；主体天然地意向性地设定客体，主体总是原初的主客统一体；主体无限理性的信念是无限的追求和意向，而不是占有了某种终极的绝对真理。在破除了某种形而上学的教条之后，在自然主义和实用主义成为一种风尚之后，保持或寻求人类的理性信念和理想，也是中国哲学的使命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