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与社会整合

三、社会发展与社会整合

现代社会无疑需要社会分化，缺乏分化功能的社会是呆滞的社会。但是，能否反过来讲，分化程度越高，社会现代化的速度就越快？在这里，二者之间并没有完全的正比关系。就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来看，社会分化既可能带来社会结构的完善，也可能带来社会秩序的无序。在无序的状态下，社会各种机构和部门在功能上不能得到相互协调、配合，整个社会体系的效率得不到提高。如果无序状态严重的话，整个社会发展还会受到严重阻碍。因此，伴随社会结构的分化，又需要突出整合。如果说，在传统社会中，缺乏分化的自给自足经济还没有使整合成为问题的话，那么，在现代社会中，高度分化的社会结构日益把整合问题提到议事日程。因为，伴随生产分工和社会结构的分化，各个国家都面临着许多共同的难题，这些难题是一般性的社会组织无力解决的，必须由政府出面运用国家的力量予以承担：第一，生产的高度分工要求更广泛的协作；第二，各种生产要素要求按照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进行全社会的调整与组合；第三，日趋复杂的宏观社会发展条件需要统一协调、创立；第四，生产的发展与政治、文化的发展以至整个社会的发展需要相互配套；第五，社会发展与整个人类生存环境必须协调一致，相互补益。所有这些问题都突出了社会整合的极端重要性，以至当代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等研究发展问题的学科都把社会整合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予以研究。

马克思关于“社会整合”的思想主要是通过“社会结合”、“社会协作”等问题来阐述的，其思想主要深藏于对封建社会、亚细亚社会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比较研究之中。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社会发展与社会整合有着密切的关系。整合的程度如何，整合的力量和手段怎样，对社会发展影响甚大，尤其是实现下述形式的整合对于现代社会发展有着直接的影响：

第一，统一国家的形成。这里主要牵涉社会发展与政治结构的关系问题。因为任何国家的经济起飞与社会现代化，都必须在政治上具备这样的条件：国家必须是统一的，而且国家不受任何外国势力的挟制与干扰。国家之所以必须是统一的，原因就在于，国家不统一就不能把全国的人力、物力集中起来，形成统一的力量。在一个各自为政、诸侯分立、军阀混战、弱肉强食的国家，根本谈不上什么发展经济；在一个受到外来势力挟制，毫无统一能力，不能保持民族独立的国家，要谈社会现代化，也只能是一句空话。因此，实现国家的统一与独立，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要前提。对此，马克思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曾以印度为例，谈到国家统一对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使印度达到比从前在大莫卧儿人统治下更加牢固和更加扩大的政治统一，是重建印度的首要条件。”^[16]在这方面。恩格斯更是进行过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闪光的思想。在《论封建制度的瓦解和民族国家的产生》、《关于“农民战争”》以及《暴力在历史中的作用》等文中，恩格斯通过对欧洲一些主要国家的比较研究，尤其是通过对德国、意大利两个国家的解剖，具体说明了国家的统一对现代社会形成的巨大作用。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促成国家统一呢？恩格斯认为，在这种统一过程中，王权是一个重要的进步的因素。因为“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而与分裂成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对抗。在封建主义表层下形成着的一切革命因素都倾向王权，正像王权倾向它们一样”。^[17]

第二，交换媒介的普遍应用。这里所讲的交换媒介，主要是货币。货币虽然早在现代社会出现以前很久就已经出现，但它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发挥的功能大不一样。由于货币在传统社会没有成为普遍的交换手段，因而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在货币没有得到统一、流通范围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很难实现经济的整合，当然也很难谈得上经济的快速发展。自现代社会产生以来，这一切都完全改变了。货币开始成为普遍的交换手段，并成为“市民阶级的巨大的政治平衡器。凡是在货币关系排挤了人身关系和货币贡赋排挤了实物贡赋的地方，封建关系就让位于资产阶级关系”。^[18]货币作为普遍的交换手段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一方面是促进了社会分化，即通过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生产各部门、各产业、行业以至各企业内部的分工或分化，从而带动整个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分化；另一方面则使经济得到了整合：它打破了各地方不同币制的界限，取消了不同的度量衡或价值尺度；它开通了币制的流通范围，使其能够在全国以及全世界市场上通行；它克服了各种币制换算上的困难，便于经济上的统一管理与核算；它取消了以往各种交易方式的差别，使贸易行为日益规范化。所有这些，都客观上促进了经济整合。尤其值得指出的是。货币作为普遍交换手段的通行与发展，大大加速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解体，消除了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长期并存的二元结构，使商品经济居于绝对统治地位，从而实现了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整合。正如恩格斯所说，从15世纪末以来，货币的发展“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使封建主在社会方面甚至有的地方在政治方面从属于自己；即使在农村中，在农业由于特别有利的条件而得到发展的地方，旧的封建桎梏在货币的影响下也开始松驰了”。^[19]总之，货币成了新兴的市民阶级“对付封建主义的有力武器”。^[20]

第三，法律制度的建立。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整合工具。人类最初社会发展阶段以及后来长期延续的亚细亚社会中，由于缺乏社会分化，社会团体与家族基本上是重合的，因而以世系或姻亲为基础的家族力量便成为社会的整合工具。个人并不因不同的社会关系和不同的角色地位而产生不同的行为，而其全部活动则是由在家族组织中的归属及其地位决定的。家族内部严格的长幼尊卑制度，使家族成员首先是作为家族的一分子而存在，其次才是他自己。同时，他个人的价值也是以他在家族中的地位为转移的。这种宗法家族制所造成的必然后果是：习俗、家法就是社会规范。这种宗法家族的力量不仅具有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和同化力，而且具有很强的道德感召力，正因如此，它使传统社会长期得到维持。但是，随着社会分化的发展，这种宗法家族力量很难继续发挥它的整合作用了，代替它的是正规法律制度的出现。正规的法律制度是现代社会的一大标志。它使社会的整合功能从政治权威和宗教权威中分化出来，它不依靠宗教和政治权威解释法律，而是按照社会实际需要尤其经济发展的需要来制定和解释法律。法律制度具有普遍的社会价值，它适用于社会所有成员而不考虑他们的社会背景。正因如此，在中世纪末期，新兴的资产阶级往往把建立法律制度作为对付封建割据、实行统一商品经济的武器。像罗马法的重新发现和利用，便是资产阶级用来冲破封建藩篱，完善市场规则，推进现代社会发展的一大举措。马克思指出：“罗马法虽然是与交换还很不发达的社会状态相适应的，但是，从交换在一定的范围内已有所发展来说，它仍能阐明法人，进行交换的个人的各种规定，因而能成为工业社会的法的先声(就基本规定来说)，而首先为了和中世纪相对抗，它必然被当作新兴资产阶级社会的法来看。”^[21]

第四，文化的认同与交流。文化虽然不是像国家、法律制度以及统一货币那样的“硬件”，但它在社会整合中却是不可或缺的因素。离开这种“软件”，其他“硬件”也很难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历史发展来看，文化的整合功能最初是以文字的形式出现的。因为文字使得社会领域中的社会与文化相分离，使文化系统相对独立，并使文化传统在整个社会中引导价值观念并世代相传。因此历代学者都把文字看作是原始社会与文明社会的区分标准。文字出现之后，人类不再依靠记忆或口头讲述来传播文化，而是借助书面文字来传播文化，因而使以往相互隔绝的社会团体产生交流，协调了社会各团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阶段，文字曾是一些政治权贵和宗教上层人物的特权，用来作为统治社会的工具；而在现代社会中，文字则已被社会全体成员所掌握，促进了社会成员的广泛社会参与，这样便非常有利于社会的整合。继文字出现之后，民族语言(又称语族)的形成又成为新的社会整合工具。像统一国家的建立就是与一定语族的形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恩格斯曾经讲过：“一旦划分为语族……很自然，这些语族就成了建立国家的一定基础，民族［Nationalit－ten］开始向民族［Nation］发展。”^[22]如果说文字、语言还仅仅代表简单文化形式的话，那么，文化传统的形成则代表了文化发展的成熟形态。文化传统往往以一种潜移默化的力量影响着人们的心态，通过价值观念的引导左右着人们的行为。正因如此，文化传统往往像一条无形的纽带，将人们的思想、行为整合在一起。由于这种纽带世代形成，比较坚韧，因而其整合和维系的力量异常强大。社会现代化无疑需要借助这种力量。

整个社会的力量当然远不只上面这些，还有很多方面，像组织管理制度、财产和契约基本原则、宗教、道德规范等都是社会整合的力量与手段。总的说来，只有整合的社会功能与效率，才有整体的力量推进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