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本在于是否有纳税人的同意

根本在于是否有纳税人的同意

黑盾：能不能这样理解，税负的轻重与税制本身的优劣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税制的优劣，根本说来取决于这种税制对全社会和所有人利益总量的增进程度，或者说，取决于人类创建税制的终极目的。就是说，“有钱难买愿意”。

黄钟：不错。税制的根本在于，是否增进了全体国民的利益总量，具体说，在于这种税制是否真正反映了全体国民的税收意志，是否得到了全体纳税人或者代表的同意。如果认为税制的根本在于税负的轻重，很容易陷入逻辑的悖论中。《汉书·食货志上》：“汉兴……轻田租，什五而税一。”可到了汉武帝那里，比秦始皇更厉害。本来，作为向七到十四岁未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税额原本是一人二十钱，可到汉武帝时，不仅增加了三钱，还把起征的年龄降低了。《汉书·禹贡传》里描述了它的祸害：“武帝征伐四夷，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不能说这都是那三钱惹的祸，只有因为其他重负的存在，口赋才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中国历史，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部财政失控史，刘晏、王安石、张居正，这些改革派都不是等闲之辈，可他们照样阻挡不了中国历史的这种“规律”。

英国、美国，它们的历史却是另一番景象。大名鼎鼎的约翰·汉普登出身贵族，是克伦威尔的表兄弟，在剑桥上过学，1621年就被选为国会下议员，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了，可他却是查理一世眼中的“刺头”。1627年，因为抵制查理一世的“强制性借款”，他就被下过一回狱了。可他好像没长记性，后来在征船税这事上，他又挑头和山民们一起抵制，硬是拒绝缴纳区区20先令。家境殷实的汉普登并不缺那几个小钱。他每年的收入估计超过1500英镑。这回，他又吃上了官司。他的律师就辩称：“如果陛下……可以未经议会批准就向被告征收先令……那么基于同样的法律逻辑，这一税额又有什么理由不可能是英镑呢，甚至于无穷大呢？”可是在最后，12名法官还是以高出2票的多数判汉普登有罪，缴纳罚金。爱尔兰总督托马斯·温特沃斯就说：“我希望汉普登先生之流，因受到这次鞭击而变得清醒起来。”可抗税的汉普登成了英格兰的英雄，汉普登之流也没有变得如总督大人希望的那种“清醒”。1640年11月，召开新国会时，汉普登又作为白金汉郡的代表出席。因为在英国，毕竟“王在法下”已经不是一朝一夕的传统，交税可不只是钱多钱少的事儿。宪政问题哪能含糊？如果税必须获得议会批准这个大前提没了，那还谈什么纳税光荣不纳税可耻呢？英国佬甚至认为征税没有议会批准的话，乖乖交税才可耻可恶哩。1629年3月，英国下院通过的决议就称：“不论是谁，要是怂恿或者劝告征收未经国会同意的吨税和磅税，要是充当这种税款的征收者，他就是政治上的谋叛，本王国的重要敌人”“不论商人或其他人，凡自愿顺从或缴纳未经国会同意的吨税和磅税者，就是本王国的敌人和自由的叛逆者。”离开了议会批准，就根本没有皇粮国税天经地义之类的事。

黑盾：是这样，在事关税制的根本问题上是丝毫马虎不得的。1761年2月，马萨诸塞的詹姆斯·奥蒂斯在演说中提出“征税而不准选举代表是虐政”。1762年9月，他在马萨诸塞立法机构宣读了向总督提出的抗议书，声称“对于人民来说，他们是臣属于乔治，还是臣属于路易，是臣属于英国国王，还是臣属于法国国王，这是无足轻重的。只要这两者都是专制的(这是必然的)，只要这两者能够不通过议会而征税，其结果就没有什么差别”。当他读到这里的时候，来自伍斯特的议员蒂莫西·佩因曾经大叫：“叛逆！叛逆！”就是说，暴政、虐政不等于非得是恶贯满盈得像秦始皇和秦二世父子那样，弄得天下民不聊生家破人亡。倘若无视了国民的自治权，比如乔治三世向美洲殖民地征税，那就是暴政、虐政。《独立宣言》历数英王的罪状之一，就是“未经同意向我们征税”。

黄钟：事实上，英国议会想征收的印花税，并不是压在北美背上的最后一根不堪重负的稻草。美国历史学家帕尔默就说，“不论从任何角度来比较，这些殖民地实际上一直是免税的。”实际上，在18世纪60年代，英属北美殖民地每人平均纳税还不到1先令，而英国本土是每人26先令。一个年轻的女仆只需拿出收入的1/200用来交税。照当时大清的臣民来看，就为这么几个小钱，根本犯不着大动干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