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畏遵行法治原则，捍卫民主财税精神

三、敬畏遵行法治原则，捍卫民主财税精神

法治，顾名思义就是依法治理。但究竟法治的内涵是什么，以怎样的法来治理社会，良法还是恶法，等等，对这些问题认识上的不一，很可能带来对法治的误解。而这种误解，今天有，过去也有，陕甘宁边区时期也不例外。

据1944年7月20日《新华日报》“法治与人权”一文记载，当时的衡阳《大刚报》对这一分歧就有详尽的记述：“……一般对法治往往有所误解，以为法治之极，只在要求人民守法。其实法治和非法治(人治)之分，初不在法律之有无，亦不在人民之是否守法。真正的法治和非法治的分别，是在于这所谓法，是否最后渊源于民主的公意。这所谓守法，是否执法机关的本身行为也须依照一定的法律。而法治之极，则不在人民是否守法，而在执法机关的政府本身的一举一行，是否悉合法度。”“法治的真义，不在人民是否有法为‘守’，而在政府官员之是否依法为‘治’。然则怎样才算真正的法治。从政治学的一般的观点看来，至少有下列几点：(一)法治状态下的所谓法，最后必依据于人民的公意而创制，故法治必须以民主为其内涵，倘法律最后决定于个人或少数人的意思，则一切依法，便成为毫无意义……(二)最后而最重要的一点，即在法治之下，一切合法进行的公私行为，非依法律，绝对不能变更之。因为法治的起码要求，在于建立合法的社会秩序，合法的社会秩序之所以能建立，在于一切合法的行为，受到法律的保障。”^［16］在引述《大刚报》的观点之后，《新华日报》精辟地指出：“什么是真法治呢？概言之就是建筑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之上，而作为民主政治表现形态的法治，它必须具有这几个特征：第一，国家必须有一个真正上下共守的根本法——宪法；而从这个根本法所派生出来的一切法律，也为全国上下所一体共守……第二，宪法的作用，主要在保障人民的权利，而限制政府的权力，防止其滥用权力。故国父中山先生说：‘宪法者，人民权利之保障书也。’……在这种原则之下，诚如中山先生所说，政府只是人民的公仆，它没有无限制运用法律的权力，它必须受宪法的支配。同时，在宪法的规范之内，它必须保障人民的权利，不得侵犯。第三，选择保障人民权利的宪法及其所派生的一切法律，其制定权、修改权及废止权，应当掌握在人民手中，或委诸代表人民的民意机关。同时，政府当局不仅要受人民的监督，而且人民应有选举及罢免之权。一句话，要认真实行中山先生的‘民权主义’，要行使直接民权，使人民获有选举、复决、罢免、创制之权。”^［17］

正是在这种正确的法治观指导下，陕甘宁边区时期的财税治理严格奉行并捍卫了民主法治精神。首先，当时的“财税法”比较真实地体现了陕甘宁边区广大民众的财税意志，纳税人真正成为边区财税治理的主体。即每年要收多少税、如何收、如何用等大问题和根本问题，都是由边区人民的代表参议员行使决策权，不是由个别领导机关和领导的意志决定，可以基本反映边区民众的财税意愿。具体做法是，陕甘宁边区的“税法”及其赋税政策，都是在民主选举制的前提下，通过“三三制”构成的边区参议会，即间接通过广大边区民众来实现最终决定。因此，从本质而言，陕甘宁边区的“财税法”有人民群众“同意”的合法性基础，属于“良法”类，进而与缺乏人民群众“同意”合法性基础的恶劣税法有着本质的区别。具体说，与国民党独裁统治下的“财税法”有着本质的区别。国民党独裁统治下的“财税法”反映的只是国民党“一党”专制者的意志，是少数人的财税意志。即收多少税、如何收、如何用等大问题和根本问题，都是由国民党及其官僚机构的意志决定的，人民群众的财税意志基本上是被公开强奸了。

陕甘宁边区的“财税法”及其财税政策不仅仅是给边区人民制定的，同时更是给边区所有政府包括财政税务机关制定的，它是边区政府和纳税人共同遵守的应该且必须如何的涉税行为规则。就是说，边区的“财税法”既是保障广大边区民众纳税权利的利剑，也是防止边区政府滥用税收权力的利剑。在边区“财税法”的利剑下，征税人和纳税人都必须守法从事财税活动，任何人和机构都没有特权逃避“财税”义务，也没有特权扩大自己的权利，特别是政府机关及其公职人员没有特权扩张或者滥用自己的权力。同样，各自的权利也都有基本的保障。

当时边区的“宪法”基本厘清了边区政府与民众以及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权责关系，确立了边区广大民众在财税治理体系中的主体与核心地位。在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和引导下，边区民众的基本共识是——政府产生和存在的依据就是因为广大民众的需要。因此，政府在社会治理以及财税治理中的定位就是服务和保障。就其权力的终极来源而言，它是被管理者，是一种派生的行为主体，是一种受民众委托的公共事务代理人。因此，在陕甘宁边区，财税基本关系是顺畅和谐的，征纳税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是和睦健康的。或者说，主仆关系是正常的，合乎大道的，不存在错位或颠倒的变态与扭曲。

当时边区虽然经济落后，面临革命和抗战的双重任务，但却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初步建立了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包括“财税法”体系。坦率地税，在陕甘宁边区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倡导下，已经初步建立和形成了一整套相对完备的法律体系，“依法行政”“依法治政”已经开始成为边区各级政府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从政的基本共识。就法治体系看，既有规定党的总方针的具有宪法性质的施政纲领，又有规范行政机关运作的行政法规；既有规范经济活动的经济法规，又有公正进行刑事诉讼的程序性法规；既有规定犯罪和刑罚的刑法，又有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障法。而且，在那时，中国共产党十分努力地注意肃清凡事按领导人意志办的“人治”作风，注重树立法治观念，强化依法行政的意识，创建了严格的行政执法制度与公正的司法制度，政府公务人员必须按法定程序依法行政；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审判权，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干预；允许人民派代表陪审和必要时组织临时人民法庭，实行公开审判、巡回审判制；对当事人诉讼权利不加任何限制，不向诉讼人收取任何诉讼费，对穷人提供各种援助，等等。^［18］因此，作为边区法治子系统的“财税法”法治，就因为总系统的良好运行而更显得特别优良和高效。可以说，由于陕甘宁边区初步建立了民主制，解决了公共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因此，在这一前提下，其制定的所有法，包括财税法，就都拥有了合法性的基础，其一切法治活动也就拥有了合法的、优良的法的根据。在民主与法治的互动共振下，边区的天无疑是晴朗的天。因为真实、科学、健康的民主与法治，可以驱散边区天空的阴霾，迎来灿烂的阳光。陕甘宁边区的财税实践告诉我们，只有敬畏遵行法治原则，坚决捍卫民主财税精神，才是财税治理的大道、正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