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精神的民主

（二）作为精神的民主

西方民主制度的产生有它的历史偶然性，但是任何偶然性的背后又都有它的必然性。黑格尔认为，世界理性升起于东方，却落在了西方。他是以这种空间上的变化反映人类理性的时间上的变化，人类理性的这种时间上变化即展现为整个世界史的全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唯心主义的，对此马克思曾给予过深刻的批判。但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又是辩证的，这一点则受到了马克思的高度评价。从本源意义上讲，物质决定意识，存在决定思维，这是真理。但是在历史领域，欲追回到存在与精神的这一本源关系，则要经过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无限循环序列，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状况也就决定了思想家们在解释历史的精神现象时，往往借助历史的存在领地，而在解释历史的存在现象时，则又走进历史的精神王国。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复杂的关系，使得人们在任何一个具体的历史时期或任何一个（或一些）具体的历史事件上都划不清二者的界限。实际情况却是，在“对文化和历史做出因果解释”时，“两种解释（唯物论和唯心论——笔者注）都同样能够做出，但如果这种解释不是作为一项研究的准备工作，而是作为结论，则对于寻求历史真理而言，两者同样没有多少作用。”⁽¹⁰⁾

西方现代民主制度的建立有它的偶然性，说它是偶然性的是因为它的产生有诸多因素，而且其中有许多不确定性因素。反过来这诸多因素则构成了它的必然性。这诸多因素既包括存在的因素（生产方式的矛盾运动），也包括精神的因素。就精神因素而言，西方现代民主制度根源于启蒙精神当是无疑。西方近代启蒙精神就是通常所谓“理性”精神。康德用“敢于知”（dare to know）来概括这种精神。这一概括很精到，但不全面。“敢于知”只是概括启蒙精神中的科学的、理论的、思辨的理性，但没有包括其中价值理性。就民主制度的建立而言，两种理性精神都不可或缺。萨托利将西方民主制度建立的方式划为两类，即大陆类型和英美类型。前者他称之为“理性主义民主”，后者称之为“经验主义民主”。他说：“理性主义民主是以演绎的、严格按照从前提到结论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尽可能严密地做到一环扣一环。而经验主义民主的建立则主要是反馈——从这个意义上说——和归纳因素的产物。”⁽¹¹⁾无论是理性主义的演绎还是经验主义的归纳，都是属于理论理性。但是我们不能据此认为，西方民主制度完全是理论理性产物。理论理性无论是经验主义的还是理性主义的其实都属于工具理性，在对民主制度的建立上它们起的仅是方法的作用。而在这工具理性的背后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价值理性，即对人权、自由、平等的追求。这即是促使西方现代民主制度建立的最主要的民主精神。

民主精神可分成两个层次：自觉的民主精神和不自觉的民主精神。自觉的民主精神也可以说是民主理想，或者说是对民主的自觉的追求。西方近代启蒙运动中的民主精神即是这种自觉意义上的民主精神。此外，还有另一种民主精神，它不是表现为一种价值追求，而是在潜意识的心理层面上，表现在处理事务的方式、方法和态度上。当我们说“家庭民主”、“课堂民主”、“充分发扬民主”时，这里的“民主”精神显然不是对自由、平等自觉追求的精神，而是一种处理问题的态度和方法。如果说前一意义上的民主精神只出现在了西方文化中的话（这即是其偶然性的一个方面），这后一意义上的民主精神则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精神。科恩在阐述民主的心理条件⁽¹²⁾时，列举了九条：相信错误难免、重视实践的验证、持批判态度、要有灵活性、要有现实的态度、愿意妥协、能容忍、要客观、要有信心⁽¹³⁾。这九条即是我们第二种意义上的民主精神。

自觉的民主精神是以不自觉的民主精神为基础的。尽管这不自觉的民主精神是人类精神中普遍存在的，但在具体到某一历史时期、某一民族、某一国家、某一群体时，其存在的程度是有差别的。尽管不可准确计算，但可以肯定地说，只有当这种不自觉的民主精神达到一定程度时，自觉的民主精神才有可能产生。只有当自觉的民主精神产生时，民主作为政治制度才有可能（但不是必然）产生。从不自觉的民主精神到自觉的民主精神，再到民主制度，是个步步递进的过程。这个过程犹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描述的，是人类精神由“意识”到“理性”再到“精神”的过程。（此处的“精神”即客观精神，黑格尔指社会伦理、国家法律之类，我们此处谈的民主制度即是黑氏笔下的客观精神）这也就无怪乎为什么民主精神（作为不自觉的）普遍存在于人类文化中，而民主制度却唯独诞生在西方社会中了。中国、印度、伊斯兰教文化中无疑有某些民主精神，这些民主精神可能是民主制度产生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因此也就不可能从自身文化中产生出民主政治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