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痛”的罂粟花

碉楼：“税痛”的罂粟花

戊子年二月二十日清晨，我坐上旅游公司的大巴，从广东佛山市向开平市的“碉楼”村落奔去。平生第一次在侨乡的水色烟雾中穿行，内心不断放大着对开平“碉楼”的迫切向往。

车行好久，来到了开平最具特色与规模的自力村村口。一下车，扑入眼帘的尽是水乡的美景图画。“碉楼”林立，鸭鸣鸡叫；波光涟滟，小径弯弯；木瓜累累，树木参差；插秧妇女的笑声在稻田里萦绕，崽犬嬉闹着在田埂奔跑。“碉楼”诱惑我急切地扑入她的怀抱，在导游的引导下，我很快沉浸在碉楼的历史与现实光影中……

一

据考证，开平“碉楼”最早建于明代中期。

碉楼，是一种外形与功能酷似碉堡一样的楼房。开平的“碉楼”，其共同的功能在于自卫和防御。但细分的话，又有更楼、众楼、居楼之别。更楼主要为了瞭望，用于打更、放哨与观察，以便抵御土匪的入侵，大多为村民共同出资建造，由村民轮值防守。众楼则为村民共建的居所，是村民共同的避难所。居楼是村民独资兴建的用于家族居住的住所，内有粮仓和比较舒适的生活空间。从其结构与材料看，开平碉楼分为钢筋混凝土楼、砖楼、泥楼、石楼四种。但是，其共同的特点是门窗窄小、铁门钢窗、墙体厚实，墙体上设有枪眼。顶层设有瞭望台，配备有枪械、铜钟、警报器、探照灯、硝镪水等防御装置。碉楼被称为“万国建筑的博览园”，或者洋为中用、中西合璧的典范。

2007年6月，在新西兰举办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与会代表一致通过将“开平碉楼与村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开平如今保护最好的碉楼大多为20世纪的归国华侨所建，它将富丽堂皇的欧美古堡、古希腊的柱廊、古罗马的拱券、哥特式的尖顶、伊斯兰的星星和半月，以及洛可可的细腻柔媚的弧线，拜占庭的圆形穹顶，巴洛克的贝壳、旋涡、山石装饰图案，西班牙的螺旋形铸铁花饰，等等，与中国民间传统的“风花雪月、龙凤麒麟、梅兰竹菊、福禄寿喜”等水乡风情巧妙地糅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整合型的建筑风格，既有欧美式的坚固、棱角与结构，也有东方式的柔和、装饰与志趣，是中西建筑史上建筑文化一次成功的融合与对接，是几代华侨人生梦想与记忆的丰碑，也是开平历史的见证者。

然而，当我们跳出开平“碉楼”的现实，透过“碉楼”展示给我们的美丽现象之际，感性的审美、沉迷或者狂喜，也许会被一种无言的辛酸与悲哀所深深地淹没。

二

一切建筑，无不承载着其设计者及其主人的人生希冀与意志。但作为家居之用的广义民居，其基本功用都应在于满足日常生活需求。固然也有防卫的要求，有炫耀的成分，但是，如果超越生活功能的防卫功能一旦特别突显时，它事实上折射的就是一个时代社会治理水平和质量的衰退与式微，反映着一个社会公共生活总体状况的恶化。因为，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时代，诸如社会治安与防卫等公共产品的供应都是能够满足广大民众人身安全等基本需要的，作为个体的民众，在完课纳税之后，根本不需要再为社会治安，诸如防盗防匪支出新的财富。因此，每一座碉楼，都是那个时代社会治理状况与水平低下失效的见证者与控诉者，是一束“税痛”浇灌出来的美丽的罂粟花。当然，每一座“碉楼”的背后，也记录和见证着一个家族、一个“金山客”的辛酸与荣耀。

透过富丽堂皇的“碉楼”，依稀可以窥见这样的循环链条——因为“税痛”，大批民众流离失所，老无所养，居无定所，小无所教，病无所医，居无所安……因此，社会整体资源水平下降，人口减少，健康、教育水平下降，就业难，生存艰难。最后，为了生存，或铤而走险，或背井离乡……很久以后，一些幸运的“金山客”活下来了，就衣锦还乡，置田建屋，示范故里……但是，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些水，盗贼匪患依旧，社会治安境况更差，依然无法摆脱“一个脚印三个贼”的不安，为了父老妻子的安全，“金山客”不得不构筑碉堡，为原本的家居建筑支付额外的防卫成本。可见，“碉楼”的兴建，本身就是当年的流浪者后来的“金山客”一种无奈之举，是对社会治理者失职的一种控诉与讨伐。只是由于个体力量的微弱与生命的有限，只能采取这种鸵鸟式的生存策略，再次选择苟且偷生的生活方式。在惴惴不安里既想炫耀又怕炫耀，既想安宁于山水间做闲云野鹤状，又担心飞来横祸夺取一切。因此，在富丽堂皇的“碉楼”里，随处可感其主人的不安与恐惧心理，体味一个时代的“税痛”与耻辱。

三

穿越侨乡村落的历史迷雾，笔者实在无法回避既往“税痛”的剧烈与悲哀。在“碉楼”村落当下的辉煌与骄傲里，满目皆是“税痛”的痉挛与挣扎。

据史料记载，1855年至1867年12年间，是开平百姓流入海外最多的年份。因为在这一时段内，开平一带的“土客械斗”整整持续了12年，清政府对此束手无策，严重失职，致使当时的开平社会治安混乱，老百姓人身安全无法保障，大多数老百姓的生存面临严峻的挑战。为了活下去，不少老百姓幻想能在海外撞大运，于是纷纷流落海外，踏上人生的不归路。

而“土客械斗”的导火索，却是土、客人之间特别关注的“学额”问题。“学额”即学生的名额。那时的开平，是一个刚从新会、恩平、新兴等地各划出一块地新建的县，因此，当时的清政府只给开平分配了8名文学名额、8名武学名额。1649年，由于督学惠士奇以“额少人多，奏请广额”，才奉旨升为中县，加4名文学额。但雍正十年，又被减去文学名额3名，武学名额1名。这样，就只剩下16名。结果，土、客两家就因此互相攻讦，虽然清政府在考试的具体技术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相反，却积聚着更大的危机。

据《开平县志》记载，1854年7月，由于“土人”冯滚带领鹤山“洪兵”(天地会组织)攻破苍城(开平县城)后向客家人“打单”勒索被拒绝，征粮人被杀害而引发大规模的冲突，结果，从最初的互相残杀、抢劫妇女财物、放火烧屋(即“铲屋”)开始，互相攻杀，血腥械斗，直至1863年清兵清剿“客匪”才结束，历时12年，以客家人的失败而告终。因此，不少客家人被迫亡命天涯。据史料记载，械斗中双方死亡人数各达50万人之多。此后的境况是：“客匪平后，客籍出境，无人应试。”对此惨状，有诗见证：

杀气销边壤，

干戈忆往年。

万山曾鬼哭，

十里少人烟。

远旅添耕户，

残黎学种田。

一家何主客？

搔首总茫然。

就是到了20世纪初，开平的社会治安状况仍然十分恶劣，惨不忍睹。其乱象简要辑录如下：

1912年11月19日，匪首张绍等劫掳了楼冈学校28名学生，后以万金赎回。

1913年5月，同一伙匪徒又一次绑架了这个学校的18名学生，教员2人。

1914年6月，匪首朱炳纠集党徒千人洗劫棠红乡，残杀乡勇乡民27人，掳男女20余人、耕牛50余头。

1914年8月，匪徒劫侨尾乡李姓全村，掳幼童20余名。

1916年10月，匪徒朱炳焚劫四九独冈杨姓村100余家，掳杀乡里熟人10人……

据粗略统计，仅1912年至1930年间，开平较大的匪劫事件有71宗，杀人过百，掳耕牛210余头，掠夺其他财物无数，曾三次攻陷当时的县城，连县长也被掳走。

正是在这样的乱世之中，由于1922年的一次偶然的防匪成功事件轰动了全县，华侨们才大兴“碉楼”以防身，如今在开平所见的碉楼，大多是在此后兴建的。这次偶然的防匪成功事件是这样的——1922年12月，一伙匪徒在抢劫开平中学时，因为被邻近鹰村人修建的“碉楼”上的探照灯照射而原形毕露，在四处乡团的截击下救回了校长和学生多人。结果，此事在当地影响很大，不少华侨认为找到了防匪的有效方法。因此，开始了大兴“碉楼”的风气，这就形成了今天侨乡的这一特色。“碉楼”在最兴盛的时候，仅开平就有3000多座，目前还存有1833座。

四

然而，在追溯“碉楼”兴起的历史成因中，我们灵魂深处不知要历受多少煎熬与撕裂，在我们频频的审美愉悦中，要直面多少历史的苦痛。严格意义上说，我们宁愿放弃这些审美的旅游，不要什么世界级的“申遗”。因为，如果我们今天享用的一切都是由先人们的生命与鲜血筑就，我们宁愿回归荒凉的山野，依旧过着贫穷的生活；宁愿舍弃一切虚荣的骄傲与自豪，只在我们心中安放人道的圣像。我们坚信，历史未必都需要鲜血染成，兴旺未必都需要暴力打劫。当一切历史的遗址被经济的魔兽任意打扮时，一种最低的人道警惕必须时刻清醒，否则，都会沦落为恶劣、落后文化的帮凶。

其实，所有的匪患盗贼起，治安乱象，大多是由政府的不作为导致的，是政府失职，没有履行本应履行的职责造成的。用现代术语讲，就是政府的公共产品供应不足造成的。具体地说，是政府赋税征用背离其终极目的造成的。自然，在这种背景下建造的一切建筑物，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打上时代的烙印，折射这个时代的赋税之痛。不论其结构与功能，还是其风格与气象，都会记录这个时代及其主人的喜怒哀乐与悲欢离合。开平“碉楼”村落同样如此，尽管今天看来多么值得自豪与骄傲，多么灿烂夺目，多么富丽堂皇，但无论如何，也难以全部遮掩其背影里的辛酸与尴尬。这是一群由“税痛”浇灌的色彩鲜艳的罂粟花。我们只有透过罂粟花的美丽诱惑，才可能看清鸦片的毒性品质。

毋庸讳言，每一座“碉楼”，都是一座“税痛”的警示牌。我们祈祷，但愿至此之后，在中国的大地上，能少些类似的“碉楼”，多些充裕的公共物品，赋税的征用，都能皈依文明的大道，实现其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学有所教，居有所安的千年梦想，能从根本上铲除一切再建“碉楼”的土壤与冲动。

再见开平，再见“碉楼”！

2008.04.06

注释

［1］武旭峰.开平碉楼与村落［M］，广州：广东旅游出版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