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痛”高低争论意义不大

“税痛”高低争论意义不大

记者：近期美国财经杂志《福布斯》发表了2005年度全球“税负痛苦指数”，中国内地的“税负痛苦指数”位居第二。围绕中国内地的“税负痛苦指数”到底是高是低的问题，财经界掀起了一场大争论。在您看来，中国内地的“税负痛苦指数”到底是高，还是低？

姚轩鸽(以下简称姚)：是的，最近很多税收界的权威人士都在争论这个问题，可以说是热火朝天。财政部副部长楼继伟表示，中国税负排名不应该如此之高；中国人民大学安体富教授也认为，中国内地税负全球第二显然是被夸大了，实际上不可能这么高。但安教授同时也认为，内地的宏观税负水平确实偏高。不可否认的是——内心认为中国内地“税负痛苦指数”确实偏高的人士绝不在少数，而企业界几乎是异口同声。

但我认为，对中国内地的“税负痛苦指数”高低的争论，根本说来，意义并不是很大。这是因为，一方面，不论是“高论”者还是“低论”者，双方使用的论证方法都是不完全归纳法，所拿出的支持自己观点的论据都是不完全的。就是说，谁也不可能穷尽所有的论据。因此，类似这样的争论，最终大多会沦为没有“解”的自话自说。另一方面，因为双方所列论据的统计口径不一致，很容易被裹入缺乏积极建树的“口水仗”之中，背离“税负痛苦指数”创建者的初衷。比如，“税负痛苦指数”的算法是把企业的所得税、个人所得税、雇主社保金、雇员社保金、消费税和财富税搁在一起，但我们国家目前的消费税和欧美国家是不一样的，中国是特种消费税，欧美国家采用的是普遍消费税。而财富税在我们国家没有，增值税在他们国家没有。这样，结果可能相差很大，自然会影响“税负痛苦指数”的可信性。而且，如果从广义上讲，把中国的各项行政事业收费也纳入纳税人负担统计的话，可能结果还会更高。无论我们对行政事业收费作何解释，但对纳税人而言，毕竟是一种利益损失。说穿了，费与税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不然，就不可能“费改税”，费与税的不同仅在于各自立法级别的高低不同。当然，争论双方的良好动机都不容怀疑。“高论”者大多迫切希望尽快推进税制改革，优化现行税收治理体系；“低论”者大多认为现行税收治理体系比较完美，认为“税负痛苦指数”没有真实反映中国税收治理体系的积极面，其国家荣誉感十分强烈，认为过低的评价是“别有用心”，护短之情昭然。

记者：请您具体谈谈。

姚：其实，对“税负痛苦指数”的评价与中国内地“税负痛苦指数”居高问题的评价应该分开来进行，不能将二者混在一起进行模糊言说。根本说来，“税负痛苦指数”是一个衡量某国或者某个地区纳税人税收负担轻重的规范体系，因此，“税负痛苦指数”本身优劣的评价应该看它是否增进了全社会或每个纳税人的利益总量。如果增进了，就说明这个评价标准是优良的，反之，就是恶劣的。但对一个具体国家或地区纳税人税收负担轻重的评价，则应当依据一定的规范体系进行，其中，“税负痛苦指数”就是诸多评价标准之一。中国内地的“税负痛苦指数”位居第二，就是用“税负痛苦指数”标准评价衡量以后得出的结论。

记者：在您看来，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税负痛苦指数”？

姚：从前面分析看，对“税负痛苦指数”，我的观点是，要首先肯定它的价值。应该承认，有缺点的评价标准总比没有评价标准要好。如此看，无论怎样，“税负痛苦指数”是有助于促进一个国家或地区税收治理整体水平提高的。因此，我们应当尊重“税负痛苦指数”，包括它的结论。特别是在全球化的开放时代，我们应当具备这个胸怀，不然，我们平时所宣扬的与国际接轨，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等等，就是自欺欺人。我们应该遵从一切国际社会通行或被大多数国家认可的游戏规则，这是前提，然后则应该主动寻找自己的生存策略。对于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最忌讳的就是一味地拒绝和排斥，特别是在舆论对自己不利的情况下，更应该有肚量，不要心胸狭窄，对不适合自己口味的评价就犯病，甚至怒发冲冠。而且，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保持必要的平常心。具体到中国内地“税负痛苦指数”居高的问题，我们显然应该保持平常心，采取理性的方式去应对。我们通常不是经常说，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么。

坦率地说，如果我们超越国界，从全球化的视野来看待中国内地的“税负痛苦指数”居高这一现状的话，更为积极的选择显然是加快税制改革，主动与国际接轨，尽快弥补我国税收治理体系存在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