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因美国提高银价而废除银本位制

6．中国因美国提高银价而废除银本位制

19世纪美国西部洛基山一带，尤其是内华达州发现富饶的银矿，银矿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银的产量大增，银价下跌，而银矿主有很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美国两党政治中的民主党代表其利益，要求提高银价，并且建立银本位制；提高银价也有利于美国与出口有关的资本家，因为这样做，就可以提高用银国的购买力，为这些资本家提供一个广阔的市场。这是一件一箭双雕的事。美国提高银价，使中国这个用银国一方面白银外流，另一方面充斥美国商品，而中国商品则跌价，加深了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的打击。在这样的经济条件下，中国就被动地废除银本位制，建立纸币本位制。当时，有些经济学家以为，一方面提高银价，另一方面又有美国商品大量进口，中国就可以乘机输入机器设备，这样，工业化就有希望了。事实粉碎了这一美梦。为了说明问题，我们既要简要地谈美国的币制的演进，又要简要地谈中国的币制的演进。

美国原来是多国移民的殖民地，最初使用的货币就是各国的货币。1776年独立后，直至1792年仍然是这样。1792年开始采用金银复本位制。当时金银的法定比价是1∶15。到19世纪初期，比价发生问题。于是金币退出流通，银币充斥；事实上是实行银本位制。1834年，金银比价改为1∶16。结果是银币退出流通，金币充斥。1853年，减轻各种银辅币的重量，取消银辅币的自由铸造，限制银辅币的法币资格。这事实上已经是金本位制。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爆发。1862年开始发行纸币（背面是绿色的，又称绿背币）和公债，开始时是规定兑现和偿还的。但是随着发行量的增加，就暂时不能兑现和偿还了。与此同时，纸币跌价，最严重时，3元纸币才值1美元。于是纸币充斥，金属货币绝迹（缴纳各种税款仍用金属货币）。到1864年6月，共发行纸币4．31亿美元。1865年，南北战争以北部资本主义胜利而结束。于是，纸币和公债的兑现和偿还问题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公债是要偿还的，但是以哪一种贵金属货币偿还，则是一个争论的问题。绿背币是否兑现，又是一个争论的问题；如果兑现，用哪一种贵金属货币来兑现，同样是一个问题。一般说来，东北部老的资本家是债权人，主张以金属货币偿还公私债务；一些向西部开拓的个体农民、战后恢复经营的南部农业资本家和新的工业资本家，则是老的资本家的债务人，主张用越来越贬值的纸币偿还债务；农业资本家和个体农民还认为，这样做就可以提高农产品的价格。这是一个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到底是实行金本位制，以金币兑现纸币；还是实行银本位制，以银币兑现纸币。老的资本家主张实行金本位制，银矿主、南部农场主、新资本家和个体农民，则主张实行银本位制。民主党主张实行银本位制，共和党则主张实行金本位制。1892年，新成立的平民党，主张无限制地铸造银币。1896年，平民党将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布赖恩定为两党的共同候选人（结果是竞选失败）。由于阶级力量和政党力量的消长，这些问题的解决就时有反复。简况如下：

1866年开始收回纸币，历时两年，但是又恐怕纸币收回后，会引起物价暴跌，导致经济危机（这是一种认为货币不足，是普遍经济危机的原因的错误看法；对于这种理论下面再作评论），所以1868年又停止收回。1872年发生危机时，又发行纸币（还是上述理论作祟）。1873年停止银币铸造。1875年议会反对政府的纸币政策，通过《偿还法》，因此，又再次收回纸币。但是这种回收政策又受到攻击，于是1878年又停止回收。1878年通过《布兰德—艾利逊购银法案》。1879年，《偿还法》生效，恢复以硬币兑现纸币。由于1873年银币已停止铸造，所用来兑现纸币的就是金币；尽管由于减少纸币的发行，此时纸币已和金币等价。1890年又通过《谢尔曼购银法案》，由财政部发行国库券购买白银，规定有限制地铸造银币。这时银价只是暂时提高，不久又跌落。当时，欧洲的奥地利和俄国都采用了金本位制，印度也禁止银币的自由铸造；美国则如弗里德曼所说：“黄金的发现及黄金开采与冶炼技术的改进，使黄金成为实行通货膨胀的有效工具。而这一有效工具正是布赖恩及其追随者试图通过白银而获得的。”^[29]由于内外经济情况，美国就废除《谢尔曼购银法》，于1900年建立金本位制。

在上述过程中以及其后，美国政府迫于银矿主的压力，或者不如说代表他们的利益，不得不提高银价。问题在于，白银价值一直下跌，这一经济问题就变成政治问题。于是，1918年，美国内华达州参议员基·毕德门提出动议：要国会命令财政部长，将3．5亿枚银元熔成银条，按每盎司1美元的价格卖给向印度出口的商人；《毕德门法案》还提出当白银的世界市场价格每盎司为0．7美元时，美国白银的收购价格要提高为每盎司1美元。这就为对银矿主发津贴开了先例。美国国会对银价之所以重视，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如果重要的用银国——中国——能提高银价，则对美国的经济有很大的好处。美国的白银论者确信，中国不仅可以对白银工业提供援助，而且还可以为美国的经济复苏提供援助。他们说得很清楚：今天的白银贬值已剥夺了亚洲的购买力——10亿人口缺乏购买美国人所渴望出售的那些商品的资财。由此可见，如果亚洲的购买力能够得到恢复和扩大的话，那么我们可以期望教条主义者所声称的“生产过剩”的神话就会永远烟消云散。从1932年起，随着美国提高白银的收购价格，一方面，中国银元的汇价也随着提高，结果就是中国进口的商品价格降低，洋货涌进，输出的商品价格提高，出口困难：批发商品的价格，1932年下降了5％，1933年下降了9．4％，1934年再下降9．4％；中国的出口总值，1932年下跌了45．8％，1933年下跌20．3％，1934年下跌12．5％；另一方面，白银出口增加，1934年6月，价值1300万美元的白银流出，7月增加为2400万美元，8月又增加为7900万美元……为了减少白银的外流，政府决定征收白银出口税，税率为10％，这即使白银外流合法化，又使白银走私猖狂。^[30]

我们虽然不同意弗里德曼的货币数量论，但是对他关于美国提高银价对中国经济重大影响的分析，却完全同意。弗里德曼说：“1932年，以美元计算的白银价格，差不多降到每盎司0．32美元。《白银收购法案》（实行——引者）之后，银价陡升至每盎司1美元，几乎3倍于一年前市场流行的价格。换言之，中国货币对美元的汇价骤然上升，每盎司白银可换回3倍的美元购买力，也就是说，3倍的美元才能换取同值的中国货币。美国和世界其他各地的居民，感到中国商品价格昂贵，而中国居民则感到舶来品异常价廉。中国唯一能出口的，只剩下了白银，白银如流水一样倾泻而出，结果导致中国货币奇缺和严重的经济恐慌。1933年至1935年间，世界其他各国经济已经复苏，而中国却正是经济恐慌严重的年代。这时中国政府为了遏止白银外流，曾采用严刑峻法，杜绝白银走私。然而这些都无济于事，不能阻挡白银的外流。”^[31]于是，弗里德曼坦然承认：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这一白银购买法案……着实地使中国遭受了好几年严重的通货紧缩，使中国永远地……脱离了银本位，并且必须将其看作为是在经济上及政治上削弱中国的一个重要因素”。^[32]

总之，美国的白银政策，使中国农村破产，工业萧条，国民经济岌岌可危；实在没有办法维持下去了，政府只好于1935年被动地废除银本位制，实行纸币本位制。

现在要谈中国的币制演变了。中国自1911年确立银本位制后，到1933年在银本位范围内有过一次“微调”，那就是“废两改元”。原因是自从银元输入后，不仅外国银元在流通，中国仿制的银元也在流通，出现了银两与银元并用的局面。这说到底是不利于经济的发展的，于是就有此一改。此改规定所有公私款项的收付、契约票据以及一切交易，一律改用银元，不用银两；在这之后仍用银两交付的，法律视为无效；仍持有银两的，则向指定的银行兑换银元；在这之前用银两交付的，按规定折合为用银元。使用银元再也不用验成色和称重量，有利于经济的发展，这也许对研究经济成分和阶级力量的消长有重大意义，但并不涉及货币理论问题。只是“元”是外国传入的，其重量为7钱2分，是照搬外国银元的，不是由中国衡制转化而来的；“两”是中国土生的，本身就是中国衡制。这一点和英国币制完全不同，英国的银镑和金镑都是从衡制——磅——转化而来的。

1935年，中国废除银本位制，改用纸币，是一种带有根本性的变革。改革内容之一，是将白银收归国有，由国家垄断纸币的发行（由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农民银行四家银行垄断）；纸币元和银元开始时是等值的。收归国有的白银则运到国外出售，其余的存放在世界重要的金融中心，让纸币盯住美元和英镑，实质上是实行汇兑金管理制，或虚金本位制。最初由英、美共管中国的货币，后来就只由美国管理了。中国由于使用纸币，就为膨胀通货即滥发纸币开了方便之门。到了国民党政府覆灭的前夕，纸币的发行量达到了天文数字，物价飞涨，百姓受苦受难，在饥饿线上挣扎。人民为了保值，视法币为废纸，纷纷将其兑换为“大头和小头”——私藏下来的银元又出现了。

在美国提高白银价格，中国银价提高，美元汇价下跌之时，中国有些持乐观态度的经济学家认为，可以乘此机会，输入机器设备，以为这样就能振兴事业，为工业化奠定基础。事实使他们的美梦粉碎了。我们认为这不是他们的货币理论错误，而是他们观察问题的方法不对。货币执行世界货币的职能是能购买任何商品的。但是，工业化却不是只要有了货币就能实现的。封建的土地制度如故、国内市场狭小，海关不能自主，帝国主义特权没有取消，以及官僚资本主义猖獗……政治经济条件如此，难道可以进行工业化？

【注释】

[1]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4年版，第579页。

[2]同上书，第582页。

[3]彭信威：《中国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4年版，第563页。

[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51页及脚注（1）。

[5]《中国货币史》，第550页。

[6]秦佩珩：《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州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93页。

[7]参见彭信成：《中国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4年版，第529、538、539、548页。

[8]参见彭信成：《中国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4年版，第2页。

[9]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5年版，第10页。

[10]彭信成：《中国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4年版，第538页。

[11]转引自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5年版，第3—4页。

[12]转引自魏建猷：《中国近代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4年版，第7页。

[13]参见彭信成：《中国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4年版，第562页。

[14]参见彭信成：《中国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4年版，第572页。

[15]参见彭信成：《中国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4年版，第570页。

[16]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4页。

[17]同上书，第225页。

[18]［德］鲁道夫·希法亭：《金融资本》，福民、王辅民译，商印书馆1994年版，第26—27页。

[19]同上书，第27、541页。

[20]彭信成：《中国货币史》，群联出版社1954年版，第451页。

[21]彭信成：《王亚南文集》第3卷，福建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11—112页。

[22]彭信成：《中国货币史》，第596页。

[23]［圣卢西亚］阿瑟·刘易斯：《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乔伊德译，甘士东校，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6页。

[24]［印度］R．C．马宗达等：《高级印度史》，张澍霖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932页。

[25]［圣卢西亚］阿瑟·刘易斯：《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乔伊德译，甘士东校，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6页。

[26]［圣卢西亚］阿瑟·刘易斯：《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乔伊德译，甘士东校，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36页。

[27]同上书，第36页。

[28]［英］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203页。

[29]《美国货币史——1867—1960》，载［美］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高榕、范恒山译，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2年版，第440页。

[30]此节内容主要参考［美］迈克尔·罗素：《院外集团与美国东亚政策——30年代美国白银集团的活动》，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1]［美］米尔顿·弗里德曼：《论通货膨胀》，杨培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6—7页。

[32]《美国货币史——1867—1960》，载［美］米尔顿·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高榕、范恒山译，第4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