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文敬的《战时财政论》

一、尹文敬的《战时财政论》

尹文敬是民国时期研究战时财政问题成果非常突出的学者。如前所述，他在1935年出版的《财政学》一书中，就鉴于当时严峻的国际形势，专列《战时财政论》一编讨论战费筹集方法问题。次年，又著《非常时期财政论》一书。1940年，尹文敬在《非常时期财政论》一书的基础上出版《战时财政论》一书，由中央政治学校刊印。

《战时财政论》一书共分四章:《战时财政的一般理论》、《战费的筹集方法》、《中国的战时财政》、《敌国财政述略》。

1.战时财政的一般理论

尹文敬认为，所谓“战时财政”，即“国家对于预备战争，供给战争，以及办理战争善后，关于所需财货之筹集，保管，与使用等类方法之研究的科学也”。^[6]战时财政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战争爆发以前，预筹作战之所需;第二阶段是在战争爆发后，关于财政的筹运;第三阶段是在战争结束以后，关于办理善后的财政问题。利用战时资源的方法有四:增加生产、节省消费、限制或禁止新投资与减少原有资本和外联与国，从资源丰富的第三国，取得战时所需要的物资。

尹文敬指出，国民对于战争的负担，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货币额的负担;一种是实质的负担。”^[7]国民对于国家每年所输的金钱，是货币额的负担，但它不表示国民真实的全部的负担，尤其在战时财政条件下，因为战时国民除货币额的负担外，还直接供应着若干的物资与劳力，如强迫的义务服役，无偿的强制征用，没收私人企业，等等。“保障国家民族的独立而抗战，后代子孙也有应尽的义务”。^[8]那么，战费的负担能否转移给后代国民承担一部分呢?尹文敬认为，应视具体情况而定。“用租税支付，是现代国民的负担，无法转移”。用公债支付，“便是未来国民的负担，因为加税还债，是将来的事”。但尹氏认为，情况并非如此简单，尤其是内债。“政府由募集内债得来的金钱，马上换取战争所需要的物资与劳力，金钱仍是流归社会，只有政府换进的物资与劳力，才是真正的消耗，这是由当时国民的财富中取去，算是当时国民的实在负担。至于将来加税还债，不过取一部分人之手(纳税人民)，还于另一部分人之手(从前购债人民)，这只是变更后代人民财富和所得的分配，就整个社会说，并无所增减”。外债则不然，“用外债的方法，从国外获得物资，才是真正转移负担于后代国民”。^[9]关于战费负担的公平问题，尹文敬认为，通过公债和膨胀通货的方式取得战费是“损穷利富的”，以加税应付战费，“则负担分配，比较准确而公平”。但在战时条件下，租税支付战费的能力很小，所以，“战费货币额的负担，大体上是富人出得少，而穷人出得多的”。^[10]

尹文敬还分析了战时财政的各种必备条件，包括经济条件、政治条件、财政金融条件。他认为战时财政的经济条件，“是需要工商业极度发达，有完备的交通组织，强固的金融机构，同时社会上还要有大量的活动资金”^[11]。战时财政的政治条件，可以分为对内的和对外的两种。“前者为内国的政治条件;后者为国际的政治条件”。内国的政治条件，“是指有组织完备，权力巩固的政府。有完备的政治制度，有威望素孚的政治领袖，有智识充分的公务人员，和完备的法令，安宁的社会秩序等等”。国际的政治条件，“是要有资源丰富的与国，对战争所需的物资，能够源源地接济。同时还要能利用国际关系，使有利于战争”。^[12]战时财政的财政条件就是要有良好的平时财政。如完备的租税制度;公债无巨额的积累，公家信用巩固;有完备的财政法规和充分的财务行政人员。战时财政的金融条件包括:组织完备的金融机构和资力雄厚的中央银行;货币制度统一，发行权集中。

关于战时预算问题，尹文敬认为，战费的支出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作战员兵的数目;战场预测与时间推定;因战事而发生的各种间接支出;向同盟国方面贷与之借款。战时预算的编制方法有两种:混合编制法和独立编制法。前者是把战时预算和平时预算混合编在一起，后者是把战费支出独立编制预算。

2.战费的筹集方法

战费的具体筹集方法有三:纸币政策、公债政策和租税政策。

纸币政策即通货膨胀政策，这是中外历史上战时最常用的筹集战费的方法，也是现代战时条件下筹措战费最便利的方法，它与租税具有同样的效果，“一方面因通货膨胀，物价腾贵，即不啻向货币财产课税。并且反复地施行着，多取于人，而人还不觉呢。他方面因通货的极度膨胀，币价愈跌落，政府从前所负担的公债，自然就减轻其实质的负担”。因此，它与“非常财政有莫大的便利”。^[13]但通货膨胀即使在非常财政的条件下也应适可而止，因为通货过度的膨胀，会引起公债的破产，还会导致租税收入的实质减少和经费支出的数额增加。从而造成通货膨胀—政府收入减少、支出增加—更严重的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

在战前，战时，甚至战后，公债都是非常财政的重要角色。尹文敬认为，从理论上看，筹措战费，租税优于公债，理由如次:“租税能减少人民的消费量，公债不独不能，且有增加消费之势”;“公债促物价上涨，而租税不然”;“公债促进不正当的消费，使国家在战时管理消费困难，而且公债的种类愈多，交易所里的投机买卖，也愈剧烈，足以引起恐慌，妨害生产事业”;“公债是加重人民的不平负担，而租税不然”;“战时增加租税，较平时为易，似乎不应利用人民的缺点，而用公债政策”;“战争之后，应该减税以示抚恤，若战时既未加税，此该便减无可减了”。^[14]但从实际上看，筹措战费，是不能全靠租税，公债也是必需的。因为，“从国库方面说，战费是巨额而急需的支出，所以筹集也以敏速为要义。敏速是公债的特长，而租税便望尘莫及了”。“从人民的心理和经济情势说，也觉得募债是较纳税为易，因为在负担上，虽然募债与租税，没有多大分别，但是租税是一种割取，募债却没有剥夺人民的所有权，而且债票又是优良的抵押品，紧急时还可以出售……自由公债总较强制租税，来得自由”。^[15]

由于战时公债能否一一偿还存在问题，富有阶级对投资战时公债往往裹足不前。因此，政府往往只能通过种种方式进行“诱募”:如高利;奖金、折扣、中彩;免税;司法方面的附带利益(如规定债票可以纳税，可作基金保证金，不能扣留公债抵偿);金钱外的劝募方法等。

筹措战费的第三种方法是实行租税政策。那么，战时条件下，应选择何种税源为宜呢?尹文敬认为，讨论战时税的选择，应当先明了何种租税，归何种阶级的国民负担，然后再讨论战争与何种阶级的利益最攸关。他指出:“依一般的见地，对于多量收入者的累进税，所得税，附加税，战时利润税，遗产税，继承税等，认为是富有阶级的负担;土地税，财产税，房屋税，一般买卖税是大众的负担。”^[16]他进一步指出，虽然战争攸关整个民族的兴衰存亡，但严格地说，“与资产阶级的关系要大些，因为他们的财产和企业，需要国力的保护，是大于无产阶级的。而且在准备作战与作战期中，资本家还可获得意外的利益”。^[17]

基于上述分析，尹文敬认为，在战时租税政策方面应多征财产税、所得税和战时利润税。

3.中国的战时财政

尹文敬分析了中国战时财政的不利因素和有利因素。他认为，不利因素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我国经济尚停滞在农业经济社会里，工商业不发达，资本不集中，不易筹集战费;第二，在财政方面，没有完善的近代化租税制度;第三，在金融方面，金融机构不完整，法币改革历时较短。但他指出，中国战时财政的这些不利因素，“同时也是我们能持久抗战的原因”，因为在农业经济社会里，“诚然不能迅速而容易地筹到大批款项;但是我们要知道工业国家的筹款虽然较易，然感受战争的影响非常敏锐，往往一地方有战事，而全国各部受其波及，因此对支持战争的持久力，却异常薄弱。在农业国家里，是刚刚相反的”。在财政方面，由于中国连年国内战争，军费支出在抗战以前就很大，“老早是战时财政了，国民也早习于战时财政的负担了”。因此，平时军队就养得很多，所以战费开支并不增加很多。在金融方面，中国战前进行了法币改革，“我们的币制已及时统一了，法币已有了稳固的根基”。因此，从整体上看，“我们毫不隐讳地承认我们财政上一切缺点”，“同时也坚定地认定我战时财政，有它优良的特质，这是不能以普通战时财政的理论，能遽加推断的”。^[18]

尹文敬分别对中国战前财政、战时收支、战时金融、战时公债、战时租税及今后的财政问题等一一作了详细的介绍和评价。

4.敌国财政

为了做到知己知彼，尹文敬在分析了中国战时财政的特点和主要内容后，又介绍了侵华的日本的战时财政。他首先介绍了日本自发动侵华的“九一八”事变后非常费用历年剧增、赤字不断扩大的情况。接着他分析了“七七”事变后，日本财政的情况。他指出，这次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与以前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不一样，甲午战争不过是中国一部分力量与之作战，为时仅10个月，日俄战争也仅一年零4个月。这次侵华战争不仅延续时间之长为日本所始料未及，而且其战线之长，交战的激烈程度也是前两次战争所不能比拟的，因此，战费支出之大，也远远超出以前。尹文敬具体从公债、租税两方面分析了日本筹措战费的情况。

最后，尹文敬对敌我战时财政作了比较。他指出，日本作为一个工业国，战时财政的优点是筹集战费比较容易，其缺点是对于支持战争的持久力，非常脆弱;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国，筹款虽然困难，但易于持久。所以敌人要“速战速决”，而我方能持久作战。另外，由于敌方“劳师远略”，“劳逸之势既不同，耗费之款亦迥异”，“敌方所耗之数”“已四倍于我”。因此，尹文敬从战时财政的角度，对中日战争中国光明的前景非常有信心，他说，“成败利钝，已可逆睹”。^[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