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澄论行用钱币

一、元澄论行用钱币

北魏初期，以游牧为主，货币经济落后，实行粟帛交易。魏孝文帝(471—499)改革后，经济复苏，有所发展。太和十九年(495)铸太和五铢，政府强令行用，民间拒绝，专用谷帛，太和五铢只能在京城及其附近通行。地方上或用古钱，或用谷帛。为统一币制，魏宣武帝永平三年(510)又铸永平五铢，禁用不合标准式样的钱币，各地因通行钱币不同，商贾不通;又准用太和五铢，新铸五铢和古钱币，只禁用鸡眼、镮凿小钱。然河北钱少，仍用缣布。又在王屋等山采铜铸钱。此后，民间多私铸，钱更薄小，有些钱薄甚榆荚，上贯便破。为平抑物价，魏孝庄帝永安二年(529)又铸永安五铢，为控制货币数量，只铸造了四个月，同时官府在市场上以低于市价(每匹300)的价格(200)抛售绢帛，以期回收钱币，反而导致私铸盛行，混乱的货币流通进一步恶化。

魏孝明帝熙平元年(516)，京城和各州镇有铸造新钱的，有只用旧钱而不铸新钱的，以致商货不通，贸迁颇隔。尚书令元澄(467—519)，字道镇，拓跋云子，太武帝曾孙，袭爵任城王。少好学，孝文帝时为征南大将军，梁州刺史。宣武帝时为扬州刺史，孝明帝时领尚书令，事有不便，必谏诤不已，内外咸敬惮之，卒于任上。

《魏书·食货志》载元澄两次奏言行用钱币问题，主要阐述问题如次。

一是货币财富的重要性。他讲:“财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成养群生，奉顺天德，治国安民之本也。财物金钱是聚集人才，维系王权，养育生民，奉顺天意，治国安民的根本。夏殷两朝把九州的贡金(铜)定为五品，周代沿袭旧制，姜太公吕尚设立九府圜法。“于是圜货始行，定铢两之楷(标准)。齐桓循用，以霸诸侯。降及秦始、汉文，遂有轻重之异。吴濞、邓通之钱，收利遍于天下，河南之地，犹甚多焉。……窃寻太和之钱，高祖留心创制，后与五铢并行，此乃不刊(改)之式。”又奏言道:“谨重参量，以为‘太和五铢’乃大魏之通货，不朽之恒模”。经再三考虑，以为太和五铢为魏朝的通行货币，永恒不朽的标准，即五铢钱已成定式，不能改动。其所谓“钱之兴也始于一品，欲令世匠均同，圜流无极。爰暨周景，降逮亡新，易铸相寻，参差百品，遂令接境乖商，连邦隔贸”。他以为钱币初创时，只有一种圜钱，要让后世匠人如法铸造，流通不息，永无穷尽。只是钱币初始是否只有一种规格等级，倒不是关键，至关重要的是钱币要流通，“布犹泉也，其藏曰泉，其流曰布”。好像一眼泉，藏在地下叫泉，流通起来则涌布四方。历史教训足资借鉴，周景王、新朝王莽屡变币制，致使钱币规格参差不齐，边贸受阻，邦贸断绝，货流不畅，生产生活的正常秩序难以维继，更不用说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成为一句空话，“均齐物品，井斯和”，统一货币，稳定物价，市场和谐就成为画饼。

二是货币不统一的弊端。他的分析有两个方面，首先是贫民深感困难重重的痛苦，又教化不及，引发民间纠葛，争讼不断，太和五铢虽有利于京城洛阳的市贸，在徐州、扬州地区却行不通;各地的出产不同，交易对象又各异，在荆州、郢州认为方便的，在兖州、豫州就难以实行，致使贫民有困难重重的痛切之感，朝廷的德政也难以实施。“贫民有重困之切，王道贻隔化之讼”。其次，白白浪费了纺织的辛劳，还不能抵御饥寒之苦。宣武帝延昌二年(513)只明令禁止已不通行的鸡眼、镮凿两种钱，其他钱币都准许通行。在“河南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来绳禁，愚窃惑焉。又河北州镇，既无新造五铢，设有旧者，而复禁断，并不得行，专以单丝之缣，疏缕之布，狭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为尺，以济有无。至今徒成杼轴之劳，不免饥寒之苦，良由分截布帛，壅塞钱货，实非救恤冻馁，子育黎元”。他所谓河南，是指黄河以南，河北即黄河以北。所以，他的意思是黄河以南各州镇流通的钱币，是先王准予通行的，若加禁止，我将困惑不解。而黄河以北各州镇既无新造的五铢钱，假使有旧钱，又要禁用，百姓在交易中只好使用单薄的绢缣、稀疏窄幅不合规格的布匹去换取所需物品，交换中常常会把整匹的绢和布剪成零头来通有无。这样白白糟蹋妇女的劳动，还让他们不能免除饥寒之苦，确实是由于分截破坏绢布，使钱财积滞，流通受阻，绝非救助饥寒，养育爱护百姓的办法。“布帛不可尺寸而裂，五谷则有负担之难，钱之为用，贯相属，不假斗斛之器，不劳秤尺之平，济世之宜，谓为深允”。看来元澄已经认识到钱币为通货，贯连成串，不用升斗盛装，也不用杆尺衡量，为世人提供方便，的确是最恰当的交易手段。可见，游牧民族的统治者，在接受先进地区的文化和经济成果时，不是排斥否定，而是认同与承继，且有相当深刻的共识。“庶货环海内，公私无壅”。各种货物在全国畅流，公私交易不受阻滞，促进商品流通畅通无阻，公私获益的良好意愿，充分证明中华民族在大融合、大一统中，携手共进，势不可挡。

三是行钱的具体构想。古钱并得通行，盗铸者罪重于常宪(法令)，面对时局未稳，“戒马在郊，江疆未一，东南之州，依旧为便”。战事未熄，长江一线尚未统一，所以东南各州的通货还是一仍其旧的为好。统一货币的条件尚不具备，因而元澄提出:“请并下诸方州镇，其太和及新铸五铢并古钱内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听行之。鸡眼、镮凿，依律而禁。河南州镇先用钱者，既听依旧，不在断限。唯太和、五铢二钱得用公造新者，其余杂种，一用古钱，生新之类，普同禁约。诸方之钱，通用京师，其听依旧之处，与太和钱及新造五铢并行，若盗铸者罪重常宪”。元澄的意见是就整个北魏各州镇通行的办法，只要是太和五铢、新五铢及两面完好的古钱都可行用，各种钱币之间的比价，依照当地市价来定，即“诸古钱……虽有大小之异，并得通行。贵贱之差，自依乡价”。对于已不通行的钱币和非法伪造，“毁大为小，巧伪不如法者，据律罪之”。鸡眼、镮凿，依法禁止。黄河以南各镇原先使用的钱币，依惯例不做限制。全国各地的钱币准予在京城与太和五铢、官府新铸五铢一并通行。看来，作为政局未稳的过渡办法，也不失为权宜之策。长远而言，尚须“货物均通，书轨一范”即在全国范围内货畅其流，书同文，车同轨，天下一统。这是有远见的政治家的胸襟和抱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