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禹的“罢钱币”论

一、贡禹的“罢钱币”论

桑弘羊死后，经济放任思想得到张扬与实践的机会，加之昭宣两代的温和政策，农业有所发展，人民生活有所好转。同时中央集权的政府势力受到严重挑战，豪强富商势力抬头，他们和商人、地主及官僚势力结合，促使土地高度集中，小农经济破产，在双重打压下，刘氏王朝的中央政权受到严重的威胁。昭帝始元六年(前81)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表露出对远古的眷恋，及其对“以其所有易其所无，抱布贸丝”的无限向往。元帝刘(shì)“柔任好儒”(《汉书·元帝纪》)，为了实现他所追奉的理想政治，大量起用儒者，其中有一人即是贡禹，他公开提出复古、废钱的主张，企图拉历史车轮倒退到没有商品，没有货币的原始社会，以“使百姓一归于农”，并从理论上加以阐发。尽管他的理论十分荒谬肤浅，事实上也根本行不通，可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位跳出来公开的货币反对论者，受到后世货币反对论者的尊崇，他们大都未跳出贡禹的窠臼。

贡禹(前124—前44)，字少翁，琅邪(yá，琅邪，今山东诸城)人。宣帝时以明经洁行征为博士，任凉州刺史，河南令，元帝时为谏大夫、光禄大夫、长信少府、御史大夫。在御史大夫任上，他数言得失，经济上主张崇尚节俭，节省政府开支，减轻百姓负担。罢钱币论即其具体主张之一，他说:

“古者不以金钱为币，专意于农，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饥者。今汉家铸钱，及诸铁官皆置吏卒徒，攻山取铜铁，一岁功十万人已上，中农食七人，是七十万人常受其饥也。凿地数百丈，销阴气之精，地臧空虚，不能含气出云，斩伐林木亡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由此也。自五铢钱起已来七十余年，民坐盗铸钱被刑者众，富人积钱满室，犹亡厌足。民心动摇，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税。农夫父子暴露中野，不避寒暑，捽(zuó，拔)草杷(pá，手挖)土，手足胼胝，已奉谷租，又出稿税，乡部私求，不可胜供。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贫民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穷则起为盗贼。何者?末利深而惑于钱也。是以奸邪不可禁，其原皆起于钱也。疾其末者绝其本，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亡复以为币。

市井勿得贩卖，除其租铢之律，租税禄赐皆以布帛及谷。使百姓一归于农，复古道便。”

他主张罢钱币，复古道，启用实物货币——布帛和谷物。认为:“末利深而惑于钱也⁽⁴⁹⁾”，即商业资本、货币力量侵入社会的各个领域，甚至严重打击、阻碍了农业生产，以致商业膨胀，农业萎缩，违法犯罪，图谋不轨者屡禁不止，“其原皆起于钱。”货币是世间一切“奸邪”的渊薮，由于社会赋予货币的权力已经成为个人的私有权力，因此，“古代社会咒骂货币是换走了自己的经济秩序和道德秩序的辅币⁽⁵⁰⁾”。所以货币必须废除，“宜罢采珠玉金银铸钱之官，亡复以为币，市井勿得贩卖。”一旦遇到必不可免的价值授受，如百姓向政府缴纳租税，或政府给官吏俸禄赏赐，“皆以布帛及谷”外，其余交易只有采取物物交换方式。“使百姓壹归于农，复古道便，”如《老子》下篇所说:“小国寡民，使人复结绳而用之。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社会。

可他不懂得，货币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发展的必然产物，并不凭借任何人的主观意愿和个人好恶而产生或消亡。若要消灭货币，除非消灭货币所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说必须消灭货币所赖以存在的社会经济条件，毋视这一事实的任何主张都是痴心妄想。这是其一。其二是珠玉、金银、钱币是货币，布帛谷物在历史上同样充当过币材。贡禹意中的布帛谷物同样履行着一般等价物的作用。他要取消的仅仅是钱币，即金属货币，而不可能取消所有的商品货币，因而他妄想取消的货币是不包括布帛谷物在内的。现实根本不可能归复到他所想象的那种完全没有货币，没有买卖、没有市场的原始社会。看来他远没有太史公司马迁对货币的产生，地位、作用和历史意义认识得深刻和准确。也不似太史公所说:“维币之行，以通农商，其极则玩巧，并兼滋殖，争于机利(投机取利)，去本趋末”(《史记·太史公自序》)。连这个道理都不懂，或者说也不承认，似乎显得太迂阔、太腐朽了。货币渊源流长，绝不会因为某个人的好恶而决定其去留，也断然不是他的“复古道”所能赶尽杀绝。而他盲目向往古道，崇拜古治，要拉历史车轮倒转，却始料弗及仍未脱离商品范畴，还有货币形式存在。其三是货币不是“疾末绝本”的祸根，不是“奸邪”之渊。只是因为货币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社会形态里，它是自发核算社会劳动的工具，是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成为人们共同追逐的对象，也是商业资本、高利贷资本存在的形式，它固然加深或扩大了社会的基本矛盾，可绝不是产生社会矛盾的根源，也绝不会是产生贫富差距的根源，更不是引发社会动荡和改朝换代的根本原因。因而即便取消了货币，这些社会矛盾仍将继续存在，不过所采取的形式和所运用的工具不同罢了。

贡禹是个复古狂，对与商品货币相关联的一切社会经济现象都看着不顺眼，总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地历数货币之祸，大概有五:其一是使“七十万人常受其饥也。”他认为:“古者不以金钱为币，专意于农，故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饥者。”现在政府要铸币，“攻山取铜铁，”一年投入的官吏卒徒总在10万人以上，如果按中等劳动生产率计算，1人生产可供7个人食用，10万人不生产粮食，则有70万人要常常忍饥挨饿。其二是酿成“水旱之灾”。铸钱开山，“凿地数百丈，销阴气之精”，使得“地臧(藏)空虚，不能含气出云”;同时“斩伐林木亡(无)有时禁”，这不能不说是造成水旱灾害的原因。其三是使百姓遭受刑罚的人增多。他披露了“自五铢钱起已来七十余年，民坐盗铸钱被刑者众”。这口吻与盐铁会上的贤良文学一模一样。其四是招致人们追逐货币的欲望无穷无尽。指责:“富人积钱满室，犹亡厌足”，贫富悬殊，社会矛盾重重。其五是使“民心动摇”，“起为盗贼”，商贾与农民间的经济负担相差悬殊，商贾“好衣美食，岁有十二之利，而不出租税。”农民的辛苦劳累自不必说，单说繁重的租税负担已经令人齿寒，“已奉谷租，又出稿(禾秆)税，乡部(乡官)私求，不可胜供。”由于“末利深而惑于钱”，“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虽然赐给他们田地也会贱价出售去经营商业。劳苦的农民则只有啸聚起事作了“盗贼”，社会不得安宁，政权受到直接威胁。

贡禹的理由并不充足，观点也很难成立。在此，仅分析其中三条，也就可见一斑。

一是采铜铸钱会与农业生产争夺劳力，是事实。在社会的某一时点上，在劳动力既定的条件下，采铜与务农两个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是互为消长，相互制约的。可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并取得发展，是以农业生产相当水平的发展为前提条件，做基础保证的。西汉农业生产有了相当高的发展，耕地面积的扩大，铁器耕牛的广泛推广，水利灌溉又大大提高了产量，代田“用力少而得谷多⁽⁵¹⁾”。尽管经济结构的失调，农业的削弱将造成严重恶劣影响，可绝不会出现“一夫不耕，必有受其饥者”的现象，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都充分说明贡禹的危言耸听是片面的不实之词。

二是采铜会引起滥砍山林，破坏生态平衡，导致水旱灾害是事实。可从阴阳五行说中寻找理论根据，说什么“销阴气之精”，是绝非科学的迷信说教，妄图以此倡导“专意于农”，反对开矿冶铸，不是连他所重视的农业也要退回到刀耕火种之前的采摘阶段吗?如果我们说，类似他的复古理念正是窒息我国古代社会采矿冶炼事业发展和科学技术深入发展的一个原因，当信而不诬。

三是贡禹认为人们弃本逐末的根源在于货币，这是倒因为果的偏见，是为当政者所做的最好开脱。他以为废除钱币就可以禁止奸邪，消除社会上的贫富不均，两极分化的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也就可以消除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斗争，以及贪婪狡黠，掠夺兼并，逼良为盗等社会上的一切丑陋现象，岂不荒诞可笑。

在当年的朝廷里边，贡禹代表了社会上那部分把持谷帛而没有或短缺现钱的中小地主的利益，在用谷帛换成现钱过程中他们要受到商人的中间剥削，他们从自身利益出发主张废钱用谷帛。他试图让历史开倒车，当作最理想、最崇高、最适宜的目标，他明经而不谙世，岂料货币经济业已发展，商人势力不容忽视，商人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于经济的繁荣昌盛，功不可没，社会经济生活对于商业、对于货币已经须臾离不开了，必须予以充分肯定。所以他的主张一经提出就遭到反对，而以“交易待钱，布帛不可尺寸分裂”为由被搁置起来。事隔数十年，哀帝(前7年即位)时仍有人上书，说:“古者以龟贝为币，今以钱易之，民以故贫，宜可改币⁽⁵²⁾”。提出与贡禹基本相同的意见，所不同的只是贡禹主张使用布帛谷物，他则主张使用龟贝。在东汉以至魏晋南北朝的六百年中，取消钱币的论点时有鼓噪，尤其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简直到了甚嚣尘上的地步，并付诸实践，使得实物货币抬头，币制大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