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论罢河东铁钱

三、欧阳修论罢河东铁钱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吉州永平(今江西永平县)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北宋杰出的文学家、著名政治家。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士，景祐年间为馆阁校勘，作文为范仲淹辩解，庆历新政中，召知谏院，改右正言，知制诰，赞助新政，旋因失败，庆历五年(1045)出知滁、扬、颍等州。神宗立，请出知亳、青、蔡州，因反对王安石变法，坚请致仕。平生奖掖后进，曾巩、王安石、苏洵父子、包拯、司马光等大批才学之士俱受其称誉，与宋祁等修《新唐书》，著作有《欧阳修全集》。

宋仁宗庆历四年四至八月，出使河东。此时河东行使大小铁钱，遭到猛烈反对。经调查，他写出《乞罢铁钱札子》，在报告中，他运用统计数字来说明货币问题。他言之凿凿，在调研统计的有力支持下，极具说服力。使时人折服，且成为重要的货币史料，足资后人研究之佐证。他说:“臣寻至河东，取索晋泽二州铸钱监及诸州军见使铁钱数，又将都转运司供到庆历三年一年都收支钱数，约度用度多少，及探问军民用铁钱便与不便。今具利害，画一如后:一、见在大小铁钱数，大铁钱自起铸至目下，共铸到四万四千八百余贯。小铁钱……一十一万七千七百余贯。是大小铁钱未及六十万贯铜钱数，见在官私行用。一、大小铁钱官本及净利数目:晋州大钱……得二十七万余贯利，其利约一十五倍有余。晋州小钱……得六万八千余贯净利，其利一倍有余。泽州大钱……得一十五万三千八百余贯利，其利二十三倍有余。泽州小钱……得三千余贯利，其利两倍。一、故转运司一年支收钱数，实收……钱二百一十七万二千二百三十贯。实支……钱一百九十九万八千四百一十四贯⁽²⁴⁾。”

在得到这一系列的统计数字后，欧阳氏从五个方面申诉了废止大小铁钱铸行的理由:一是“据都转运司庆历三年一年支收实数比算”，收支相抵，尚有结余(“剩数”)一十七万四千余贯，说明无须铸钱以补财政之不足。二是“小钱利薄不足铸，大钱犯法者日渐多”，“若罢大钱而只用小钱……坏铜钱旧法，陷民刑戮者不绝”。因为小钱利薄，大钱利博至二十余倍，“虽有死刑，不能禁止”。三是因为在厚利的诱惑下，“深法不可，缓法又不可;捕察又不可，纵之又不可”，只能是禁止铸造。小钱利薄不必铸，大钱利厚方值得一铸，可犯法者日渐增多，放纵而暂不禁止的话，“则民不胜奸”，等于是“诱愚民以趋死”。四是“官私久远害深”。长期以来，币轻物贵，只有“奸民盗铸者获利，而良民与官中常以高价市贵物”，所以对于官府和百姓来讲，都饱尝铁钱购买力低下，货物价格昂贵之苦，是到了该解脱的时候了。五是“利入之数渐多，用物之兵日减”。他仍以调研为据，指出河东十九州军，新开沽酒务一年就有二十四五万贯的收入，“麟州元(本来)许入中七万石斛斗”，已是无处收贮，“日近明镐又减放马军归京”，这样有增无减，总的说来是储备充盈。

基此，得出结论，“今见在官私铁钱共不过六十万，数既未多，罢之甚易。况河东一路二十二州军，赡厢禁兵共十二三万，略计所缺不多，不比陕西事体”。可见欧阳修思路异常清晰，从国家财政状况、边防军务、百姓负担、社会秩序与铁钱铸造等多角度，全面分析，综合权衡。值得我们思考的是，指导他作出废止铁钱决定的那些潜规则，即指导原则，我想至少有:一是铁钱是用来弥补财政赤字的，所以一旦财政状况改善，铁钱就该废止了;加之河东不比陕西事体复杂，亏空严重，不铸行铁钱便无法支撑。二是铁钱是不足值的，铜钱是足值的钱币。大铁钱较小铁钱贬值更严重。因而其于官府是获利之道，于百姓则为犯罪趋死之道。三是利益驱动，非人为法禁难以制止。私铸是不足值铸币、劣币流行的结果，要阻止私铸，非废止不足值的铸币不可。这样几条，欧阳修肯定认识到了，只其未秉笔直述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