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货币信用理论

第二节　司马迁的货币信用理论

司马迁(前145或前135—?)，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西汉太史公司马谈之子。汉武帝元封三年(前108)继承父职，太初元年(前104)主持修订历法，开始着手撰写《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天汉二年(前99)因替李陵辩解，触怒武帝，为不使《史记》半途而废，“受极刑而无愠色。”太始元年(前96)出狱，任中书令，“隐忍苟活”，约在征和二年(前92)左右完成其不朽巨著《史记》。

在经济思想方面他能“成一家之言”，具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不但同轻重论针锋相对，而且在整个中国古代独树一帜。他的经济思想主要反映在《平准书》和《货殖列传》，以及散见于他对一些历史人物、事件的评论中⁽²⁷⁾。他的经济思想可能被认为是自由主义势力的代表，是轻重论的反对派。其实，汉初王霸杂糅，自高祖刘邦就是这样，《汉书·高帝纪下》载诏书道:“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霸)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即王霸并称，他的第六代皇位继承者汉宣帝也坚守这一信条，并在斥责时为太子的元帝时，表述得十分透彻明白:“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²⁸⁾!”融合王道和霸道，是西汉开创基业的世代帝王所坚守的国是，只是表现的形式不同，或者不同时期各有所倾重，采取的手法和方式不同而已。所以高祖时抑制商人，困辱商人，武帝时才举用商人，其实都是一样，为了驾驭商人势力，利用商人的智慧和财力，控制流通领域所必需的。在这种历史环境里，作为武帝时代的史官，司马迁的经济观倾向于《管子》，认为轻重之术是最好的经济政策;然而不应限制民间的营利活动，为他们作传，称他们为素封，认定他们衣食足而应该知礼节。他的经济观的理论基础是老庄的“因”，即顺应人对利益的要求，这是由人的本性决定了的。轻重顺应人的本性，将财富集中于君王手中的具体措施、方法、政策，同时也是抑制地方势力和富豪的政策和措施。司马迁主张不对民间的营利活动作任何限制，则与《管子》有所差异。因此，可不可以这样认为，一是《管子》与韩非，一个从经济上，一个从政治上将老庄的无为乃至因之具体化，对于趋利避害的人，追求要利即赏，逃避危害即罚，以便为君王拼命，信赏必罚是顺应，是无为，从而秦汉的专制才可能成就。

二是贾谊、晁错一个承续《管子》轻重之术，一个与韩非的法术完全相同，在支持轻重之术的观点方面，贾谊不啻讲:“管子曰:‘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使管子愚人也则可，管子而少知治体，则是岂可不为寒心哉!秦灭四维而不张，故君臣乖乱，六亲殃戮，奸人并起，万民离叛⁽²⁹⁾。”重视礼义廉耻的同时尊重轻重之术。司马迁的立场，引文和结论几乎与贾谊完全一致，只是在商人政策方面，贾谊的抑商不妨害国家经济，要控制天下全国，实行轻重，驾驭经济，在驾驭经济上表现得有所不同。贾谊和晁错这些儒者，都参加了汉初的政治斗争，现实驱使他们不能不承认霸道的政策和方法，唯其如此，才能推动历史前进。如果正常推行轻重、平准、盐铁专卖，不但可以减少百姓的直接税负，而且可以充实国用，不但很少破坏农村的土地关系，反而会促进国力集中，所以他们不会像盐铁会议上的文学那样，宣扬老子小国寡民的理念意识。

三是司马迁的经济观点与盐铁会上大夫、贤良文学或相同，或各有异同。在对商业的认同和农虞工商恪尽职守，保证流通正常，使国家社会经济生活富裕，百姓安居乐业方面，该说太史公与大夫之间，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因而认为平准、盐铁、均输是必要的，在经济及其政策方面，他们站在相同的立场上，大夫崇拜管子为不受礼制约束的政治家，以《管子》为根据制定政策。司马迁则尊重管子看出富与礼的两立，排斥战国至秦的体制，倾向管子;而大夫则通过战国人、秦人，尊重管子。在轻重之法上，司马迁着重顺从的方面，而大夫着重制御的方面。关于盐铁、轻重等，司马迁可以说是居于大夫和文学之间。这是司马迁的特殊性⁽³⁰⁾。而文学得出罢盐铁、酒榷、均输，抑制工商，以礼防御百姓欲望，而贤良从富与礼平行的态度尊敬管子，以管子为贤者，与太史公一样着重从顺从的方面来理解认识轻重理论。汉代虽然标榜王霸之道兼融，杂用之。杂成为时代特点，只恐怕仍以霸为轴线，在经济政策上，霸道注重推行轻重之术，是使国家集权强化的原动力，掌控币制，盐铁专营，基于史官和政治双重立场，对此他是认可的。他提出本富、末富、奸富三种致富途径，“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相应提出对策方针来，利导之，教诲之，整齐之，与之争，这后两条非出自太史公之意愿，故《货殖列传》有云:“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