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积累的源泉是劳动创造

16世纪初，重商主义学者重点关注如何利用国家资源、国际贸易或者经济管理等手段，使得本国经济和政治上相对变得更加强盛，而这个问题实际也是投入与产出的关系。从投资角度可被理解为有关国家投资理念和投资行为的问题。在从重商主义向市场运作的经济自由主义过渡过程中，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弟的名言“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体现了早期对生产投入基本要素的深刻认识。后来，理查德·坎蒂隆对企业家才能进行了深刻的认识，与现代创业投资的理念略有所同。

18世纪末，真正经济自由主义开始以前，重农主义代表魁奈通过运用循环流程模型分析了经济政策，该学派的“生产意味着创造剩余、生产行业在生产过程中生产了比其所消耗资源更多的产品”的观点，仍符合现代企业投资准则。从重商主义到重农主义，无论宏观层面或微观层面，投资的要素、企业家作用、产出的价值增值(或剩余)，都得到了更深入地分析。

亚当·斯密在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分析了一国财富增加的基本途径。在亚当·斯密看来，财富的增加，即经济的增长，是由社会劳动分工所决定的生产性劳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资本积累三个关键因素共同决定的。他又指出，尽管增加一国财富必须深化劳动分工、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按照事物的本性，资财的蓄积必须在分工之前”。因此，增加生产性劳动者的数量，必先增加资本积累以支撑劳动基金的增加，积累的储蓄越丰裕，能雇佣到的生产性劳动力越多，劳动分工越细密，劳动生产率也就越高;增加便利劳动的机械和器具或对其进行改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也要求资本积累的增加(亚当·斯密，1972，中译本)。由此可知，亚当·斯密认为资本积累是劳动分工的基础，资本积累量决定着劳动分工的细密程度，即决定了生产性劳动者的数量和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从而决定了国民收入的增长。另外，亚当·斯密指出，资本积累不仅是外延扩大再生产的基础，也是内涵扩大再生产的基础。总之，亚当·斯密通过对资本积累在经济增长中积极作用的系统分析，把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归结为资本积累，认为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唯一源泉。

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也认为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他指出，资本积累的速度决定投资增长速度，进而影响生产力发展速度。资本积累能够创造财富，是提供经济结构转变所必需的基础设施的唯一途径。若资本积累增长，就会出现正的经济增长;若资本积累下降，经济增长也会下降。但不同的是，大卫·李嘉图是从收入分配的角度对经济增长问题进行研究的，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与赋税原理》中，大卫·李嘉图提出了报酬递减规律理论，着重分析了各种收入分配比例如何通过影响资本积累进而决定经济增长(大卫·李嘉图，1962，中译本)。

总之，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对经济增长理论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他们分析了影响经济增长的多种因素，并认为经济增长是多种因素(如劳动分工、资本积累等)综合作用的动态过程，强调了资本积累对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把投资和积累过程当做经济增长的核心。从这层意义上讲，古典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是资本积累决定论。

继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之后更多的古典经济学家，如弗兰克·拉姆齐(Frank Ramsey)、弗兰克·奈特(Frank Knight)、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等，他们分别提出和分析了竞争行为和动态均衡的基本方法，报酬递减的作用及其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关系，人均收入和人口增长率之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是熊彼特的创新观念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浓厚兴趣。

卡尔·马克思强调了资本投资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重大作用。他在典著《资本论》中分析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时提出经济增长是由资本积累及其包含着的技术进步推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