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的研究（下）

（三）朱骏声的《说文》研究

朱骏声（公元1788—1858），字丰芑，号允倩，江苏吴县人，他是钱大昕的门生。朱氏于学无所不窥，精于天文数学，又擅长词章，但是他的毕生精力，主要用在他所著的《说文通训定声》上。《说文通训定声》共十八卷，书成于道光十三年（公元1833），刊于同治九年（公元1870）。

书名《说文通训定声》，表示其中包含着三个内容：第一是说文；第二是通训；第三是定声。现在根据朱氏自己在《说文通训定声》卷首所述，说明其大意如下：

（1）所谓“说文”，是以许慎《说文解字》的内容为基础而加以补充并举例。许书讲的是本义（朱氏叫做本训），朱书这一部分也讲的是本义。这是六书中的四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象形、指事谓之“文”，会意、形声谓之“字”。这里单举“说文”，也就包括“解字”在内了。有时候，还讲一种“别义”。“别义”就是另一个本义，即《说文解字》的“一曰”。也有一些“别义”是《说文解字》所没有提到的。

（2）所谓“通训”，讲的是转注、假借。这是朱书最精彩的部分，也是他所最着重的部分。他所讲的转注、假借，与许书不同。许慎说：“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朱骏声说：“转注者，体不改造，引意相受，令长是也；假借者，本无其意，依声托字，朋来是也。”依照朱氏的定义，转注就是引申，假借则是同音通假，包括叠字（朱氏称为重言形况字）、连绵字（朱氏称为连语）与专有名词（朱氏称为托名幖识字）在内。有时候还讲到“声训”。“声训”也算是假借之类。朱氏以为《说文解字》和《尔雅》都没有讲转注、假借，他自己就负起责任，“专辑此书，以苴《说文》转注、假借之隐略，以稽群经子史用字之通融”^〔11〕。

（3）所谓“定声”，就是把文字按古韵分类。六书之中，形声之字，十居其九。本书把许氏《说文》五百四十部拆散了，舍形取声，共得一千一百三十七个声符（朱氏称为“声母”），归纳成为十八部^〔12〕。这样做的目的是“以著文字声音之原”，“证广韵今韵之非古”。

“说文”、“通训”、“定声”，实际上是包括字形、字义与字音。“说文”部分主要是说明字形与字义、字音的关系，而以字形为主；“通训”部分专讲字义（词义）的引申和假借，使读者能观其会通；“定声”部分则以上古韵文的用韵来证明古音。凡同韵相押叫做“古韵”，邻韵相押叫做“转音”。

现在举出四个例子，看看朱氏是怎样处理他所收集的材料的：

朱书的最大贡献在于全面地解释词义。朱氏突破了许氏专讲本义的旧框子，进入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如果说桂馥是述而不作，段玉裁是寓作于述，那么，朱骏声则是“似因而实创”^〔15〕。表面上，他是遵循《说文》的道路；实际上，他是要做许慎所没有做的、而又应该做的事情。关于转注与假借的定义，他做了一个大翻案，实际上是批判了许慎。本来，六书之中，转注是最难懂的，诸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都是拘泥于许氏“建类一首，同意相受”八个字的定义，以及“考老”两个例字。朱氏大胆地推翻许说，也就不再有任何葛藤。六书只是后人对文字的分类，并不是初民先立下六书的原则来造字的；何况六书定义只有许慎一家，未必就是天经地义。朱骏声的翻案，自可另成一家之言。但是，主要问题并不在于转注与假借的定义；朱氏的卓见在于认识到引申义与假借义的重要性。一词多义，是语言中常见的事实；《说文》只讲本义，对于多义词来说，那是很不全面的。当然，《说文》是讲字形的书，专讲本义是应该的，而且是足够了的。但是，我们还需要一部全面地讲词义的书，《说文》不能满足这个要求。如果要叙述多义词的各种意义，就非叙述引申义和假借义不可。朱氏说：“夫叔重万字，发明本训，而转注假借则难言；《尔雅》一经，诠释全《诗》，而转注假借亦终晦。欲显厥旨，贵有专书。”既然是一部专书，那就不是为《说文》服务的，而是与《说文》分庭抗礼的。

“说文”是转注的基础。如果不先讲本义，则引申义无从说明。有些引申义是很好懂的，例如市廛的“市”引申为“买”的意义。有些引申义比较曲折难懂，但仍然是可信的，例如牙齿的“齿”引申为“年龄”的意义。朱氏引《礼记·曲礼》“齿路马有诛”注：“数年也”，加上一句按语说：“数马之年视其齿。”可见齿和年龄是有关系的。

《说文通训定声》实在够得上“博大精深”四个字。上节称赞段玉裁在《说文》研究上应该坐第一把交椅；而朱骏声则在词义的综合研究上应该坐第一把交椅，他的主要贡献不在《说文》的研究上，而在全面地研究了词义。

跟段玉裁一样，博大精深的朱骏声也不能没有缺点。现在把他的主要缺点说一说。

许慎以“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为假借的定义，是正确的。段玉裁说：“叚借之始，始于本无其字。……以许书言之，本无‘难易’二字，而以‘难鸟’‘蜥易’之字为之，此所谓无字依声者也。”可见段氏还承认有些假借字是本无其字的。到了朱骏声，他把假借的定义改为“本无其意，依声托字，‘朋来’，是也”。他认为假借必有本字，于是认为朋友的“朋”本字是“倗”，往来的“来”本字是“麥”，菽麥的“麥”本字是“來”，困难的“难”本字是“艰”，是“蹇”，是“惮”，容易的“易”本字是“敭”，改易的“易”本字是“偒”。诸如此类，不胜枚举。穿凿附会，到了极点。这是朱氏的最大错误，必须指出。

第二，朱书对于转注、假借、别义、声训之间的界限，是划分得不够清楚的。主要还是“本字”的观念作怪。例如“狗”字别义栏引《尔雅·释兽》：“熊虎丑，其子狗”，并说：“字亦作豿。”这本来应该归入假借一栏的，只因《说文》没有“豿”字，不好说“狗”是“豿”的假借，就只能算作别义了。又如“屋”字转注栏引《周礼·司烜氏》：“邦若屋诛”注：“谓‘夷三族’”，并说字亦作“剭”，这也应该归入假借一栏，只因《说文》不载“剭”字，不好说“屋”是“剭”的假借，就只能算作转注了。其实本义之外，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字不改造，同意相受，这是朱氏所谓转注，我们所谓引申；一种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这是我们所谓假借，与许朱都不相同（许举例不当，朱定义不当）。朱氏所谓“别义”，其实就是一种缺乏本字的假借。实际上，我们认为所谓“本字”在多数情况下不是后起字，就是硬指的“本字”，所以别义与假借不该分为两类。至于声训，如果是有道理的，就应该归入转注或假借，如果是向壁虚造的，就可以不管它了。

第三，朱氏对于《说文》的修订，有些地方不妥当。特别突出的是关于“省声”的理论。例如《说文》：“宋，居也，从宀，从木，读若送。”朱氏加按语说：“按，松省声。”又如《说文》：“娄，空也。从毋中女，空之意也。”朱氏加按语说：“按，毋，无也。中女者，离中虚之象，或曰：当从毋从口会意，媾省声。”我们以为“省声”之说常常是主观臆测的结果，段玉裁批评许慎的话是对的。朱骏声变本加厉，常常在字形不好解释的时候依靠“省声”来解决，在研究方法上是错误的。

《说文通训定声》虽然存在着一些缺点，但是朱骏声在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巨大贡献是应该肯定的。这一部书对今天我们研究古代汉语的人来说，仍然是很有用的。

（四）王筠的《说文》研究

王筠（公元1784—1854），字贯山，号箓友，山东安丘人，道光元年（公元1821）举人。他的著作有《说文释例》（公元1837）、《文字蒙求》（公元1838）、《说文解字句读》（公元1850）。

王筠研究《说文》，着重在整理的工作。在王筠的时代，段玉裁、桂馥两大家的《说文》之学，已经享有盛名。桂书卷帙繁重，非常难得，段书则流传已经三十年，读者受益很大，但是段氏往往师心自用，擅改《说文》，这一点也为人们所不满。王筠所推崇者，有严可均（《说文校议》的作者）、段玉裁、桂馥三人。他在他们的成就的基础上，再提高一步，也就斐然可观。

《说文释例》成书较早，而创见也较多。此书是阐明许书的体例的。工作做得很细很好。

《说文解字句读》本为初学《说文》而作，王氏在序里说：

惟既创为通例（指段氏书），而体裁所拘，未能详备。余故辑为专书（指《说文释例》），与之分道扬镳，冀少明许君之奥旨，补茂堂所未备，其亦可矣。道光辛丑（公元1841年），余又以《说文》传写多非其人，群书所引有可补苴，遂取茂堂及严铁桥、桂未谷三君子所辑，加之手集者，或增、或删、或改，以便初学诵习。故名之曰“句读”，不加疏解，犹初志也。

后来有朋友劝他索性兼采诸家之长，作为自己的意见说出来，也就是每字都加自己的解释，他接受了这个意见。他在凡例中说：

此书之初辑也，第欲明其句读而已。已及三卷，而陈雪堂、陈颂南迫使通纂，乃取《说文义证》《说文解字注》，删繁举要以成此书。其或二家说同，则多用桂氏说。以其书未行，冀少存其梗概；且分肌擘理，未谷尤长也。惟两家未合者，乃自考以说之，亦不过一千一百余事。惟是二家所引，检视原书或不符，此改旧文以就己说也。然所引浩如烟海，统俟它日复核之。

由此看来，王氏还是有述有作：所述者只有严、桂、段三家，主要是桂、段二家，而特别推崇桂氏，以为“分肌擘理，未谷尤长”；所作者一千一百余事，也不算少了。

《文字蒙求》是为儿童初学文字而编写的。王筠在序中引他的朋友陈雪堂的话说：“人之不识字也，病于不能分；苟能分一字为数字，则点画必不可以增减，且易记而难忘矣。苟于童蒙时先令知某为象形，某为指事，而会意字即合此二者以成之，形声字则合此三者而成之^〔17〕，岂非执简御繁之法乎？”他以此为原则，写成《文字蒙求》四卷：卷一讲象形，卷二讲指事，卷三讲会意，卷四讲形声。形声字只拣一些难懂的来讲。不但对于儿童，就是对于一般学习文字的人来说，《文字蒙求》也是一部很好的入门书。当然，王筠讲字形也不免有一些错误，但是大致是可用的。

王筠的研究《说文》，虽然主要在于整理，但是他在字形、字义方面，也有一些创见。例如第一章第四节所述，王筠以为“甘”字不是许慎所谓“从口含一，一，道也”，其中的“一”只是象所含之物，是以会意定指事（见《释例》和《蒙求》）。这在字形解释上就比许慎高明。下面再举两个关于字义的例子：

维，车盖维也。《句读》：《考工记》：“轮人为盖”，未尝言“维”；而曰：“良盖弗冒弗纮”，盖“纮”即维也。“纮”下云：“冠卷维也”，则“维”、“纮”同意。《释天·旌旗章》曰：“维以缕”，郭注引《周礼》：“六人维王之大常。”案，见《夏官·节服氏》注：“维，维之以缕。王旌十二旒，两两以缕缀连，三人持之。”^〔18〕案，两两缀连，则是横维之。是知盖之维，所以维其弓也，今之伞固然。《淮南子·原道训》高注：“小车盖四维，谓之纮绳。”^〔19〕

力按，段注：“车盖之制，详于《考工记》，而其维无考。许以此篆专系之车盖，盖必有所受矣。”可见段氏还不能说明许氏原意。桂氏《义证》也只说：“轑，盖弓也，维谓系盖之绳也”，仍然讲不透。王筠以“纮”即“维”，问题才搞清楚了。

底，山居也，一曰下也。《句读》以为“下也”的“底”“即高低之‘低’”。

力按：段注以为“山居”应改为“止居”，王氏同意了；段氏于“下也”一义注云：“下为底，上为盖，今俗语如是，与前一义相足”，王氏没有依照他。看来王筠是对的，大约汉代已有“低”字，写作“底”，所以许慎以当代的词义解释它。

“说文”四大家当中，王筠是唯一注意文字学的普及工作的。不但《文字蒙求》是很好的一部入门书；即以《释例》《句读》而论，也是比较适宜于初学的。我们在评价王氏在语言学上的贡献时，应该充分估计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