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卷设计_中国农户教育投资

问卷设计_中国农户教育投资

第四章　实地调研：某贫困县的农户调查

前面提出了农户教育投资决策的概念与理论模型。为了证实其合理性，需要通过实证数据来证实。由于单个农户的微观数据很难通过第二手资料来获得，笔者不得不自行实施农户调研来搜集第一手数据。为此，经过精心准备，笔者于2006年8月在某中部省份（H省）某国家级贫困县农村实施了农户调研。本章介绍了调研问卷的设计思路与农户调研的相关情况。

第一节　问卷设计

问卷设计是农户调研的基础和关键，问卷设计的适当与否直接关系到所搜集数据的数量、质量，最终影响到农户调研的成败。为了确保调研成功，笔者反复推敲问卷措辞，并开展预调查，根据预调查的情况修正问卷。此外，由于问卷涉及许多心理和行为倾向的测量，笔者还参阅了大量关于心理测量和研究的文献，以保证相关测量符合研究规范。

一、问卷设计的原则(www.guayunfan.com)

按照马尔霍特拉[1]的建议，任何问卷的设计应该满足三个基本目标：

（1）要将所需要的信息转化成调查对象能够且愿意回答的具体问题。为此，在许多问题的设计上，笔者选择了农民能够理解和熟悉的表达方式。特别是关于价值判断的问题陈述，笔者在设计中充分考虑了农村社会的语言环境。

（2）应该促使、激励调查对象投入到访问中，尽量减少调查对象的疲劳、厌倦，以降低空白率和拒答率。一些经验认为，问卷填写或访谈时间一般不应超过30分钟。但由于本次调查的问题较多，获得高质量的调研信息比时间控制更加重要。为了减少调查对象的疲倦，应该充分发挥调查员的主动性，随机应变，比如，打开调查对象感兴趣的话题（甚至可能与调研内容无关）。

（3）应该尽可能降低回答误差。因为不准确的提问方式或备选答案，可能会使调查对象给出不符合其本意的答案。这些问题可能是由于文字措辞不当引起歧义，比如问题本身带有提示性或倾向性；也可能是因为问题及答案无法真正解释要测量的变量，即使问题和答案自身没有任何语义问题，这在心理和行为变量的测量中较为常见。对于潜在的措辞不当，笔者通过小样本预调查，同时搜集分析访问对象对问卷的评价，来修正措辞表达的不适之处。对于可能导致回答误差的非语义问题，借鉴心理测量中一些检验方法，验证问题设置的有效性，剔除那些效度较低的条目（详见后文有关内容）。

此外，笔者针对不同身份的受访者设计不同的问卷。笔者在调研中分别设计了针对家长、在校学生、辍学学生三种不同类型的调研问卷。由于农户教育投资行为参与的主体包括家长和子女，结合农村特别是贫困地区辍学学生较多的状况，笔者针对家长、在校学生、辍学学生设计了三类问卷（下文分别称“家长问卷”、“在校学生问卷”、“辍学学生问卷”，参见附录1的问卷1、问卷2、问卷3）。其中，在校学生和辍学学生问卷中有一些共同的问题，但部分问题也根据其在学与否的状况作了修正。另外，考虑到一些受访农户中家长可能外出或者无法接受调研（比如，文化水平太低，无法有效沟通；或忙于农活），针对子女的问卷中包含了旨在搜集一些关于农户家庭及家长信息的问题。

二、问卷的结构与内容

（一）问卷结构

遵循一般问卷的设计结构，本次调研的所有问卷也包括致调查者词、指导语、问题与备选答案、结束感谢语等基本要素。另外，问卷被按照以户为单位来进行编号，以便能描述分析特定家庭内家长和子女各自作答的有关信息。问卷开头也包括了调查者所处的行政村村名，调查者性别、年龄、职业、教育程度等人口统计信息。

1.致调查者词

致调查者词出现在问卷开头，表述为：“您好！我们是中国农业大学的学生，正在进行一项有关农村地区教育方面的研究，在您认为适当的地方打‘√’即可。感谢您的合作！”

2.指导语

指导语针对不同类型的问题来设计。对于测量态度和行为倾向的问题，指导语为“就您个人观点而言，您在多大程度上同意以下说法？请在您认为最适合的态度下对应的数字上打‘√’（每种说法只限选择一种态度）。”对于收入、家庭情况、教育情况等“客观问题”，指导语为“请您根据实际情况作答，这些信息我们将对他人保密”。

3.问题

由于实地调研费时、费力，笔者在问卷中考虑尽可能多地测量搜集有用变量和相关信息。其中，家长问卷包含的问题最多，涉及价值观念与行为倾向、家庭结构、收入与结构、家长特征、社会经济环境、教育条件评价6类问题，共约30题。此外，如果辍学子女不在家或无法作答时，家长需要补充作答有关辍学学生的有关情况。以下分别对“家长问卷”、“在校学生问卷”、“辍学学生问卷”的相关内容作简要说明，对变量的具体测量的讨论见第五章、第六章的相关内容。

（二）家长问卷

1.价值观念与行为倾向

教育投资行为受到家长价值观的影响。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问卷调查了以下价值观念：功利主义、乡土观、实用主义、利他主义、教育人文观、男女平等观。

行为变量包括家长对子女教育的参与程度、教育投资中的从众倾向，前者考查家长是否真正了解子女的学校表现，与老师沟通情况，与子女的思想交流情况等。

此外，还调研了家长对教育投资回报的一般预期，以考查家长对教育投资的物质回报期望。

价值观和行为倾向的测量借鉴了心理学中的多条目（Item）测量方法。在每个条目的判断上，采用7级Likert量表，语气从1—7逐渐强烈，1表示“完全不同意”，7表示“完全同意”。

2.家庭收入与结构、教育支出

调查农户近3年来家庭净收入，了解其中农业经营净收入、副业经营净收入、工资收入、打工收入、其他收入的情况，还询问被访者对于非农业收入未来3年持续性的看法。另外，还调查了解农户近3年借债的情况（借债金额多少，目前是否还清，尚余债务）。

各种类型的收入定义如下：①农业经营净收入：农村住户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进行农业（农、林、牧、渔业）生产经营管理而获得的收入，相应地扣除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发生费用后的收入总和。②副业经营净收入：农村住户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进行除农业以外的生产经营管理而获得的收入，相应地扣除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所发生费用后的收入总和。③工资收入：农村住户成员受雇于单位或个人，通常按月发放的较为稳定的收入，与雇主的依附关系较强。④打工收入：农村住户成员受雇于单位或个人，以计件、计时等形式发放的零星收入，不一定按月结算，与雇主的依附关系较弱。⑤其他收入：包括利息、股金、租金、红利、土地征用费用等财产性收入，以及亲友赠送、调查补贴、救济金、救灾款、保险年金、退休金、抚恤金等转移性收入。

对教育支出的调查包括：近3年来整个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直接金钱花费总额及构成。其中包括学费及书本费、杂费、伙食和住宿费、其他零星生活费用。杂费是指资料费、报刊费、体检费、校服费、考试费、计算机上机费、军训费等学校收取的其他各项杂费。如果学校解决伙食和住宿，则计算伙食和住宿费，否则不计算。

经验表明，收入、支出调查历来是农户调研中的一项难点。被访问者回忆过去的收入、支出时难免有出入，准确度较低；被调查者出于各种原因可能会高报（如攀比心理）或低报家庭收入（如不愿露富或希望得到政府补贴），进一步降低了收入数据的可信度。针对这些可能出现的情形，笔者在调研前先对访问员进行简单培训，使其明确各类收入、支出的具体含义。还要求访问员在访问时先大致了解农户家中劳动力、子女的基本情况，做到询问时心中有数，适当引导；访问中通过向调查对象反复重申调研的学术研究立场，不代表政府，也不作为发放补贴或救济的依据。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能降低收入、支出调研中的偏差。

3.家庭特征结构

和多数农户调研一样，本次调研问卷中也包括了家长的人口统计特征（年龄、受教育程度）。此外，还对家庭成员情况（未成年子女数量、各自性别、年龄、受教育情况，共同居住老人人数）、家长外出打工的情况（外出家长每年外出的时间长度）作了调查。家庭中未成年子女的信息有助于从整个家庭来考察教育投资的情况。有关共同居住老人的信息可以反映出家庭负担情况，家长外出打工的相关信息则反映了家庭人口流动程度，而这可能会对未成年子女的成长、心理和教育造成影响。

4.社会经济环境

以往很多研究认为，社会经济环境对教育投资产生了影响。本次调研问卷中对社会经济环境的考察主要包括当地外出打工人数、家长对当地非农就业机会、从事行业的认知。这些信息有助于评价被访问农户所处的社区人群流动程度和非农业工作机会与生产方式可能给人们带来的行为方式价值观的影响。此外，问卷中还询问了对目前已经在校的子女（如有多个则汇总）而言，如果辍学在家，家长觉得他们可能获得的农业收入、非农业收入（本地）和外出打工收入是多少。这些信息可以近似作为农户家长对在读子女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的估计。而“机会成本”的大小，可能会对教育投资行为产生影响。

5.针对辍学学生的补充问题

考虑到很多辍学学生可能已经外出打工，无法直接获得他们的访问信息，笔者特意在家长问卷后补充了一些问题，以便对辍学子女无法接受访问时搜集信息。事实证明，这种设计安排非常有必要。

问卷要求受访家长针对家中最近一个辍学子女的情况，回答辍学学生辍学时的教育程度、辍学原因、学校离家距离以及该子女学习期间的心理倾向（上学意愿、吃力程度）、家长对其升学可能性的认知以及家长对学校教育条件的评价（教学设施、教学水平、公平性、责任心）。这些信息勾画出了辍学学生辍学的主、客观原因。

（三）在校学生问卷

在校学生的问卷主要针对在校学生价值观念、教育环境进行了调研。价值观念的问题设计与家长问卷中类似，但减少了一些不宜于针对子女调研的观念（如利他主义、实用主义），问题的陈述也作了修改，以符合少年、儿童的阅读习惯和理解力。教育环境的调研包括学校离家距离，以及子女在校的心理倾向（上学意愿、吃力程度）、对升学可能性的自我认知以及对学校教育条件的评价。

此外，针对可能出现家长未能被访问的情况，由在校学生来回答有关家长和家庭特征、家长外出打工情况、家庭中其他子女的受教育情况、教育机会成本的有关问题。

（四）辍学学生[2]问卷

与在校学生问卷类似，辍学学生问卷也针对辍学学生价值观念、教育环境进行了调研。价值观念中除了包含在校学生问卷中的那些观念外，还设计了问题以了解辍学学生对待辍学问题时的“从众倾向”。教育环境问题的设计与家长问卷中的补充问题类似。此外，还调查了解辍学学生离开学校后当前的职业和收入情况。

类似地，针对可能出现家长未能被访问的情况，由辍学学生来回答有关家长和家庭特征、家长外出打工情况、家庭中其他子女的受教育情况、教育机会成本的有关问题。如果这些信息已从该家庭中的其他成员获得，问卷中的相关问题将被忽略。

第二节　调研情况

一、总体情况

开展农户调研前，首先需要确定样本数量和调研地点。样本数量的确定，首先取决于采用的计量分析方法，但始终没有一个一致性的准确的最低样本量法则。笔者的研究采用了传统回归分析和结构方程建模（SEM）（有关SEM的介绍，详见第五章的相关内容）相结合的方法。关于SEM方法，有学者认为样本量至少为模型中隐变量路径数的5倍（Wynne W Chin，1995）；也有人认为，SEM的样本量必须达到100以上，超过200就能满足要求。样本量大小还取决于调研预算。本次调研完全是笔者自己筹集资金完成的，在预算相当有限的情况下，仍然以较高的学术规范来确定样本量。基于这些考虑，最终笔者组织实施的调研入户为300家以上，在剔除一些无效数据后，获得有效样本超过200家。

调研地点的确定也颇费思量。为了保证样本在各变量上的观测值表现出较好的分散性而非趋同性，需要样本农户的经济、家庭、社会等特征尽可能差异化，从不同地域和层级抽取样本户是理论上的最佳抽样方案。但跨地域实施调研的成本很高，难度较大。此外，根据以往农户调查实施的经验，当地政府的许可和支持是成功实施调研的必要条件。因此，选择的调研地区既要具备使农户存在较大差异的社会经济背景，其基层政府又能提供支持。由于笔者的资源有限，可选的调研地域非常有限。经过努力，笔者最终选择了中部省份（称为“H省”）某国家级贫困县（称“L县”）某行政镇（称“X镇”）。该县农民有多年外出打工经商的历史，外出人数的比例也较大，尽管有一些人先富起来了，但当地由于自然资源的制约，人均收入仍然处于较低水平，在省内排名靠后。笔者认为，该地域所具有的社会经济特征使得农户调研有可能获得具有统计意义上的变异程度的样本。

在选择调研地点、确定样本数量后，笔者经过充分准备，于2006年8月带领调研小组成员共5人，从北京出发，前往H省L县X镇，历经1周时间，访问了300多家农户，较为成功地实施了调研，基本完成了预定目标。

二、被调查地区的有关社会经济简况

（一）L县社会与经济发展概况

L县位于H省中部，总面积2432平方公里，辖6镇14乡，558个行政村，人口83万人。L县山区面积277万亩，占总面积的77%。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耕地稀缺，总面积占全部土地面积的比重不足1/6。

L县蚕业生产历史悠久，而且出丝率高，丝强度大，色泽好、易漂炼、易染色，“质量居全国之首”。蚕丝加工是该县的一大副业，据了解，该县有83.90万人，其中仅与丝棉加工及贸易相关的在外务工经商人数就达10万人之多，足迹遍布全国各地。从这个意义上而言，L县农村所处的社会经济背景，具有典型转轨时期农村的特征。

一直以来，L县地处山区，交通不便，经济非常落后，人均收入较低。据有关统计年鉴，L县2004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1678.5元，在全省排名倒数第3。1994年，L县被国务院扶贫办确定为592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3]之一。

近年来，L县大力发展旅游业，经济得到较大发展。2006年全县旅游直接收入5100万元，旅游总收入2.55亿元，与上年相比增长56%。2006年，全县财政收入首次突破2亿元大关，达到2.26亿元，在全省排名由2003年的第96位跃升到第40位。当年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6300元，农民人均年纯收入2050元。但总的来说，由于基础较差，L县的经济水平和人均居民收入还比较落后。

（二）X镇社会与经济发展概况

X镇地处县城西22公里，总人口3.2万人，现辖20个行政村、2个居委会、155个村民组。2005年全镇国内生产总值2.17亿元，财政收入180万元，人均纯收入达2500元。X镇的旅游资源较为丰富，其温泉在省内闻名遐迩，随着L县旅游产业的发展，X镇也受益较大，旅游服务业已成为全镇经济新的增长点。

X镇的经济发展水平在L县处于中游偏上。笔者在调研中了解到，很多农户所在村落坐落在典型山区，家庭人均耕地最低不到0.1亩，农业收入极少。X镇的很多农户也涉足L县传统行业———丝绵、被单加工和销售中。在笔者调研的多数村组，几乎每家每户都有人外出务工或做小生意，在外的时间短则2—3个月，长则数年，仅在春节期间回家。此外，那些在公路旁、景区内的农户家庭，很多经营农家乐餐馆、旅店、小商店，以此作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这些情况表明，X镇虽然地处山区，但其多数的居民已外出闯荡，其收入结构已经不再是单一农业收入，其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外界的影响和同化，这些特征使笔者相信，X镇的农户样本适用于本书的研究。

（三）L县教育发展状况

为了了解全县教育发展的情况，笔者还在调研结束后特意访问了该县教育局的有关负责人（访谈记录见附录2）。我们了解到，该县已经全面实行义务教育学费全免（如家长工资来源于财政资金则不享受该政策）。从2002年开始，该县全面执行农村中小学“一费制”（初中学生260元/年，小学学生160元/年）。新的义务教育法实施后，义务教育的经费完全由中央和省级财政拨付，“两免一补”执行的力度会更大，“寄宿生生活费”按每个农村寄宿生每学期补助100元标准执行。他认为，绝大多数农村家庭能负担得起义务教育阶段的费用。因此，进一步探寻收入与农户教育投资的关系有其价值和意义。

总的看来，L县虽然基础较差但近年来发展较快，其社会经济面貌对转型时期中国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有很强的代表性。从收入水平上看，本次调查样本户的平均家庭人均年收入为2006元，略低于2007年统计年鉴公布的西部地区总体平均水平2588.37元，但差距不大。笔者认为，选择L县的X镇，既能较好地服务于系统考察农户教育投资行为的研究目的，又具有典型的意义。

三、调研准备

为了保证调研的质量，笔者选择采用实地带领调研员入户而非常见的分散式调研回收问卷的方式。这样做主要出于以下理由：①分散式调研在样本选择上不易控制，在很多情况下，调研者仅选择其熟悉的农户，比如亲戚、同学等，这样极有可能造成较大的样本偏差，缺乏代表性；②由于缺少对调研员的现场控制和反馈，分散式调研往往数据缺失率高，或数据伪造现象比较严重；③对于本研究而言，并不需要在全国范围开展调研，数据搜集主要是用于模型检验。所以，尽管分散式调研省钱、省力，但笔者还是选择了集中式调研，并亲自参加和监控调研过程，以保证调研质量。

按照以上思路，笔者在多个北京高校的BBS上发布招聘广告，招募入户调研员。招聘广告明确：异地调研，统一管理；农村籍学生优先，H省籍学生优先（考虑到可节约交通费用）；参加过社会调研的优先；报酬约100元/天，在调研期间的食宿由组织者负担。由于正值暑假前夕，大学生报名踊跃，通过筛选，笔者最终选择了3名H省籍学生，其中两名为L县籍学生。

在招募调研员的过程中，除了对候选人进行鉴别外，笔者还与他们就调研实施中的一些细节问题进行交流，并向最终的人选提供调研问卷，请他们发表意见。经过这些讨论，既增进了彼此的了解，也使笔者对本次调研实施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也对调研问卷的设计作了一些调整。这些准备工作增强了笔者成功实施调研活动的信心。

四、调研实施

经过一番准备，笔者及调研员一行5人，按照预定的时间聚集于H省L 县X镇。在到达前，我们已经与镇领导取得了联系。在具体行政村的选择上，参考了他们的意见。镇领导事先与调研行政村的负责人联系，以保证调研的顺利实施。

在调研中，我们实施了以下关键要素：

（一）抽样

每天选择一个行政村实施调研。在向村干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根据行政村内人口分布情况分配调研员覆盖区域，一般是1—2人负责一个组。在具体农户样本的选择上，采取整群便利抽样方式[4]，即访问那些满足调研筛选条件（家长在家，且其子女中有学龄青少年、儿童）且愿意接受访问的农户。

（二）分类调研

我们要求调研员对家长和子女采用不同的方式完成问卷调研。对家长的调研，由调研员向其转述问卷上的内容，询问结果后由调研员填写。在家长的具体选择上，一般选择较能配合调研的家长，男女两方均可。在实际调研中，有的农户家长共同商量作答。对于子女，特别是在校学生，在询问其能否读懂问卷后，一般要求其自己填写。如果在场既有在校学生，也有辍学学生，则分别从中选取1个；如果情况类似且有多个子女，则选择较为愿意作答或者年龄稍长的学生。这样的安排是考虑到：家长一般已经脱离了全日制学习，阅读问卷有困难；而子女则未脱离全日制教育，不会对阅读问卷有抗拒心理，其阅读理解力也较强。结果也表明，大多数子女受访者能够较好地完成问卷自填。二者同时进行，极大地提高了访问效率。总体而言，对单个农户家庭的家长和子女的访问能在40—60分钟完成。

此外，为了有机会建立农户家长和子女问卷之间的联系，我们对每套问卷进行编号，每套问卷中包括家长问卷、在校学生问卷、辍学学生问卷各一份。调查员访问不同农户时，必须采用新的一套问卷。由于被访农户家中可能没有辍学学生、在校学生，无法完成相应问卷，每套问卷可能有空白的子问卷。为了避免浪费，在日结时，将空白问卷回收并再次编号投入使用。

（三）对访问员进行调研前培训

由于对家长的调研是以询问方式完成的，而且还涉及一些敏感问题（如家庭收入），这对调研员的知识和谈话技巧提出了要求。一方面，调研员需要事先了解问卷内容，比如明确各类净收入的具体含义；另一方面，还要求调研员在访问时先大致了解农户家中劳动力的基本情况，做到询问时心中有数，适当引导。访问中通过向调查对象反复重申调研的学术研究立场，不代表政府，也不作为发放补贴或救济的依据。这些意识和调研要求都是通过调研前准备完成的。

（四）逐日回收与总结

每天调研结束后，笔者会及时检查调研问卷的完成情况。一方面，统计已完成调研样本数量，以确定后面须完成的样本数，控制整体进度；另一方面，检查问卷完成质量，如有大量数据缺失，要求调研者说明原因。此外，针对调研中出现的新问题，鼓励大家献计献策，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为第二天调研做好准备。

（五）对调研农户的激励

以往经验表明，对受访者进行适当物资激励，有利于受访者配合调研，提高样本效率。而且，我们考虑到，调研农户大多不富裕，适当赠送礼品可以对他们形成一定激励。我们特意在当地购买了洗衣粉、肥皂，每份价值在1—1.3元，向愿意接受访问的每家农户赠送一份。事实表明，在有限预算下，该措施收到了较好的激励效果。接受礼品的农户一般都很配合；还有一些农户听说我们是学生，纷纷表示不要礼品。

（六）样本的补充

除了进行入户调研外，我们还在L县城某农民技校的课堂上发放了约130份辍学学生问卷[5]，基本全部回收。据了解，这些学员是短期培训班学员，专业是文秘（计算机）、电焊、汽车修理，学制3—6个月。他们主要是本县初中毕业或中途退学的青少年，其目标是培训成技术工人，向广东的制造企业如富士康公司输出劳动力。

第三节　样本农户的基本情况

经过数天的努力，调研组最终完成了近500户农户的访问问卷，其中，包括同时获得家长问卷和在校学生问卷的270户，同时获得家长问卷和辍学学生问卷的20户，同时获得家长、在校学生、辍学学生问卷9户，仅获得家长问卷42户，仅获得辍学学生问卷150户，仅获得在校学生问卷6户，如表4.1所示。

表4.1　调研样本的构成

从表4.1中可以看出，农户家中家长和辍学学生都在家且能接受访问的情形比较少，这是因为，总体而言，辍学学生远远少于在校学生；很多辍学学生已经去外地或在附近外出打工，或者在家已经成为主要劳动力，无暇接受访问。辍学学生问卷主要是由技校学员完成的。调研期间正值学校放暑假，在校学生大都回家，这为我们获得大量在校学生的样本提供了机会。

在对调研数据进行处理时，我们发现子女往往只能对自己的情况和感受作答，对家庭收入、教育支出等问题回答不准确或缺失率较高，因此在对于家庭相关的“客观”数据处理时，我们优先考虑并处理分析家长问卷的信息。

一、家长、家庭人口特征

剔除无效问卷后，经统计共有分别来自不同家庭的277名农户家长接受了访问。其中，男性家长173人，占62.5%，女性家长104人，占37.5%。

受访家长平均年龄为41.36岁，最大的为66岁，最小的为34岁；其中男性家长平均年龄为40.96岁，女性家长平均年龄为39.95岁。

对每个受访家长，我们都调查了夫妇双方的受教育程度。其中，未上过学（文盲）的占21.9%，小学教育程度的有30.4%，初中教育程度的有32.5%，上过高中的占7.1%，有1.4%获得中专水平教育，1.1%具有大学及以上文化程度。由此可以看出，未受教育者的比例约有1/4，多数家长（63%）具有小学和初中文化；中专及大学学历的家长极少，我们了解到这些多为教师或乡镇干部。

受访家长及配偶的受教育程度如图4.1所示。

图4.1 样本农户家长的受教育程度

二、子女受教育情况

受访农户的子女大多是学龄少年儿童，且大多是在校学生，但部分受访农户中存在辍学学生的情况。在受访的277家农户中，有62家有辍学学生，占全部受访农户的22.39%。在这62家有辍学学生的农户中，有7户有2个辍学学生，其余农户家均有1个辍学学生。辍学学生中，男性36人，平均年龄17.83岁；女性32人，平均年龄16.78岁。

为了衡量农户家庭子女整体的受教育情况，我们特意引入“家庭教育投资强度”的概念。以往研究一般多从单个子女而非整个家庭的角度衡量子女受教育情况，研究文献中常见的测量方式有几种：①二元分类变量。按照儿童是否在学，并定义其值为：是＝1；否＝0（孙志军，2003）。这种测量只能区分两种情况，不能区分在校学生或辍学学生之间的差异；而且对于同一家庭内既有辍学学生又有在校学生的情况则无法处理。②受教育年限。即某个子女当时实际已经发生的受教育的时间长度，以年计算（李旻等，2006）。这种测量的问题在于，受教育年限一般和儿童绝对年龄高度相关，其他自变量的影响很可能因为儿童年龄的作用而变弱甚至无法观察到。

为了避免上述测量方法的缺陷，按照计算学龄儿童实际受教育年数占应受教育年数比重的思路，本书定义“子女教育投资强度”来测量以家庭为单位的子女教育投资行为，根据计算口径的不同，可以进一步分为三种情况。具体计算公式为：

相应地，对于某家庭的男孩教育投资强度，可以通过下式计算而得：

对于该家庭的女孩教育投资强度，可以通过下式计算而得：

在一般情况下，教育投资强度应该取值在［0，1］，但如果在7岁以前上学，该指数可能大于1。对本书的样本农户而言，家庭的教育投资总强度均值为0.890，男孩教育投资强度均值为0.881，女孩教育投资强度均值为0.897，三者相差不大，如表4.2所示。这说明样本农户家庭中男孩女孩受教育情况差异不大。

表4.2　样本农户的子女教育投资强度

三、家庭收入情况

根据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从长期来看，消费支出取决于持久性收入。国内的学者也曾通过统计数据证实，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主要取决于持久性收入水平（李锐、项海容，2004）。本次调研也采集了样本农户的家庭收入数据，并根据收入性质进行分类：农业经营净收入、副业经营净收入、工资收入、打工收入、其他收入（详细定义参见本章第一节相关内容）。

参照弗里德曼计算持久性收入的做法，我们将收入数据取年平均值，可得到农户持久性收入的近似数据。样本年均家庭收入数据如表4.3所示。

表4.3　样本农户年均家庭收入的描述性统计

注：由于2006年的数据为上半年数据，因此2003—2006年平均数用总数除以3.5得来。

将各类收入均值计算如表4.4所示。

表4.4　调研农户家庭年平均收入与构成的平均值　　单位：元

续表

注：由于2006年的数据约为上半年数据，因此2003—2006年平均数用总数除以3.5得来。

从表4.4中可以看出，农业经营净收入、打工收入的变异系数比起副业经营、工资收入而言，变异系数较小。在调研中我们了解到，当地很少有种植大户，导致农业经营收入在不同农户之间的差异较小；农民打工一般是在附近建筑工地打零工，收入也大体相同。差异较大的是副业收入和工资收入，前者一般是指农民经营丝棉生产、加工和销售，不同年景、不同农户差异很大；后者一般是指外出在矿上、工厂打工时赚取的工资，也因人而异，差异很大。

我们还可以看出，在调研农户家庭平均收入中，打工和副业收入占了70%以上，农业收入仅占7%。这种现象与当地耕地较少，农民外出经商务工较多密不可分。图4.2形象地说明了样本家庭收入中各类收入的相对大小。

图4.2　样本农户的家庭收入结构

一般认为，农业收入的稳定性较好，而非农业收入的稳定性较差。为了了解农户对收入稳定性的自我认识，问卷中还设计了问题询问受访家长对未来3年各类非农业收入稳定性的判断。结果表明，超过80%的受访家长认为，未来非农收入“不稳定”，各类别收入稳定性差异不大，如表4.5所示。这说明了农户对未来获得非农收入存在较大的风险认知。

表4.5　调研农户对未来非农收入稳定性的预期

四、教育支出

为了了解农户子女教育的经济负担程度，我们在问卷中调研了农户家庭近几年用于子女的全部教育支出，并设学费及书本费、杂费、伙食和住宿费、其他零星生活费用4个子类。其中，学费和书本费是指明确花费在开学报名所交纳的学费及学年内书本的支出；杂费是指资料费、报刊费、体检费、校服费、考试费、计算机上机费、军训费等学校收取的其他各项杂费；如果学校解决伙食和住宿，则计算伙食和住宿费，在家吃住则无该项费用。

为了与收入数据统一口径，我们也调研了农户在近3年半的教育支出情况。样本农户的年均值有以下统计特征：

表4.6　样本农户年均子女教育支出的描述性统计

续表

注：由于2006年的数据为上半年数据，因此2003—2006年平均数用总数除以3.5得来。

将各类收入均值计算，如表4.7所示。

表4.7　样本农户家庭年均子女教育支出构成的平均值　　单位：元

注：由于2006年的数据约为上半年数据，因此2003—2006年平均数用总数除以3.5得来。

从表4.7中可以看出，在各项费用中，伙食和住宿费支出是最大的开支，几乎占了全部支出的一半左右。学费及书本费、杂费分别约占总支出的1/4和1/9，而这两项正是政府教育减负工作的主要减免项目。这说明减轻教育负担更应考虑从减少学生伙食和住宿费负担着手，但这种支出往往取决于各地生活水平，相比教科书而言，其成本难以控制，制定统一减免标准比较困难：补贴额度过大，财政负担较重；补贴额度较少，减负效果有限。

图4.3形象地说明了样本农户家庭子女教育支出中各类支出的相对大小。

图4.3　样本农户的子女教育支出结构

从表4.7中也可以看出，教育支出的各项费用的变异系数都比较大，这说明各农户家庭的教育支出情况都比较大。其中，杂费、其他零星生活费用支出的变异系数相对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农村地区教育杂费等收取相对混乱的现状。

【注释】

[1]Naresh K.Malhotra.Marketing Research：An Applied Orientation（3rd Edition），Prentice Hall，1999，见涂平等译.市场营销研究———应用导向（第3版）.电子工业出版社，2002，P209

[2]本书将辍学学生定义为3类学龄少年儿童：未完成义务教育的；已完成义务教育且通过升入更高阶段教育资格考试但未能继续学业的；在任何一个阶段学习（小学、初中、高中）中因转学以外的原因终止的。

[3]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数量的确定采用“631指数法”测定：贫困人口（占全国比例）占60%权重（其中绝对贫困人口与低收入人口各占80%与20%比例）；农民人均纯收入较低的县数（占全国比例）占30%权重；人均GDP低的县数、人均财政收入低的县数占10%权重。其中：人均低收入以1300元为标准，老区、少数民族边疆地区为1500元；人均GDP以2700元为标准；人均财政收入以120元为标准。

[4]相比概率抽样，便利抽样容易产生抽样误差；但实践中一般在“群或层”的选择上来消除抽样误差，具体抽样时采用便利抽样。另外，本次入户调研的样本数超过300个，较大样本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抽样误差。

[5]之所以将技校学员纳入辍学学生的范畴，是因为他们接受的是短期职业培训，而非较为正规的超过一年以上的职业教育。这些学员多数未完成初中教育，少数学员完成了初中教育。可以认为，这些学员已经脱离了正规教育，可以被视为离开正规教育的“辍学学生”。他们参加培训班却为笔者提供了集中调研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