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思”来源的可能解释

三、“迷思”来源的可能解释

将媒介的功能视为强大并冠之以“子弹论”的名称虽不敢肯定来自于施拉姆，但至少也是经由他手确认并加以传播的，一个可以佐证的例子是：在卡茨与拉扎斯菲尔德、克拉伯等人的经典效果研究或总结中，“子弹”、“子弹论”或是根本没有出现，或是并未作为一种“理论”的形象出现，而仅是对于当时人们心态的一种描述^[38]。

可能的解释也许是，1950年代后致力于“传播学”学科建设的施拉姆等人，为了完善叙事的合理性，将媒介研究历史看成追寻合理理论的单一过程，只是其中偶尔有枝节旁逸，于是宣传分析被视为欧洲大众社会理论的直接子嗣，而不论它们对于现代社会影响的许多不同的社会政治现实。更进一步说，这种“寻求”将宣传分析范式视为一种过于天真的效果分析模式，以后逐渐被“有限效果”模式所取代，而不论其聚焦于机构和社会冲突的事实。于是，当时关于大众媒介影响的大致想法被提炼为“魔弹论”的概念提出。

另一个有趣的解释是，魔弹论“迷思”的产生有助于转移对传播研究的“权谋式”（Machiavellian）的视角^[39]。1940年代后，新的传播研究工作所需的经费和资源要求学者与机构合作。所以那些著名的传播研究先驱们，如盖洛普、拉扎斯菲尔德、拉斯韦尔、霍夫兰等，无一不是接受了广播机构、商业组织、大基金会或联邦政府部门的资助。与机构的合作不仅给研究者提供了资源，而且赋之以社会服务之名。然而，与机构的联系也使得宣传分析者们对此提出了批评，认为研究者们扮演了威胁民主的操控的社会角色，这一批评困扰着传播研究者。要去掉这些批评，除了逐步取代宣传分析外，还得将宣传分析重新塑造，选择性地记忆为与传播研究有着同样的目的或意图，而只是不够成熟与完善的开端，而传播研究在它基础上弥补了前人研究的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