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思维特性

一、中国人的思维特性——辩证思维

Peng等人将中美两国大学生看待问题的方式进行了一番对比^[6],如表4-1所示:

表4-1　中美大学生认识上的差异

在考虑问题的方式上,很显然,中国人对矛盾的看法与美国人非常不同^[7]。具备辩证思维(真假共存)的中国人倾向于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变化的、复杂的、混沌的,任何事物当中都蕴涵着矛盾,中和是处理矛盾的重要方式。美国人则认为对于大环境中的单一事物可做对错判断;中国人的辩证观念包含变化论、矛盾论及中和论。变化论认为世界永远处于变化之中,没有永恒的对与错;矛盾论认为事物都是充满对立的矛盾统一;中和论则体现在中庸之道上,认为任何事物存在着适度的合理性。与中国人不同,美国人强调世界的统一性、非矛盾性和排中性,相信一个命题不存在同时对或错,要么对,要么错,无中间性。中国人认识论的最显著体现,是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以中庸之道为代表的两千多年传统文化的积淀,固化了中国人的性格特征。

不同的文化心理和思维特性,往往决定了行为的差异,短信交往行为也不例外。2008年全球主要市场的短信发送量为2．3万亿条,亚太地区占1．7万亿条,其中中国就占了亚太市场近一半的份额,而北美地区的发送量仅为3010亿条。为什么中、美两国在短信使用量上有如此大的数量差异呢?在这个问题中,排除并不显著的传播工具及相关产业差异,国民文化心理和思维特性的不同发生了重要作用。美国人认为短信问候不够礼貌,而中国人习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如果电话那头没人接,对着话筒说一大通留言,美国人觉得特方便,而中国人则会觉得特“傻帽儿”,所以中国的留言电话始终发展不起来,发展起来的是手机短信。中国人的内倾性与和谐性心理特征导致常常有些话不方便直接说出来,通过短信便能得到很好的表达。而在美国,人们爽朗直率的个性使得大多数人更喜欢直接通电话。有关调查结果显示,多达94%的美国人认为,只有手写的便笺、卡片或小礼物才是表达关心和拉近情感的最佳方式,用电子邮件或手机短信等方式向别人表示问候,是一种非常失礼的行为^[8]。

进一步证实中国人辩证思维特性的是Peng等人的一项实验^[9]。他们给出了两个情境:

情景一:母—女价值冲突(mother-daughter value conflict)

三位母亲在如何教育孩子上观念不同,现在她们的女儿长大了,反对母亲的观点,你认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她们应该怎样做?

情景二:上学—玩耍冲突(school-fun conflict)

三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由于作业与考试的压力,觉得目前的教育很没有意思,你认为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他们应该怎样做?

让中国和美国的大学生被试评价在冲突中谁应负责:如果被试认为母女双方或是学生与学校双方都有责任,我们就认为被试采用的是辩证思维。结果如图4-1所示,在两类冲突中,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倾向于采用辩证方式(两次比较中的中、美百分比分别为:72%比26%、45%比12%,中国人采用辩证方式的几率高出美国人约两倍之多)。

图4-1

对中国人整体思维特性的分析使得我们有可能从更深的层次上认识中国社会。我们知道,中国人在评价他人的时候,往往把一个人的生活背景、家庭出身以及他成长与生活的环境联系起来,而不是从他本身所具有的特性去评价与衡量他。在一项研究中, Morris、Peng等人分析了美国的中文报纸和英文报纸对卢岗与McIlvane(美国一投递公司职员,因为失业而枪杀上司)杀人事件的报道倾向,发现中文报道更多地强调环境因素对此二人行为的影响;而英文报纸更多地强调个人内在特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短信人际传播中,去现场性、无从得知对方所处情境及其纯文本特有的表达,打破了中国人注重情境因素并形而上的思维特征所带来的一般交往模式,短信主体之间的交往目的、内容、形式、价值变得迥异于现实交往,而这种短信交往的内涵又会反作用于短信主体的思维特性。

对中国人思维特性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对科学发展进程中一些现象的认识。早在1962年,英国的科学史学家Joseph Needham就发现了在科学发展史上有一个特殊的现象:中国人对“场”(field)、“远程作用力”(action at a distance)等概念的了解要比西方人早2000年,但与此有关的现代电磁学却是由后者最早提出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Peng等人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可能与东、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有关。尽管物体之间存在着普遍的相互作用,但在一定条件下对这些作用力的分解是可能的,西方人的思维方式使得他们做到了这一点,所以建立起了电磁学等新的学科;中国人总是相信事物之间影响的不可分割性,所以尽管早就认识到了这些现象,但却与新的科学擦肩而过。

如前所述,中国人认为事物是两面性的,是矛盾统一的,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因此需要中庸之道去协调与中和,而中庸之道是儒家思想文化的代表。笔者倾向于认为,以“中庸之道”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文化(如“内圣外王”理念)被历史证实只是一种空洞的幻想,而宋儒理学向人们要求的“存天理,灭人欲”更是否认人们追求物质幸福的道德意义,甚至对人的基本生理需求持否定态度(如程颐主张寡妇宁可饿死而不可改嫁),儒家文化不但自身呈现衰朽倾向,而且自近代以来中国向西方先进技术乃至政治制度的不断学习中一路衰退至今,整体实质已不复存在。因此,将儒家思想文化这样一个庞杂、笼统、业已势微的因素引入手机短信人际传播研究是不相宜的,而在中国人的思维特征中保留下来的儒家、道家、佛家乃至中医学和风水学中普遍存在的辩证认知思维特征,则应成为手机短信人际交往的文化心理研究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