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思维转型的样板

六、香港的创新模式:中国人思维转型的样板

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属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国人对香港，既是熟悉的，也是陌生的。说熟悉，因为香港是内地人前往最多的境外旅行目的地，也是内地境外投资最大的来源地，香港与内地的经贸关系非常紧密。内地对香港的支持也非常慷慨，香港的淡水主要靠大陆供应，香港人喜欢的“鲜活、生猛”的鸡、鸭、鹅、猪和水产品，基本上靠大陆供应。说陌生，主要是说内地对香港的研究和借鉴还不够，内地人对香港的认识总体上还处于表面上，并没有多少内地人认为香港有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就笔者所闻，除内地的土地出让制度和廉政工作曾经借鉴过香港的经验以外，其他领域中学习香港的经验和治理制度的很少。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香港曾经被英国殖民统治，以及香港的体量不够大。因为曾经被殖民统治，所以可能犯着忌讳；因为体量不够大，在国人“以大为美”的思维定势下，即使是在羡慕的过程中也带有几许蔑视。

笔者提出香港是中国人思维转型的样板，是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在考察历史事实之后所得出的结论。香港进入近代和现代社会，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与日本相比，日本进入近代和现代社会是从明治维新开始的，香港开始的时点比日本早了20余年，但是，香港开始时的基础远远比日本要薄弱，因此在较远距离观察历史、比较历史的场合，可以认为香港和日本是基本同时启动近代化和现代化发展史的。

经过160年左右的发展，在中国的版图中，在综合发展水平上，在财富创造能力上，香港是唯一可以和日本媲美的地方，这是历史事实。当然，有“汉族原教旨主义”倾向的人会说，香港的发展全靠中国内地对它的扶持，没有内地的市场就没有香港的今天。这话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然而，历史是由偶然性和必然性相结合而成的，这种论调只是强调了偶然性的因素，忽视了必然性的因素，因而是以偏概全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内地的市场对任何一个省市都是存在的，但是没有一个省市的发展水平能够和香港媲美。

香港的社会是以华人为主体的。笔者在本书中分析过，以财富为导向的创新体系，是经济结构和质量转型的依归；要实现经济转型，前提是要实现社会治理结构和制度的转型；而社会治理结构和制度的转型，其前提又是包括官员、企业家和公民在内的全体国民素质的转型。对素质的转型，所有的人都知道其难度极大，而且过程极其漫长，以至于我们对13亿多人的素质转型可能会失去信心。香港作为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社会，其素质转型是彻底的、到位的，给了我们极大的信心和启示。

香港是一个创新型地区吗？如果按照“技术决定论”的思维，香港不能算作一个创新型地区。如果按照创造财富的导向，香港无疑是一个创新水平极高的地区。2011年度，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把香港的创新能力列为全球第4位，就是对香港的财富创造能力的肯定。香港除土地和深水航道以外，几乎没有自然资源，其财富几乎都是智力创造的结果。国人在观察问题时，需要转变思维方式，学会看透问题的本质。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创新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创造财富的能力。本书把创新体系分为两个组成部分，一个部分是以知识为导向的创新体系，另一个部分是以财富为导向的创新体系。在进行战略思考时，两者不要混为一谈，在进行政策的顶层设计时，更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其实应该把重心放在以财富为导向的创新体系上，这是国内的政策设计者在思维上的最大偏差。香港的经验，如果能够被认真研究，对纠正这种偏差，提高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效率，是会有极大帮助的。

“香港企业并不创造新技术，而是去搜罗世界现有技术，并将之结合到新产品中以资获利。这实际上反映了全球技术发展性质的急剧变化。”^[29]恩莱特在《香港优势》一书中还说:“总括来说，香港及其企业在研究和发展上的投资不多。根据工业署的资料，香港在研究与发展方面的开支只等于本地生产总值的0.1%，是全世界最低的地区之一。”在20世纪70年代，香港并没有像韩国和新加坡一样，由政府做出巨大的努力，吸引和建设高科技产业，因而错过了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机遇。然而，没有选择高科技产业，并没有损害香港财富创造能力的发展，所以，香港这个案例是值得内地产业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深入研究的。香港的产业结构如下:仅从公开的统计数据，我们就能看出其发展速度和质量。香港的主要经济数据表格如下:

表6-2 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构成

数据来源:香港政府统计处http://www.censtatd.gov.hk/gb/？param＝b5uniS＆url＝http://www.censtatd.gov.hk/hong_kong_statistics/statistical_tables/index_tc.jsp？char-setID＝2＆tableID＝017＆subjectID＝。

表6-3　香港的主要服务业

数据来源:香港政府统计处。

表6-4　香港主要制造业人数

数据来源:香港政府统计处。

2010年，香港的服务业对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达到92.9%，其主要业态是:批发、零售、进出口、食肆、酒店贡献了27.3%，金融、保险、房地产、商业服务贡献了37.5%，社区服务、社会服务、个人服务贡献了16.8%。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香港的工业对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仅为7.0%，工业中制造业仅贡献1.8%，工业的主要门类是成衣、电子、纺织、钟表、化工、首饰。

制造业所占雇用人数的比例从1980年的42%，跌至1995年的15.3%，到2010年该比例进一步降至3.5%。受雇人数由1984年的90万人跌至1995年的38.6万人，2010年仅为12.87万人。

以上这些服务业和工业的具体业态，对中国内地来说，似乎是不起眼的，基本没有我们所说的产业“亮点”。但是，这些产业中，香港企业所创造的财富，却能够支撑香港社会的运行，支撑香港人的生活水平和城市建设水平。我们可以说，香港的产业业态在内地都有，也许内地有不少业态的技术水平超过香港。然而，就财富创造能力而言，双方存在巨大的差距。香港的例子生动地说明任何产业业态都是能够创造财富的，世界上没有不好的行业，只有不好的企业。

香港人和香港企业家在大陆熟悉的产业业态中，创造出远远超过我们的财富。这个现象暗示我们，以财富为导向的创新体系，核心的问题是企业创造财富的能力，而不是标新立异地追求新兴产业。笔者不由联想到，内地许多打着“高科技”旗号的产业，如手机、通讯、软件、微电子等行业，企业利润和上缴税收很少，经营十分艰难，而政府却乐此不疲地给予扶持和优惠，这才是我们需要加以研究的地方。

笔者认为，香港产业创造财富的成功，首先要归因于香港企业家和公民的素质。作为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社区，香港人首先是具有华人的优点，就是勤劳、善良。这个优点造就了香港人“能做”、工作操守好、愿意自我改善、具有创业精神，以及有生意触角。这些优点是华人社区所共有的，那么为什么内地的华人社区不如香港那样能够创造财富呢？要追寻这个原因，就要看香港人所具有的特殊优点。香港的特殊历史，决定了香港是一个移民社会。来自各地的移民，不断到来的移民及其后裔，是华人社区中眼界比较开阔、自立精神比较强的那一批人，这样的一批人是华人中最有可能在保持华人优点的同时，又能够规避“华人传统病”的。“华人传统病”就是个性顽固、眼界守旧、思维闭塞，缺少独立人格，容易形成各种各样的依赖。

与香港相比，内地的上海曾经也是一个移民城市，也创造过辉煌，这个辉煌的遗产，至今还让上海成为中国屈指可数的大都市。上海在成就辉煌以后，由于历史的原因，经历了体制性的闭塞，使上海人的创造活力受到遏制。当然，上海在国家经济地理中的地区优势仍然是不可比拟的，加上遏制上海的因素也在遏制内地的其他地方，所以上海的优势还会继续保持。在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浦东开发开放以来，上海确实迸发出了新的活力，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上海这一轮新活力所依赖的基础是“城市化运动”，或者说是“土地增值效应”，和全国其他地方相比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以财富为导向的创新体系尚未健全，也就是内地企业创造财富能力不足的现象，在上海也同样存在。笔者在此给有话语权的高层人士进一言，上海如果不做国际比较，是不容易发现其存在的问题的。如果上海不以香港为比较对象，在20年内无论是谁来治理上海，都可以安享无虞。在内地最可能在未来20年内挑战上海地位的城市是深圳。

深圳是最新的以移民为主体的城市。深圳的发展，除了“土地增值效应”以外，还得益于它是内地为数不多的、能够观察到企业创造财富能力逐步攀升的城市。深圳的发展有两个轮子驱动，第一个轮子是以移民创业为主导的、以创造财富为导向的创新体系，第二个轮子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增值效应。深圳的这两个轮子的平衡性在内地是最好的，因此其发展前景比内地绝大部分地方的“单边驱动”更健康，其发展潜力最为深厚。如果上海在改变“单边驱动”方面行动乏力，深圳将会在20年以后在总体和综合的实力上超过上海。上海人今天的谋略和行动，决定着上海20年后是否可以保持在中国的龙头地位。

香港人的素质中，其国际视野和对流动的适应性也是华人圈独树一帜的。香港人能够担当联系中国和西方的桥梁角色，和香港人素质中的国际视野和国际商务能力是分不开的。香港人的管理能力，和香港人善于学习、顺时应变的素质是分不开的。在香港的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的剧烈变化始终是主旋律。从1980年至2010年，香港的工业从占生产总值的31.7%降至7.0%，服务业相应地从67.5%上升至92.9%。产业结构的剧烈变化，必然会导致就业岗位分布格局的大幅度变化。在这个过程中，香港除了少量的新移民作为补充以外，香港公民通过自身素质的转型，自然地成为从“旧”岗位中退出并补充进新岗位的就业者，产业结构的转型基本没有引发社会问题，这是香港人素质中最为令人叹服的一个侧面。当然，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香港的产业转型不是政府规划的，而是众多香港企业自身的理性选择。

笔者反向套用一位中国领导人说的，一个像产业结构转型这样的大问题，用众多的企业数去除，其结果也就不大了。联想到前文提到的上海纺织业“压锭”的案例，大批下岗工人滞留本地，靠政策保障和社会保障度日，这个后遗症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抹平。与香港对比起来，香港人和上海人的素质差异就显现出来了。当然，产业结构调整的机制，上海是政府决定和推动，香港是市场决定和推动，这两者的差别是造成问题的根源。

现在，各地政府在不进行市场分析的前提下，也不进行就业岗位与居民素质的匹配性分析，就决定发展所谓的“高科技产业”，在人力资源上依靠“人才引进”来进行保障，其荒谬性不言自明。胡锦涛同志在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执政党面临“能力不足”的危险，的确是至理名言。笔者在此再次指出，以财富为导向的创新体系，决不要在所谓的“高科技产业”上做文章，要把工作重心建立在本地企业经营的增加值率上。有条件发展高科技产业就发展高科技产业，没有条件发展高科技产业就抓本地人力资源有优势的产业，无论是什么产业，只要把企业经营的增加值率搞上去了，把企业的成长性搞上去了，就是以财富为导向的创新体系的成功。这也是香港给我们的启示。

香港人素质中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对商业成功的渴望。当然，成功之心，人皆有之。内地的人，追求成功的导向呈现多元性，最有影响力的导向是加官晋爵，其次是著作等身，再次是家庭的天伦之乐，商业成功的影响力还很不够，更不是主流人群的选择。这样的成功导向，既是人情社会的结果，也是加强人情社会的动因。

渴望在商业上取得成功，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之古训的现代诠释，也是香港人素质的内核，就像新教精神是欧美人素质的内核、武士道精神是日本人素质的内核一样。香港人素质中的这样一种内核，使香港人能够把人情社会限制在家庭范围之内，把社会的运行建立在商业规则和法律规则的基础之上，人情不再像华人社区一样是社会运行的主导因素，在商业竞争中以成败论英雄，社会的公平性就有了基本的保障。竞争的意识进一步促使人们不断提升自身的素质，就形成了本书曾经论证过的“社会进化力”，以财富为导向的创新体系就得到勃勃的生机。

香港的成功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奉行“开明专制”的香港行政当局。首先，香港的行政当局是专制的。说它专制，是相对民选政府而言的。在殖民统治时期，香港的行政当局是英国政府委任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接管香港以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同样是协商和委任的。笔者认为，这样一种产生政府及其官员的方式，只要有舆论的监督，比普选的方式要好，更适合华人心理习惯。协商和委任的方式，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是官员滥用权力，所以舆论的监督是必不可少的保障。香港的行政当局在殖民统治时期秉承英国的治国原则，采取了完全的开放舆论的政策，这是监督行政当局最关键的因素和最后的底线。笔者并不赞同在国内进行以普选为特征的政治体制改革，因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人中的绝大部分是难以具备独立人格的，在这种情况下推行普选，普选被操弄是不可避免的。在国家政策监管下，逐步加强民众的舆论自由，形成民众舆论监督的机制，是国内任何政治改革的前提条件，没有舆论监督，任何的政治改革都会走入歧途，即使是一些初期能够有成效的改革措施，也会在实施过程中被异化到违背改革的初衷。有了舆论的监督，就有可能使社会精英进入政府，在舆论监督下的政府将会维持社会的公平性。舆论监督是保证领导干部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保障。

其次，香港行政当局是开明的。开明的特征之一是律己甚严。官员的贪腐问题，曾经也是困扰香港行政当局的主要问题之一。在港英行政当局时期，香港总督麦理浩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下决心根除官员的贪腐问题，于1974年2月15日设立了廉政公署^[30]。按照《总督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廉政公署是一个不受任何政府部门管辖的直属于总督的独立机构，其主要职责是肃贪倡廉，其基本策略有三，一是治标，执法肃贪；二是治本，防贪堵漏；三是根除，教育倡廉。廉政公署是权力很大的机构，可以对执法对象采取人身强制性措施。在富有进取心的廉政公署的治理下，香港行政当局很快就基本解决了官员的贪腐问题，舆论基本满意，香港被“透明国际”列为世界上廉洁指数最高的地区之一。

笔者感兴趣的是具有如此之大权力的廉政公署，为什么在执法过程中基本没有出现过负面新闻，也没有被异化为一个新的贪腐组织。依笔者不全面的了解，廉政公署能够完成在国内看起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廉政公署官员的工作进取心和责任感，总督为什么能够找到具有进取心和责任感的廉政公署官员，需要我们负责干部调配的有话语权的部门和领导去深思和研究。二是内部监督和舆论监督。针对廉政公署的任何投诉和举报，由总督委任的另外一个常设委员会进行处理，这点和我们普遍存在的在同一机构中由上级处理下级受到的投诉和举报有本质的不同，效果也绝然不同。所以，我们的许多问题是管理机制的科学性不足造成的，而不是许多专家学者说的体制机制造成的。当然，管理机制的设计，清楚地表明了决策者是否真诚地想解决问题。只要有解决问题的诚意，大部分问题是可以通过管理的改善而容易得到解决的。舆论监督是保障的底线，开放的舆论是无孔不入的，廉政公署的任何工作瑕疵，都会成为舆论的热点，使廉政公署及其官员不敢懈怠。三是廉政公署的工作机制设计得非常科学。笔者只取一个例子来说明其机制的科学性，廉政公署的信息来源主要是接受举报，“条例”规定廉政公署对任何举报都必须造册登记，对任何举报，无论是署名举报还是不署名举报，都必须进行查处，查处的过程和结果都必须记录立档。只有经过由总督委任的一个独立委员会的批准，才能够对接到的举报不进行处理，这就剥夺了廉政公署在接到举报以后是否进行处理的自由裁量权。这样，廉政公署的工作，从接受举报—登记举报—处理举报—报告处理结果—结果存档—接受监督，形成了一个闭环，其工作和运行就不会出轨。

香港行政当局开明的特征之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就是许多学者所说的香港行政当局奉行“积极不干预”的准则。其“积极”是指香港行政当局致力于维护市场秩序和社会公平的宗旨，做好行政当局应该完成的任务，如社会保障、公用事业。这个“积极”，决定了香港行政当局对社会需求的快速响应，是香港行政当局和汉朝时期王朝“无为而治”的本质区别。“不干预”，是指香港行政当局和市场的分界线定的非常合理，把经济运行体系的全部、社会运行体系的绝大部分都交由市场和企业去运行，行政当局只是行使裁判员的角色。这个“不干预”是明智的，这个分界线是值得赞叹的。

中国是一个有960万平方公里、13亿多人口的国家，如果中央政府连土地出让、重大建设项目审批、新兴产业发展等事务都要管，无论其官员多么勤奋，多么努力，都是管不好的。中国处于发展转型的关键时期，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如果都要靠党政机关和官员去统筹，胡锦涛同志说的执政党面临“能力不足”的危险，在未来将会逐步加剧。依笔者的见解，解决执政党“能力不足”的危险，最可行的路径是按照“不干预”的精神，使政府从经济体系和大部分社会管理体系中脱身出来。

香港对内地的启示，还可以列举很多。笔者认为，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管理，从“控制”升级到“驾驭”，是现阶段内地应该学习香港的重点。从控制到驾驭，是一个系统性的变化，也是一个境界上的变化。目前中国各级政府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的方式，基本上都是控制型的。控制的结果，是控制者觉得累，觉得力不从心；被控制者觉得不舒服，觉得瓶颈和制约太多。控制者和被控制者双方互相埋怨，控制者内部也互相埋怨，致使社会缺少祥和之气。其实，就控制者而言，控制时觉得精神很爽，但是控制的后果有时是很难预料的。以2011年7月发生的“7·23”动车追尾事故为例，世界上类似的事故很多，但是其他国家从来就没有一起事故像这起事故一样，给政府带来如此巨大的社会压力。因为其他国家的政府不是铁路系统的控制者和包办者，民众的情绪不会将矛头指向政府。

中国的绝大部分政府官员，都需要在人生观上进行升华。管事情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为人民服务的手段。当人民需要官员少管一些事情时，党政机关和官员从控制的立场上后退一些，人民就满意了，官员自己也会发现海阔天空。少控制的同时，多一些驾驭的手段，照样能够把经济和社会经营得井井有条，因为毛泽东同志联系群众的群众路线，已经告诉党和政府如何去通过驾驭的手段开展工作。当然，毛泽东同志所讲的是一种精神和思维方式，具体开展驾驭工作的方式要靠广大官员在实践中探索和创新，而不能用一种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毛泽东同志的具体话语。胡锦涛同志在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坚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坚信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际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从来不把马克思主义看成空洞、僵硬、刻板的教条。马克思主义，理论源泉是实践，发展依据是实践，检验标准也是实践。任何固守本本、漠视实践、超越或落后于实际生活的做法都不会成功。”笔者衷心拥护这个讲话，希望中国共产党能够用一套机制把这段讲话植入各级党政干部的头脑，实现干部素质的转型，带动全民素质的转型，为财富导向的创新体系在中国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

笔者以香港为案例，说明以财富为导向的创新体系，与产业的选择和规划的关联是弹性的，“普通”或“传统”的产业可以成为以财富为导向的创新体系的土壤。但是，这并不是说，以财富为导向的创新体系，不能搞高科技产业。在欧美国家，以财富为导向的创新体系，高科技产业是重要的形式之一，因为其市场决定了既有产业基本是饱和的，西方的社会具有与高科技产业相匹配的社会进化力，其国民素质能够与高科技产业的要求相匹配。在跟随式创新的场合，我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发展高科技产业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检验其成功的标准是所发展的高科技产业中，企业创造了可观的财富，包括个人财富、企业财富和国家财富。

在中国，高科技产业搞了近30年，在创造财富这个基本的检验标准上是不成功的，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当然，对于笔者的这个判断，许多人会不同意，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劣根性”就是在涉及自身利益或自身名誉时，绝不会客观地分析问题，而是会运用各种手段和变换各种口径把本来清楚的问题搞得不清楚。在中国整体铺开搞高科技产业是不明智的，中国只有少数地方基本具备搞高科技产业的基础，这些地方在创造一些条件后可以搞高科技产业，并通过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像日本、韩国那样去创造财富。中国的绝大部分地方，要围绕传统产业中企业经营能力的升级，来构造财富导向的创新体系，这是笔者潜心研究后得出的结论。中国高层的政策设计者，如果缺少这种“顶层设计”的思维，中国以财富为导向的创新体系建设，继而是创新型国家的建设，将很难取得中国人民的认可。

【注释】

[1]张艳萍:《“会通中西”: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化之路》，《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2]管学成:《南宋科技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27页。

[4]管成学、于献龙:《中国古代科技文化对欧美影响述略》，《长白论丛》，1997年第4期。

[5]管清友:《危机之源:后天有多远？》蓝狮子财经出版中心和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二十七节:“世界货币的历史轮回”，腾讯读书http://book.qq.com/s/book/0/21/21723/27.shtml）。

[6]张宇燕、高程:《美洲金银和西方世界的兴起》，《科学战线》2004年第1期。

[7]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8]萧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9]萧功秦:《儒家文化的困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0]苏靖雨:《对李约瑟难题的解析》，《科技与生活》2010年第11期。

[11]阴法鲁、许树安:《中国古代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1991年版。

[12]杨谦:《如何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直觉性特征》，《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

[13]本节主要内容从周兴旺:《中国人的假想敌:日本人凭什么》（世界知识出版社）摘、改。该书见“腾讯读书”http://book.qq.com。

[14]王海涛:《日本改变中国》，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年版。

[15]王海涛:《日本改变中国》，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年版。

[16]王海涛:《日本改变中国》，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9年版。

[17]吕理州:《明治维新》，海南出版社2007年版。

[18]李国荣主编:《清朝洋商秘档》，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

[19]弗兰克·韦尔什:《香港史》，王皖强、黄亚红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

[20]徐中约:《中国近代史》，计秋枫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

[21]袁行霈、楼宇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第四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2]徐中约:《中国近代史》，计秋枫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年版。

[23]《中国社会底线难寻》，《中华文摘》2011年第7期。

[24]陈方正:《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三联书店2009年版。

[25]陈方正:《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三联书店2009年版。

[26]福泽谕吉是一个历史人物，是日本明治维新的宗师和启蒙教育家。他出生于低级武士之家，先修习儒学，后转学兰学，再转学英、美学。他是日本“脱亚入欧”论的鼻祖，极受日本人的推崇。日本最大面值的纸币上印着他的头像。他主张侵略朝鲜、中国，是基于“用武力迫使这两个国家进步”的迷妄。笔者认为，福泽谕吉对中国人来说是一面镜子，当今的中国人应该有信心把福泽谕吉的理论当作镜子来使用。

[27]观察社会问题时，更应该排除“小概率事件”的干扰，固然在中国历史上出了许多有名的讲真话的知识分子，但是他们占同时期知识分子的比例，说“小概率”丝毫不为过。到了当今，敢于说真话、特别是在利益冲突的关头敢于讲真话的知识分子，比皇朝时代更少，比任何一种“濒危物种”更加稀有。

[28]新渡户稻造:《武士道》，立刚译，武汉出版社2009年版。

[29]恩莱特等:《香港优势》，曾宪冠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30]刘曼容:《港英政治制度与香港社会变迁》，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