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性格

一、骄傲、自大

中华帝国悠久、灿烂的文明和与外界隔绝的地理状态，逐渐形成了一种骄傲自大的民族性格。“华夷之辨”、“天朝上国”的观念深入人心，它让几乎每一位中国人在面对外国人的时候，都会有一种自然而然的优越感。因此，当同样来自一个高度文明地区的欧洲人与中国人相遇时，很明显地感受到中国人的这种骄傲、自大（极少数传教士认为中国人是谦虚的^〔2〕。当然，这种感受也因为与中国人接触程度的不同而相异。

门多萨从未到过中国，他对中国的了解是间接的，所以他对中国人傲慢的理解还很模糊：“尽管一般说中国人很聪慧，有理智，他们自我尊崇地说世上其他所有民族都是愚盲的，唯西班牙人除外。”^〔3〕而长期在中国居住的利玛窦、安文思等人对中国人的这种傲慢无论从感受还是了解方面，都比门多萨详细、深刻得多。利玛窦称：

中国人把所有的外国人都看作没有知识的野蛮人，并且就用这样的词来称呼他们。他们甚至不屑从外国人的书里学习任何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有他们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学和知识。如果他们偶尔在他们的著述中有提到外国人的地方，他们也会把他们当做好像不容置疑地和森林与原野里的野兽差不多。甚至他们表示外国人这个词的书面词汇也和用于野兽的一样，他们难得给外国人一个比他们加之于野兽的更尊贵的名称。^〔4〕。

因为他们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所有各国只有中国值得称羡。就国家的伟大、政治制度和学术的名气而论，他们不仅把所有别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蛮人，而且看成是没有理性的动物。在他们看来，世界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国王、朝代或文化是值得夸耀的^〔5〕。

为了推动传教事业在中国的发展，利玛窦容忍了中国人的这种骄傲。而且，为了迎合中国人的这种傲慢心理，他甚至不惜修改世界地图，以便让中国出现在世界地图的中心。^〔6〕

安文思是一位对中国文明非常崇拜的耶稣会士，他的《中国新史》对中国充满倾慕之情，但是，他也无法容忍中国人的这种骄傲和自负：

中国的长期延续和中国的其他优点，它使中国人形成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骄傲。他们对于自己的国家及属于他们的一切东西都给予可以想象的最高评价；但对于外国人，他们极端蔑视，对于外国知识学术的长处，尽管他们自己对此一无所知，也同样蔑视。这毫不奇怪，因为骄傲总是来源于盲目和无知。在他们的地图上，他们把中国的范围画得很大，但把它四周的国家描绘得没有顺序、方位，微小而狭窄，也没有正规地理上的任何其他标记，并给予它们可笑和卑贱的名字。……近年来他们知道欧洲的一些情况，把它增加在他们的地图上，好像它是帖纳利夫（Tenariff）岛，或一个荒岛。因此，1688年广东总督在上呈皇帝的奏章中，谈到葡萄牙使臣之后，补充如下的话：“我们清楚地看到，欧洲只不过是海中的两个小岛。”^〔7〕

李明在中国待的时间虽然并不算太长，也同样感受到中国人的这种傲慢：

他们自视为杰出的民族，上天使之诞生于宇宙的中心并且发号施令的民族，是惟一有能力管理所有民族教化并使之文雅的民族。他们把其他人看成是庸才，是小魔鬼，是作为大自然的渣滓和废料被抛弃在地球边缘的；而中国人处于世界的中央，惟有他们从上帝那里得到了适当的外形和真正的高大身材。他们古时候的地图上画满了能使人产生对人类鄙视的图形和许多标记。

我们的产品，如布匹、钟表、数学的工具以及类似的小玩意儿，更让他们吃惊，他们认为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能工巧匠。于是，他们知道我们并非他们想象的那么不开化，他们有趣地说：“我们过去以为其他民族的人都是盲人，大自然只让中国人长了双眼；这一般说是不正确的。如果欧洲人不像我们一样看得那么清楚，他们至少也得有一只眼睛。”^〔8〕

但是，李明对中国人的傲慢却显得宽容和理解，他劝慰欧洲人，不要为中国人的这种骄傲气恼：

其实，他们（法国人）不如一笑了之，至少应该原谅中国人。因为，在此之前，他们只见过鞑靼人或印度人，而且他们是从远处看西方，就像我们如今看澳洲的土地、加拿大的森林一样。如果我们在远离魁北克300法里的地方发现几个易洛魁人数学家或几个阿尔孔克学者，他们发明一种新的哲学，比我们的更明确、更完善、更具广泛的意义，我们不应该比中国人少受指责，因为我们自以为高他们一等，至今还把他们视为野蛮人。^〔9〕

二、欺骗

中国人性格中给欧洲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欺骗，特别是中国商人无所不在的欺骗。在传教士们的笔下，中国商人的奸诈、弄虚作假体现得淋漓尽致。

初到中国的欧洲人主要与商人打交道，商人给他们的印象是：“一般都是虚伪的，也是骗子，千方百计掩饰他们商品的缺点，借以欺哄买主。因他们长期干这种恶习，他们不以为耻。”^〔10〕曾德昭是一位钦慕中国文明的传教士，在他的《大中国志》中尽力忽略中国的阴暗面，即使是批评，也较委婉。不过，曾德昭还是忍不住将中国商人的种种奸猾告诉给欧洲人：

无论是买者还是卖者，都偏向于欺骗，他们经常施用惊人的手段。他们会取出鹧胡的胸肉，把别的东西填进洞里，再把开口取肉之处缝上……在真正的烟熏腊肉中，他们加进木头制的什么东西，十分相似，可以轻易欺骗眼见的人，把假当真。喂肥老马当壮马卖，是寻常的事。尤有甚者，给马涂上漂亮的斑点，做得好像天生，选择时机，赶在天色黄昏，光线暗淡时售卖，使人难以发现这种诈骗。^〔11〕

李明对中国人的欺骗性格了解更深刻：

他们的本性就是，只要能骗就骗，许多人并不隐讳这一点，我听说有些厚颜无耻的人，当他们骗人时被抓住个正着，他们却对自己的不够机灵进行辩解：“你瞧，我还没有掌握个中奥妙，您比我强；但是，可能下一次我会更幸运或更灵巧些。”^〔12〕

不公和欺诈在中国是如此的寻常，以至于极少有人能放弃此道而通过其他途径致富。商人总是尽可能按最贵的价钱出售商品，只有卖掉了坏商品后他才把好商品拿出来。这个民族特有的机智灵活似乎给他们以伪造任何东西的权利。^〔13〕

李明还发现，中国人的欺骗不仅有当下性，而且还有些是预谋很久的。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曾经有人借一笔很小的款子，答应按时还本，还附上厚利。在约定的日子，他们准时将本利送上以获取讲信义的好名声。然后，他们又借一笔数目大些的款项，依然毫不延误地本利归还。他们就这样数年如一日地继续借款还款，直至促使人们完全信任他们，并借给他们数额巨大的款项，此时，他们的时机方为成熟，于是携巨款远走高飞，永无音信。^〔14〕

中国人的这种欺骗性格给欧洲人巨大的震撼，他们很难理解。

中国人的生活完全用礼为指南，可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欺骗的民族。……中国人贪利之心是无法想象的，可法律却未想去进行限制。所有用暴行取得的东西都是禁止的，而一切欺骗或狡作取得的东西是允许的。所以，我们不要将中国的道德与欧洲的道德加以比较！在中国，每一个人均要注意什么对自己有利。……在中国，欺骗是允许的。^〔15〕

李明及其他传教士对中国人欺骗性格的描述虽然有些尖刻，却大多是事实。传教士们对中国人欺骗行为的批评与他们的信仰有关。基督教有很多道德戒律，对上帝的敬畏使基督徒很早就把诚信融入自己的信仰之中，也成为自己生活的指南，所以面对一些中国商人的欺骗行径，传教士们的反应自然就相当敏感了。

三、盲目崇古

中华民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有令人艳羡的悠久历史，这无形中也助长了中国人崇古的思想。对古圣先贤的膜拜，对古老典章、习俗的尊崇已经融入了中国人的血液之中。当这种崇古思想发展到极致时，就变成社会革新、进步的桎梏。李明以一位科学家的视角对中国人的崇古思想提出了不少批评。当他参观北京的观象台时，他发现：

不论新机器看上去多么奇妙，如果没有皇帝的特别命令，中国人依然不能决定优先使用新机器而放弃旧机器。古董，即使损坏了，对他们来说，依然具有至美至善的新东西所不能稍减的魅力，而欧洲人在这方面则大不一样，他们只对新鲜事物感兴趣。^〔16〕

李明来华时，满族人对中原地区的征服已经基本完成。因为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所以此次王朝的更替中有很多新变化，其中之一便是习俗的改变，最严厉的莫过于“薙发令”。在“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命令面前，有不少中国人选择了后者，这令很多西方人难以想象，李明把这种行为归结为中国人对古老习俗遵从的一种极端表现：

中国人不像我们那么喜欢变化，但是他们把事物推向了另一个极端，与其放弃他们的旧衣服，他们甚至发动了一场激烈的反对鞑靼人的战争，大部分人宁肯抛弃头颅也不允许别人割去他们的头发。我们必须承认，这些人民的坚忍不拔的精神还是令人赞赏的；因为，当鞑靼人进攻他们的时候，他们保持最早的服装已经有两千多年了。^〔17〕

而对此行为，美国当代著名学者邓恩（Dunne）给予另外一种更时髦的解释：

比较保卫一个帝国而言，男人更乐意为捍卫他选择剪头发的权力而战。这就是说，当强权企图将它的生活方式强行推进到人们的个人权力领域时，将遭到自由的人类精神的惊人的反抗。因此，所以值得为中国人的这种“愚蠢”而唱赞歌。他们所捍卫的是人类的自由，而不仅仅是毫无意义的修饰头发的方式。^〔18〕

这是典型的美国式思维，可惜他高估了那个时代中国人的民主精神。

其实，对于“薙发令”的反对并非如李明所言，它仅仅违背了中国古老的的风俗习惯，其实，“薙发令”最重要的是违背了儒家的伦理观念。《孝经》云：“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而剃发无疑是对这一思想的最大挑战，所以，面对孝与忠（于清政府）的选择时，在民族主义思想的催化下，才出现了留发不留头的极端行为。

骄傲、欺骗和崇古并不是中国人性格的全部，甚至也不是主要性格，但它们却是明清时期来华传教士们最深刻、最普遍的印象和感受。中国人的这些性格其实并非在明清时期才出现，而是古已有之。但是，在马可·波罗时代的欧洲人的著作中，我们很难发现他们对中国人的这些性格有描述，或者如17世纪欧洲传教士们的强烈感触。其实，异质文明的交往也是一种文化心态的交往。弱势文化在仰视强势文化时，往往会忽略强势文化给自己造成的压力，在强势文化的光环下，它的缺点也常常被遮蔽。马可波罗时代的欧洲是战乱不断、疾病肆虐、宗教黑暗的中世纪，而元代的中国疆域辽阔，国势强盛，人民富足。在马可波罗笔下，中国是一个富庶、神奇的国度。而16—17世纪的欧洲则不同，这是一个发现的时代、勃兴的时代，海外拓殖运动的成功进一步提升了欧洲人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当此时的欧洲人来到中国时，虽然中国高度发达的文明让他们惊讶，但对中国文明的心态已悄然发生了变化。在某些方面，他们对中国文明还有倾心和景仰，但是，更多的时候，他们是用一种平视的眼光来审视中国，所以，中国人的傲慢、欺骗、崇古这些被13世纪欧洲人所忽略的感触就成为17世纪欧洲人的主要感触。而当18世纪后期，随着西方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政治体系的建立，在欧洲中心思想的支配下，俯视下的中国人的种种特点更成为不可容忍的缺点，批评、辱骂之声迭起，中国人的形象也跌入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