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话语融入世界文化生态的努力

小结：抗战话语融入世界文化生态的努力

文化生态指的是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连续性决定文化的发展也具有连续性和历史继承性。中国抗战话语就是抗战大背景下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映，也是战争延续下一种文化的延续。

中国抗战话语首先是通过政府机构、报纸杂志、广播电台、出版阵地等载体言说自我、塑造形象。作为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之间最主要的链接之一，语言作为文本是我们分析话语模式的基础。正如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所言，人类休戚与共感的形成，所依靠的不仅仅是一种共同语言，而且是人人都会有的“痛”的感觉，尤其是其他动物所不可能有的那种“痛”——屈辱（罗蒂《偶然、反讽与团结》）。但“痛”是一种非语言性的存在，如果要让人们感同身受，那就必须用语言来描述。这是一种复杂的“再现”过程，它至少涉及三个层面：首先，对非语言性的“痛”转化为语言性的对“痛”的描述，即使不过多地考虑语言的建构作用，也该清醒地认识到这是对不可表达之物的表达，需要运用各种策略、修辞和技巧才能达到相应的效果；其次，人类对“痛”的感受范围正日益扩大，为了让更多的人感受到这种日益深广的“痛”，不仅是如何运用新的策略、修辞和技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创造出新的表达方式和新的语言形态；最后，对于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受压迫者来说，他们常常处于“痛”加诸于身而“无言”的状况中：一方面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境遇，受压迫者没有学会用“语言”来描述自己的经验，甚至觉得根本就不值得去言说自我的处境；另一方面则是他们已经痛苦到无法用旧的语言来表达，甚至旧的语言构成了理解被压迫者经验的障碍……如何让被压迫者发出自己的声音，如果他们不能自己完成，就需要别人替他们言说，而文学正是承担这一使命的最佳选择。^[46]

抗战时期重庆对外出版阵地出版了大量的抗战丛书，内容上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科学、文艺等领域，既有阐释抗战建国理论、研究战时实际问题、激发民族独立精神的战时综合丛书，又有反映抗战现实的新闻纪实类丛书，如《抗战中的中国》、《空军抗战纪略》、《淞沪火线上》、《抗战中的西北》、《津浦北线血战记》，等等。这些丛书既满足了战争时期各界民众对知识的渴求和精神的要求，又迎合了组织、动员民众进行训练和战争准备的需要，是一场新的启蒙运动，也是中国传播史上的一大盛事。通篇来看，这些出版活动都是对中国抗战话语“自我”的投影，也是对“自我”的言说。这种“自我”言说对中国人民的“痛”进行了深入充分的描述，对于向外界传播中国抗战话语打下了主体基础。

除了“自我”言说，中国抗战话语还重视“他者”言说，即重视中国抗战在世界各国眼中的形象，并着手把自身的话语模式向国际延伸，努力融入世界文化生态。

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战场，抗战文学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抗战八年不仅是中国人民英勇抗敌、获得胜利的八年，也是大量译介外国文化文学作品，并与异域文化双向交流取得大丰收的八年。据《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一书统计，抗战八年间中国共译介各类文学书目1150种。^[47]这也是重视“他者”言说的功能并使之能动作用于中国抗战话语的表现。一方面通过译介出版学习西方，振奋民族精神，赢取世界舆论支持；另一方面开阔民族视野，联系世界，融入世界文化大格局，使中国不致因战争而孤立于世界各国之外。对苏联、英国、美国、法国反法西斯战争小说的大量译介都反映了中国抗战话语在异域形象中的一种观照。对外国文化文学作品中国也不只是单方面的接受，也有大量中国抗战文学作品推介到苏联、英国、美国等文化界，如茅盾、老舍、端木蕻良、萧三、萧军的作品被苏联出版界译成俄文在苏联出版发行，茅盾、姚雪垠、张天翼、谢冰莹的作品被译成英文在英国出版。这一方面向异国人民介绍了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另一方面也可视做中国抗战话语向异域的延伸，是中国抗战话语争取话语位格，并融入世界文化生态的一种努力。

【注释】

[1]以上有关图书课的论述见张育仁：《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第229～230页。

[2]宋原放主编：《出版史料》第2辑，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第132页。

[3]生活书店史稿编委会编：《生活书店史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第165～166页。

[4]张育仁：《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第230～232页。

[5]张育仁：《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第230～232页。

[6]张育仁：《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第230～232页。

[7]《申报》，1932年1月29日。

[8]曹冰严：《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统制中国出版事业的企图和暴行》，载张静庐辑注的《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一书，北京：中华书局，1957。

[9]熊复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第230页。

[10]《重庆出版志》编辑委员会编：《重庆出版纪实》第1辑，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第72～73页。

[11]熊复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第231页。

[12]郝明工：《陪都文化论》，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1994，第204页。

[13]《出版界》，1986年第1卷第1期。

[14]张育仁：《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第228页。

[15]熊复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年，第123页。

[16]《我们的认识》，载《大公报》，1938年11月10日。

[17]生活书店史稿编委会编：《生活书店史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第123页。

[18]《新华日报》，1938年3月10日。

[19]罗琳：《“老出版”纵谈抗战出版事业》，载《中国出版》，1995年第8期。

[20]张育仁：《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第236～237页。

[21]张育仁：《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第236～237页。

[22]张育仁：《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第237页。

[23]熊复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第90页。

[24]宋原放主编：《出版史料》第4辑，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第92页。

[25]张育仁：《重庆抗战新闻与文化传播史》，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第239页。

[26]宋原放主编：《出版史料》第7辑，上海：学林出版社，1985，第62页。

[27]宋原放主编：《出版史料》第5辑，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第71页。

[28]熊复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出版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9，第93页。

[29]陈言：《抗战时期翻译文学论述》，载《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4期。

[30]陈言：《抗战时期翻译文学论述》，载《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4期。

[31]叶再生：《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卷三，北京：华文出版社，2002；姚福申编著：《中国编辑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2，第377～419页。

[32]陈洁：《抗日战争时期译著出版的特点及当代启示》，载段京肃主编《抗日战争与新闻传播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33]见《招待李蒙夫妇》，载《中央日报》，1938年12月17日。

[34]黄俊英：《二次大战的中外文化交流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第203页。

[35]黄俊英：《二次大战的中外文化交流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第195～197页。

[36]黄俊英：《二次大战的中外文化交流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第183～185页。

[37]黄俊英：《二次大战的中外文化交流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第209～211页；靳明全主编：《重庆抗战文学与外国文化》，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第11～12页。

[38]茅盾：《近年来介绍的外国文学》，载《文哨》，第1卷第1期。

[39]茅盾：《近年来介绍的外国文学》，载《文哨》，第1卷第1期。

[40]靳明全主编：《重庆抗战文学与外国文化》，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第8页。

[41]茅盾：《近年来介绍的外国文学》，载《文哨》，第1卷第1期。

[42]黄俊英：《二次大战的中外文化交流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第292～293页。

[43]舒非：《纪念巴比塞》，载《新华日报》，1941年8月31日。

[44]见黄俊英：《二次大战的中外文化交流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第294～298页。

[45]见黄俊英：《二次大战的中外文化交流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第294～298页。

[46]http://blog.sina.com.cn/s/blog_4eda3d4401008h04.html，2008年1月3日。

[47]陈言：《抗战时期翻译文学论述》，载《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