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阳的草创

第一节　郑州、信阳的草创

《大刚报》从1937年11月9日在郑州正式创刊到1938年6月8日在信阳复刊，经信阳过渡后于8月18日暂行停刊，完成了由国民党官方出资创办、享受国民政府津贴的官办报纸到合作社性质的民营报纸的转变。

一、《大刚报》的胚胎

《大刚报》的胚胎实际起于保定。1937年“七七事变”后，平津相继失守，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力子急于在华北前线办报。邵力子原为报人出身，深知报纸舆论宣传的重要性，遂发电报给驻守保定的刘峙，要求迅速出版宣传抗战的机关报。

平津沦陷以后，保定没有报纸可看，在华北战场的最前线，军民的精神食粮，的确比什么都重要……北战场没有一张像样的报，宣传太重要了。在任何艰难情形之下，都要设法出版。^[2]

刘峙时任驻豫皖绥靖公署（简称绥署）主任兼河南省政府主席，抗日战争开始后又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在抗战舆论宣传压力下，刘峙原也有在保定办报之意，正好与邵力子的坚持不谋而合。于是，由河南省政府出资25万元作为报纸筹备启动资金，并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每月给津贴2000元作为固定经费。刘峙遂派豫皖督练公署党务科长兼河南和平通讯社^[3]社长的毛健吾^[4]（见图1－1）筹备办报，毛健吾作为刘峙幕僚驻扎保定，“从事政治工作，不是打仗”^[5]。毛健吾奉命带领河南和平通讯社两名骨干王浩山和武止戈，携带一部收报机开展报纸的筹备工作。筹备期间，关于报名的选择，刘峙开始有意取名《河北民报》，但毛健吾以“报名局限性大，前途难以为继”为由，另拟“有容乃大，无欲则刚”的含义取名《大刚报》，“刘经扶先生圈定”^[6]同意。随后很快租定保定中山南路一号为社址，购买机器、纸张准备出版。正在此时，日军对保定发动了进攻。

飞机每天不断地狂炸保定，一个炸弹落在我（毛健吾）的床边。天有眼，幸而没有开花，要开了花，我便粉身碎骨了。^[7]

图1－1　毛健吾与华莱士、何永佶合影（中为毛健吾）

毛健吾等人又撤退到邢台继续准备报纸出版工作，拟定于1937年9月18日创刊。随后石家庄失守，邢台受到威胁，报社社址被炸毁，物资全损。毛健吾料想军事形势不佳，在前线办报实属不易，萌发放弃的思想，到南京请示邵力子，是否可以停止筹办报纸。然而邵力子不仅不允许停止筹办，反而坚持要求毛健吾加快报纸筹备工作，并选择平汉、陇海两路交叉点的郑州作为出版地点。于是毛健吾当夜从南京赶回开封，迅速带领和平通讯社成员赶到郑州，快马加鞭，重整旗鼓，准备于1937年11月15日正式出版报纸。然而接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的周佛海对办《大刚报》没有兴趣，电报毛健吾“中宣部经费太少，如办不好，不如不办”，而此时筹备工作已势成骑虎，于是毛健吾和总编辑刘人熙^[8]带领全体职工加紧工作，并复电中宣部“电报由开封转到，报纸已经出版”，周佛海见已成事实，于是同意报纸继续办下去，并承诺津贴到位，“不过一星期，《大刚报》就在郑州呱呱坠地了”^[9]。

由此可见，首先，《大刚报》出版的目的在于满足抗战的舆论宣传的需要。由国民党中宣部首肯，并接受政府和国民党的资金援助使其具有明显的党派阵营的政治背景。虽然出版的主要目的是作为“北战场的最前线军民的精神食粮”，“本报纯粹为民族战争烽火所冶炼的产物”^[10]，但是作为党人所办的政治性报纸的最初面貌还是表露无遗。其次，由于报纸的启动资金和固定经费都来源于国民党政府，所以报纸的发展明显受到国民党要职人员的掣肘，邵力子的坚持出版和周佛海的毫无兴趣都直接影响报纸的前途。

二、郑州的创刊

抗战初期，国共两党摩擦较小，报纸受到干扰少，《大刚报》在中原一带以其新颖的面貌、犀利的言论，甫一问世就受到读者的关注和欢迎。

北战场唯一的大报，销数到达五千余份，军民似都有先睹为快之感，对于安定人心，鼓励士气，不无裨益。^[11]

报社社长为毛健吾，下设编辑部和经理部。毛健吾由于对办报没有经验，曾请《河南民国日报》^[12]的一位副总编辑主持很短时间的编务工作，之后就由河南和平通讯社具有丰富新闻实践经验的骨干成员刘人熙和王浩山分别负责报社的编辑部和经理部。作为和平通讯社社长的毛健吾利用通讯社本身设有的电台，可直接收发报，所以新闻稿件丰富，不仅有本埠讯、外埠讯，还有巩县电、信阳电、郑州电及省外的南昌电、南京电、太原电等，新闻时效性强；由通讯社派出的记者可以“行营（或绥署）随军记者”的身份进行战地采访，新闻报道及时，具有独家性。《大刚报》从创刊时期就引进报社建制和经营管理理念，为后来逐步完善编辑部，设立评论部，以及建立编辑出版和广告经营相分离的报纸经营机制打下了基础。

以河南和平通讯社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大刚报》既解决了草创时期编辑实力不足的难题，又以通讯社为平台聚集了河南大学的学者，形成了《大刚报》编辑部的主要成员。初期的编辑部主要编辑有张兰舟、田涛、李蕤、张剑梅、徐景舟、何拾零，稍后还有姚散生、简蕴山。前任主笔侯栽萄时任驻豫皖绥靖公署的参议，继任主笔为毛健吾的哥哥毛礼锐，时任河南大学教师。毕业于河南大学文史系的国际新闻版编辑李蕤作为《大刚报》战地记者被派往津浦、平汉抗战前线，到豫北前线进行采访。

《大刚报》是新创办的报纸，又是民营，经费全靠自筹，因此，精打细算，艰苦创业，不装点门面，不滥用冗员。一份对开报纸，编辑部连总编室在内，不过十来个人。编辑人员都是经过公开招聘或公开考试进去的，都与报社领导非亲非故……一开始，编辑部是这样分工的：总编辑刘人熙负责全面工作，我主持国际新闻版，张兰舟、张剑梅主持国内新闻版，高一轻负责地方新闻版，田涛主持副刊《战地文学》。还有《战时社会问题》之类的副刊专栏，则是社外集稿，这些撰稿人不属于报社的正式人员。张兰舟、张剑梅是河南大学的同学，田涛是早已闻名的作家……侯栽萄曾留学美国，有较浓厚的西方民主思想，反对独裁，支持抗战。毛健吾的哥哥毛礼锐，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教育家，作风朴实，学识渊博，有学者之风。二人都住在报社，也都时而写写专论或社论，但都无明确的固定名义，属于报社的“高参”。^[13]

三、信阳的转变

1938年5月，日寇继续南侵，5月31日刘峙在总部电话通知报社“限令报社当日撤退”，此时，距《大刚报》在郑州出版不过半年多。《大刚报》在郑州出版时由一家私人印刷厂承印，撤退前，由于战局紧张，经与印刷厂工人商量，报社决定将印刷机器与印刷工人一起运到信阳。《大刚报》于1938年6月8日在信阳复刊。限于信阳的地理环境，报纸广告发行收入骤降，每月只能完全依靠国民党中宣部的2000元津贴维持正常的报纸出版。被报社派往前线的战地记者李蕤赶到信阳，描述了《大刚报》在信阳时期的人员状况：

我找田涛，他（笔者注：编辑部传达室）说“早走了！”我问张剑梅、徐枫，回答仍是“早走了！”我找总编辑刘人熙，他冷冰冰地说“回江西老家了！”经问在这里负责的只有经理王浩山一个人，我只好找他。等了半天他才出来，对我寒暄几句后说：“报社刚刚迁此，复刊无期，天天有人登门逼债，员工生活无法维持，事出无奈，只有暂时疏散人员……”我结算了工资，从此断绝了与《大刚报》的关系。^[14]

毛健吾被迫把报纸改为四开，精简编辑部成员，编辑部主要人员如侯栽萄、田涛、张剑梅、徐景舟、何拾零等在郑州撤退时已经退出报社，刘人熙、毛礼锐相继避走江西，编辑部暂由张兰舟负责，另由报社招聘的严问天负责撰写社论^[15]，仍试图维持中原宣传阵地。然而，一方面报社本身经费不足，人员减少，篇幅紧缩，销路锐减；另一方面信阳北面已是敌占区，南面武汉虽人文荟萃，但《大刚报》又无法插足，至1938年8月底报社已经朝不保夕。此时刘峙已退到洛阳，并明确表态不再过问报社的事，国民党中宣部则举棋不定，一时让报社迁湖南芷江，一时又要报社迁湖北襄樊（今湖北襄阳）。《大刚报》不得不于1938年8月18日暂行停刊。随即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周佛海发来电报称“着将经费停发”，并提出“已无迁他处之必要，着令停刊”。9月20日，《河南民国日报》奉令接收《大刚报》资产，报社人员更加义愤填膺：报社的印刷设备是由郑州强借而来，并没有通知原印刷厂主，所以租借的印刷机器不属于报社财产，报社并无处置的权力；报社的人员又不属于接收资产的范围；报纸的发行骤减至3000份后，“颇不景气，最低限的开支，都难以维持”，所以报社也无利润资金。毛健吾连夜召开职工会议，最后共同决定，摆脱国民党的经费羁绊，并由毛健吾正式宣布：

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办自己的报。从现在起，《大刚报》成为大家共同的事业，凡是参加报社工作的，都是报社的主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再苦也决不怨悔。^[16]

一致签名拥护我继续苦干，大家都愿意共患难，同甘苦，乃定自力更生之报策，决心继续领导，苦干到底。^[17]

会议同时决定报社迁往湖南衡阳继续出版，愿者同往，不愿者各奔前程，并约定到衡阳后，报社成员不拿工资，吃集体伙食，每人每月只发五元钱作为零用。毛健吾在担任《大刚报》社社长的同时，还兼任刘峙部队的战地服务团副团长的职务，但是经过短暂的办报实践，毛健吾当场表示，辞官不做，全力以赴办好报纸。至此，《大刚报》由官方出资创办的官办报纸转变成为合作社性质的民营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