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国际传播大师对话

与国际传播大师对话

本部分收录了加拿大知名社会心理学家彭迈克（Michael Harris Bond）博士（Chang，2009）、前国际跨文化传播研究协会主席贝塔思·霍夫（Bates Hoffer）博士（Yu，2010）、前美国国家传播协会主席贝齐·瓦克纳格尔·巴赫（Betsy Wackernagel Bach）博士（Hou，2010）和国际传播协会主席帕特里斯·巴泽里尔（Patrice Buzzanell）博士（Zhu，2009）的四个访谈。或许有些学者认为大师访谈不一定有什么实质性的学术内容，对这样的看法，本书编译者显然不敢苟同。

首先，通过这类访谈，我们可以得到许多实用的信息。在本书收录的访谈内，如对彭迈克教授研究成果感兴趣者，可根据其访谈中的指示，针对性地得到其相关著述信息。需要使用美国国家传播协会（NCA）的博士项目声誉排名研究的，可以在巴赫教授的对话中得知些内幕。如果对传播协会委员会（CCA）还不熟悉，巴泽里尔教授的解释会让你知道CCA是一个协会联盟，其下有8个协会，总部位于北美。该协会把学科的整体提升和面向全体成员的资源整合作为其组织工作的首要任务。如果有意了解国际传播协会（ICA）的运转模式、宗旨和近期的学术活动，这里的访谈也能提供机会，使你得知国际传播协会是把传播学科的国际化作为其工作中心的，甚至你能从中得知该组织对新学者的欢迎态度。此外如美国传播学研究并开设课程教授如何与濒临死亡者沟通、如何让科学家增益传播技能等，都或可为国内相关部门提供借鉴作用。

其次，通过这些活跃于国际的传播学者的访谈，我们可以感受观察到现当代国际上传播的主流研究趋势，对传播研究主流的领先人物关于传播领域的未来发展的想法有基本了解。巴赫教授在接受访谈时说：世界正在迅速地变化，Facebook、Twitter及其他社会媒体现在成为信息的主要来源。她还说传播协会委员会（CCA）和其他协会——如美国国家传播协会（NCA）、国际传播协会（ICA）、新闻与大众传播教育协会（AEJMC）、广播教育协会（BEA）和国家广播工作者协会（NAB）等大型传播协会如今每年召开两次会议，讨论新世纪的传播研究对策。庞大的国际协会的组织者们意识到由于媒体的爆炸，传播领域处于从未有过的错综交叉的状态下，认识到必须联合力量面对全新的媒体世界。而从这些访谈中我们感受到目前传播学科既要联合其他学科应对新形势、新需求，又面临把传播学科从其他相关学科中分离出来的挑战（本前言前一部分论述正与此相应）；同时，今后国际的研究将会更注重有个人交流根植于内的相关的宏观论述；将会更重视那些针对信息，能够在考虑到文化和其他背景因素的情况下去设计干预措施的研究……通过这些访谈，我们可以感受到：在当今的国际传播中，这些领头人——尽管他们自身是欧美学者——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截至目前的大部分传播研究与教学工作以西方为中心的问题。正因为此，巴泽里尔教授在她被访时说：在新研究计划设计的时候，将会有所反思，并已经准备好进一步的东西对话。她提出：在目前的全球社会中，为了让传播研究能拥有一种广泛而持续的影响力，每个人都应该朝获得更好的“全球能力”和“文化智力”的目标而努力。当然，我们也不会错过彭迈克教授在其访谈中的呼吁，他认为现在是抛弃西方的那种感觉过于良好的自负心态的时候了，因为“我们和别人，生活在一起、互相依存，不可分离”；霍夫教授也申明：国际跨文化传播研究协会（IAICS）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不仅仅从一个视角来审视多元文化。从其访谈中我们可以明确感受到他竭力主张通过跨文化合作来加深跨文化交流和理解……以上种种，都直接反映了当代国际传播的发展方向，认清这些，有利于中国传播与国际接轨。

再次，通过这些国际著名传播学者的访谈，我们还可以从对面观测到他们对目前中国本土传播学研究现状和未来发展的看法。国际学坛已经注意到中国的传播学无论是在学科基础还是在发展路径上都有自己的特点。在教授传播领域——比如组织传播学——的发展历史时，西方的学者再也不能仅仅依赖、参考西方的资源和枢轴关节。国际传播界将逐渐开始期待中华传播能贡献一些带有启发性的新视角、新力量和责任心。这也是令人鼓舞的。

当然，通过这些访谈，我们还可以了解当代主流传播学者的治学态度，分享其作为成功的国际传播组织的领导人、传媒研究者、导师和教师的个人经历，分享他们之所以在其领域能有出色建树的经验和关于传播学科的真知灼见。通过这些访谈，我们可以得知他们自己对其导师、对与优秀学者交流的重视。他们在研究过程中注重细节，乐于与众多国际学者合作，对学术建树过程中帮助过他们的人持感恩心态。在笔者看来，这几位受访的著名学者们都有共性：他们都生活在紧张有序，塞得满满的日程中；他们都看起来精力充沛；他们好学谦虚，他们做学问的态度是扎实的。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传播学归根结底是人学，访谈往往更体现人性。通过本书收录的这些访谈，我们看到这些成功的学者们作为普通人生活的一面，甚至包括他们的兴趣爱好：得知他们也会为不想从事学习的学生而沮丧，得知他们也有过被退稿的经历，这些都使读者易于认同。这四位学者中的两位男性学者都已经是当祖父的人了，或许在许多中国学者看来已经应该是养花、打太极拳的颐养天年的时候了，但他们还是雄心勃勃，有着许多计划。两位女性学者除身负要职外，还带有许多研究生，有多个研究项目在进行。她们是研究者、教师、管理者，同时也是妻子，是母亲。现任国际传播协会主席的帕特里斯·巴泽里尔博士甚至有六个孩子——这意味着大量的事务和许多精力的需求，对一般只有一个子女的中国同年龄段的学者们来说可能会有些难以想象。巴赫博士的生活更是令人惊异和充满意想不到的经历，一个警官为何、如何寻求传播学的博士教育，最终成为一个教授，并成为美国最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协会之一——国家传播协会的主席，还自称喜欢处理家庭纠纷……这些对我们尤其是对年轻学者应该有积极的激励和导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