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有全局见解深

胸有全局见解深

王永亮：新中国的广播电视事业已经走过了54年的历程，您如何评价这54年？

黄勇：54年的历程从大的方面说可以分为前30年和后24年。前30年由于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人民广播事业的体系，创办了电视事业，为新中国广播电视事业奠定了事业基础。当时由于生产力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局限，特别是由于阶级斗争连绵不断直至爆发“文革”大动乱，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发展是很缓慢的，也是很艰难的。真正的大发展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24年。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个是1983年广播电视部提出“四级办”方针并经党中央批准实施后，极大地调动了全国各地兴办广播电视的积极性，极大地推动了全国广播电视事业空前迅速的发展，逐步形成规模庞大的广播电视系统；一个是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有线电视的崛起，卫星、数字、网络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广电领域发生了一系列重大的深刻的战略性转变。显然，两个历史时期的广播电视事业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这也表明广播电视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历史命运，总是同党和国家的历史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后24年之所以有如此的辉煌，取决于党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政策，得益于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大发展。其基本动因主要有三点：一是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二是科技的进步和运用；三是人民群众需求日益增长。

辛华：取得了如此辉煌成就，您认为中国的新闻事业特别是电视事业如何才能走向世界，让全世界听到中华民族的声音？

黄勇：我想主要取决于两大因素：一是解决经济实力问题。要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要有与对外传播目标相适应的强大的人力、财力、物力、文化力的投入；二是突破制度性保护问题，这涉及到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国家主权问题。这是目前“走出去”最大的障碍，也是一个特别不容易突破的难题。第一个问题随着我国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增强，对外传播方面投入的加大，会逐步扩大中国新闻业在世界新闻业中的地位和影响。第二个问题需要以坚忍不拔的毅力、灵活多样的途径，寻求渐进式的突破。我同样相信，我国传媒业全面走向世界的目标也终将会实现。

王永亮：让我们回到眼前现实中来，请您分析一番，“十六大”之后我国的广播电视事业在国际和国内面临着什么机遇和挑战？

黄勇：现在我们的确面临着难得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这是二者并存的阶段。随着国际化进程的发展，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个传播领域市场的竞争，当然有某些国家带有政治目的的原因在里面，还有经济目的，就是最大限度地占领中国传播市场，以及与传播相关的副产品市场。另外在国内也面临着挑战，比如互联网以及手机短信息都是一种挑战。广播电视还面临着来自需求方面的挑战，受众要求质量越来越高，而我们的节目无论在质量还是数量上都远远不能满足，并且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精神文化产品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大。我们还存在着区域性不平衡的挑战，东西之间的差别很大。广电系统这几年搞“村村通”工程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另外业内之间也存在挑战，节目都上星了，争夺眼球的战争就加剧了。从全国来讲，现在已经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广电业如何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提供舆论支持，提供智力支持，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这是我们传媒业面临的巨大挑战。

广播电视产业将会有突破性的发展。要培育节目市场，建立起固定的交易场所来促进产品流通，改变自产自销、单一靠广告来发展的局面，同时加强节目内容的丰富性。要大力推进收费业务的开发，改变传统的节目供求方式，提供能够满足受众需求的节目以及方便的接收方式。“内容产业”将会有大的发展，就像现在业内的一种说法：“内容为王”。广电产业将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带动国家电子产业和文化娱乐业的发展，拓展广播电视发展空间。有关机构预测，广播电视的数字化和网络化，仅仅在广播电视制播系统、网络系统的改造和数字电视机的发展这几个方面，就可以带来上万亿元的市场需求，而满足这种需求又可以带动电子制造业和软件业的发展。在推动民族工业发展的同时，还可以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2002年，全国广电系统的总收入是514亿元，其中广告收入超过280亿元，财政拨款是75.84亿元，仅占总收入的14.7%。应该说，在文化产业领域，最有条件最有实力的是广播电视产业。上述各个方面如果能开发和运作起来，前景是非常广阔的。

辛华：最后一个问题更具体了，关于您感兴趣的研究领域，您正在思考的问题有哪些？

黄勇：从1996年3月我调广电部办公厅工作以来，有机会和条件更多地接触和了解中国广播影视业的全局状况，参与各种重要会议的讨论，使我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思考和探索整个广电业的改革发展问题。这几年我一直思考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广播影视改革发展问题，一个是广电总局党的建设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我感兴趣的研究领域，也是我的岗位职责和作为一个老广电人的使命所要求的。我着重讲讲前一个问题。

上世纪80年代中至90年代初，我曾经做过一些研究，深为当时广电系统兴起的改革发展浪潮而兴奋。当时广电部正组织人员编写《当代中国的广播电视》大型历史丛书，我被聘为撰稿者和责任编辑之一，主要从事广播电视教育部分的撰稿和编辑工作。1992年，邓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谈话发表后，广电系统掀起了新一轮改革的热潮。在宣传、内部机制和广电产业发展等方面都有了新的突破和大的进展。这又引起了我的关注。于是我在1993年第一期的《北京广播学院学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改革的新浪潮，正在广播电视领域悄然涌动》的文章，对这三个方面的新突破和新进展做了一些概述，较早提出了发展广电产业的必然性和必要性，提出了集团化经营趋势的预言。没想到，这篇文章引起了台湾“陆委会”的注意，其中许多观点被“陆委会”编辑出版的一本指导性的书所引用。现在看这篇文章在材料组织方面不理想，有堆砌的感觉。但其中关于产业化和集团化发展的观点在当时是比较超前的。

从10年前这篇文章开始，我就比较关注广电产业发展的问题，1999年在《新闻战线》发表了《从零起步　走向辉煌——新中国的电视事业》。在一个时期的研究和思考的基础上，2000年3月和8月，我应邀在“中国电视与经营策略高级研讨会”和“淄博中国广播电视经营管理高级研讨会”上作了题为“中国电视产业的崛起及其发展趋势”的专题性学术报告，从电视产业的兴起到电视产业的发展趋势，从电视产业的政策依据、客观要求到电视产业发展的条件、对策和指导原则等五个方面做了一定的探讨。同年，为《新中国传媒五十年》撰写了《新中国广播电视业五十年》中的电视业部分的文稿。2002年在深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过程中，结合广播影视改革发展的实际，就如何以“三个代表”为指导、加快广播影视改革发展的问题，进行了一些思考和探索，写出了一篇《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和指导全部广播影视工作》的文章，发表在2002年7月的《中国广播电视学刊》上。

2003年，我参与了国家广电总局重大课题调研工作，作为课题组副组长，协助总局局长、课题组组长徐光春同志负责《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统领广播影视工作，推进广播影视改革创新发展》课题的调研和调研报告的起草工作。在调研的基础上，我提出关于广电改革发展中存在观念性、体制性、利益性、政策性障碍的观点，以及关于进行战略性结构调整、改变以宣传方式指导行业管理等对策建议。

（本文载于《传媒论典》，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收入本书时，作者作了些许的补充和修改。原题目是《黄勇：广电总局的学者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