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想象以新闻社会史为进路

2　如何想象?以新闻社会史为进路

1949年以来中国新闻史研究面临的那些困惑，特别是缺乏解释力和说服力的困惑，其实很大程度上也是整个中国新闻史近年所普遍面临的问题。有人称之为“学术内卷化”，⁽¹⁷⁾并提出加强历史修养、回归新闻本位等方法以试图克服乃至摆脱新闻史研究的困境。这些思考都很有启发意义。不过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观察和认识中国新闻史研究所面临的问题，即“想象力”的缺乏。特别是对学科属性和研究对象不甚明了，以至出现新闻与历史的双重隐退;由此写出来的新闻史，很容易掉进为考据而考据的陷阱，最终在史料的丛林中迷失方向，既看不到新闻性，也没有历史感。为此，就要尽可能地弥合新闻与历史，而新闻社会史则是一种比较有益、富于想象力的尝试。

目前已编著出版的各类中国新闻史教材，确实不乏根底深厚、史料扎实、结构严谨、论述精当的上品佳作。但也有不少仍然沿袭传统，而鲜有值得称道的重大突破和创新。注重考据、用史料说话当然是重要的特点和优点，但也隐含了不少需要反思的问题。譬如，其上焉者埋头于对新史料的“发现式”研究⁽¹⁸⁾，而对史料的整合、理解与阐释能力，特别是其背后所隐藏或呈现的更为丰富和宽广的问题，则相对认识不够，重视不足。其下焉者则很容易陷入为考据而考据，迷失在无穷史料的巨大丛林中，甚至忘记了最初的出发点而难以自拔。这种没有思考、缺乏想象力的新闻史，就面临着新闻性与历史感的双重隐退。⁽¹⁹⁾

顾名思义，既然称之为新闻史研究，又怎么会有“新闻/新闻性”的隐退呢?其实这不难理解。新闻史并非自明的概念，这个看似清晰的术语，本身还是本糊涂账。⁽²⁰⁾浏览最近发表的新闻史研究文献就会发现，不少作品仍然停留在报刊创办以及何时发表过哪些重要新闻等比较表面化的描述上。严格来说，这只完成了新闻史研究的一半，或者可以称之为内史层次。这当然是非常基础，也十分必要的。但是我们的研究能否仅仅满足于停留在这一步?稍微深入思考一下，完整的新闻史研究到底是什么?或者说在惯常理解的新闻内史之外，是否还应包括其他一些内容，譬如某种可以称为新闻外史的东西?特别是新闻与政治、文化、经济等更大社会历史背景的关系?答案是肯定的。不过目前研究似大多仍未突破“就新闻论新闻”的内史模式。只注重内史而忽略外史，必然造成新闻史研究中“新闻/新闻性”的隐退。

至于“历史/历史性”的隐退，简言之就是对新闻史的史学属性之理解有偏差，甚至发挥到极端，结果变成“(新闻)史料即(新闻)史学”，并导致新闻史的平面化、简单化。新闻史名家方汉奇先生当年强调“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这在当时自有具体的社会背景。首先是针对此前新闻史叙述的严重党史化、革命化特别是阶级斗争化倾向。表面上强调“论从史出”，而实则往往沦为“以论带史”，甚至“以论代史”。于是中国新闻史的写作经常变成了任意剪裁史料，甚至完全无视史料的大批判似“‘新闻史’论”。因此方先生才明确揭橥此点，试图借助于注重史料考据，重新回归史论结合，甚或真正的论从史出。⁽²¹⁾另外，这一论断多少也是针对当时新闻学科自身未明的尴尬处境: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一直难以得到承认，以致长期被归入中文系的门下(甚至目前不少院校的科系设置还是这样)。由此才不难理解那一代新闻学人何以再三强调“新闻史是历史的科学”，明确主张新闻学要从中文系里分离出来，归入哲学系或政治系，“最好放到历史系”(甚至划入党史系也在所不惜)。⁽²²⁾

与此相关，怎么理解“史料即史学”?其实即便在提倡者傅斯年那里，这句话也有明确的所指和具体的背景，并且他本人也并非只搜集史料，而不注重历史叙述背后的见解、主张或者说“史识”。⁽²³⁾当然，并非每个历史学家在研究和叙述中都会明确地提出一种确定的普遍理论;但每个历史学家，即使他声称要简洁地表述而不承担评论的责任，他都必然会涉及一种确定的有关人与世界的看法。⁽²⁴⁾事实上也的确如此。一些优秀的历史作品表面上只是在讲故事，但仔细品读就会发现，其字里行间总是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意蕴。同样，即便是方汉奇先生等一些新闻史名家的研究，甚至在开启中国新闻史重视考据传统的戈公振那里，都隐约包含着特定的论证主题、叙述框架和解释模式，而不完全是单纯的考据和史料的堆砌。后来的不少新闻史研究却往往迷失于史料的丛林，忽略了寻找史料的初衷，有意无意、或隐或现地掉进了“(新闻)史料即(新闻)史学”的窠臼。因而，如果不能透过自己那扇小小的天窗，展现更为广袤的历史空间，不能揭示人类新闻活动的深层底蕴，不能勾画传播行为与文明发展的密切关系，特别是不能用哲学的眼力透过历史的进程，挖掘精神活动在信息交流中的意义，那么借用克罗齐的话来说:这种被撵到末席的所谓历史并不是真正的历史。⁽²⁵⁾这样的新闻史，难免陷入“历史/历史性”的隐退。

在诸如此类的重重误解之中，中国新闻史研究大多成为枯燥的史料叙述而没有了想象力，难以引起人们的广泛联想和深入思考，乃至陷入新闻与历史双重退隐的困境。为此，近年学界曾提出各种解决方案。为了研写比较有想象力的中国新闻史，本文合作者在教学和研究中也曾努力借鉴各学科知识与考察方法，特别是兼采历史思维与理论思辨之所长，试图由此展开对中国新闻史的合理想象，并尝试性地提出了新闻社会史的研究思路。

本文合作者曾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师从方汉奇先生攻读博士学位，对于中国新闻史研究所面临的尴尬现状以及相关问题，当时就不无所感，也不无所思。1996年即尝试提出一种可能的解决方向，即大胆借鉴新史学的有关立意，力求“以人为本位、以问题为主导、以想象为法门”。⁽²⁶⁾但是究竟如何以新史学来落实，特别是如何来“想象”中国新闻史的研写?当时也只有笼统的设想。随着学界一些讨论的进展和刺激，有关看法也开始清晰起来。因而在2001年评论方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时，本文合作者提出新闻史研究要实现重大突破，须考虑从微观考据向宏观把握、从表象观察向深层透视、从事实描述向意义阐发等三个转换。也就是由“史实”与“学术”层面，向“义理”与“思想”层面转换，试图借此探索“想象”新闻史研究的新模式。⁽²⁷⁾

进入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特别是开始讲授中国新闻史课程后，本文合作者的相关想法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2007年左右逐渐形成“‘新’新闻史”的构想。简言之，即立足当下，面向历史，综合考察并书写新闻传播的历史演变与现实关联。基于早期的不断思考，又在《中国新闻社会史》等中明确提出要力求三个融合:新闻与社会的融合，即将新闻传播与社会生活打通，从新闻解读社会，从社会透视新闻;理论与历史的融合，即将新闻理论与新闻历史打通，历史渗透理论，理论立足历史，而不是纯粹罗列史实或讲解理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即将新闻学与传播学打通，以兼容新闻与传播的视角，透视新闻传播的纷繁图景。⁽²⁸⁾其后每经修订，本文合作者的相关思路便再进一步。到2009年夏《中国新闻社会史》插图本修订再版时，明确提出中国新闻史的学科定位要做“战略性调整”，即重心从历史学转向新闻学，也就是重归新闻学科。并力主除了延续备受青睐的文史传统，更须引入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如政治学、社会学、思想史和国际关系等。⁽²⁹⁾

总之，我们所主张的对中国新闻史的合理“想象”，是力图打通新闻与历史、史事与理论等区隔。既不是简单地拘泥于新闻本身，也不是一般地偏执于历史方面。在注重延续叙述传统的同时，也试图纳入理解和阐释性的思考维度。我们希望这种跨学科、多角度的研究构想，要尽可能地体现出著名社会学家米尔斯所谓“想象力”的特点:即力图以个人经历、社会历史与时代生活相联系，进而从整体上来思考和把握关于中国新闻史的方法和思想。⁽³⁰⁾

循此思路，在探索新闻史如何摆脱困境时，我们认为也须考虑如何把新闻和历史两者恰当地结合起来，特别是要将新闻和历史重新恰如其分地放回到新闻史中。

方汉奇先生早就阐明，在注重新闻史具有历史学科特点的同时，也不能忽略其新闻学科的属性。因为新闻史“和新闻理论、新闻业务一样，都是新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接着这句话，他转而才称:“新闻史又是一门历史的科学”。⁽³¹⁾结合上下文，这并非指要将新闻史一般历史化，更不是干脆将其史料化。新闻史当然离不开历史。考虑到历史的多重含义和“新史学”的重要特点，新闻史要实现重大突破，须由“史实”与“学术”层面向“义理”与“思想”层面转换，甚至可以进行“新新闻史”研究。因为历史需要的不仅是描述，也需要理解和分析。⁽³²⁾这样的历史思维很重要。著名史家李剑农曾告诉年轻的吴相湘(曾打算做、也做过记者，后为史学名家):“一个成功的新闻记者，尤其是报馆主笔是需要良好的历史知识作基础的。”并称一个大学历史系毕业生要从事新闻工作，比一个新闻系毕业生去致力于史学研究要容易得多。⁽³³⁾的确，现代中国不少著名的新闻人都有较好的史学意识。新记《大公报》人群体就是一例。从张季鸾到王芸生，从徐铸成到范长江，从章丹枫到唐振常……可以说莫不如此。同时从历史领域闯到新闻学界和业界的，更是代不乏人。而近年从历史学科转入新闻史学科进行科研教学的青年学人，在各大高校也越来越多，有些还取得了出色成绩。至于借助历史学方法，在新闻史和新闻传播学领域走出较有特色路子来的学者，更非少见。

新闻史研究在借鉴历史学(包括注重史料考据的旧史学和强调总体解释的新史学)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其新闻学科的属性。而从相关领域特别是历史学科的一些学术进展看，尤其有必要进行“战略性调整”，即重心从历史学转向新闻学，或者说重归新闻学科。这首先是因为以往研究大多注重考据式的叙述，甚至成为缺乏新闻性的史料堆砌，很难发现真实社会变迁中新闻那种活泼的生命力和现实感。所以要对新闻史的发生、发展、演变以及相关逻辑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就有必要加强相关研究的新闻性。同时，适当引入和加强历史思维、修养及相关方法是必要的。如果真以为只要更加“(历)史”一点就足以解决新闻史研究现在面临的问题，似又不然。各学科都有其史，如文学有文学史、经济学有经济史、政治学有政治史等。但各学科之史的研究和历史学领域相应的研究，还是有着相当不同的。同样，“新闻史”毕竟是“‘新闻’史”，而不是一般的“新闻‘史’”。新闻学领域和历史学领域的新闻史研究，两者在若干方面虽时有交叉，但大多数时候其基本旨趣还是迥然各异的。譬如同样是研究新记《大公报》人，最近新闻学和历史学分别对胡政之和张季鸾的考察方式则颇不一致:一个重视从新闻本位的角度研讨胡政之的各种专业表现;一个强调在现代中国政治舞台上张季鸾的重要角色。⁽³⁴⁾类似的例子表明，新闻史研究仅仅诉诸历史是远远不够的，还须注意其新闻专业的学科本位。既要强调历史感，也不能忽视新闻性。否则新闻与历史只能始终还是两张皮，而难以融合成真正的新闻史。⁽³⁵⁾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何才能妥当地结合新闻与历史，走出一条富有新意、别具特色的研究路径，进而将整个新闻史带入一种“柳暗花明”的新境界，甚至“激活”历史与现实的微妙关联?在学界诸先进的无数努力和艰辛尝试中，我们认为新闻社会史或许是一种较有新意、值得提倡的考察路径。

说这一尝试有新意，并不完全是因为其中有最近炒得比较热的“社会史”字样(须知思潮更新非常快，现在甚至已出现“后社会史”的新趋势)。⁽³⁶⁾把新闻与社会连缀起来，在新闻学甚至新闻史研究领域并非什么新鲜事。⁽³⁷⁾譬如自从戈公振开始，就出现试图将报业与社会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的努力。即便在目前备受诟病的党史化、革命化新闻史叙述框架中，新闻与社会的关系也是重要话题。1981年9月9日，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为新闻专业的研究生作了一场题为“社会学与新闻学”的专题报告，其中首次提出了“新闻社会学”这一范畴。后来在访谈中，他又进一步谈到如何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新闻业及相关问题。⁽³⁸⁾接着有些刊物陆续登载涉及新闻社会学问题的论文。部分社会科学辞典中也相继收录“新闻社会学”这样的条目。到1990年中期甚至还出现了两本专书，径以《新闻社会学》来命名。⁽³⁹⁾

但是“新闻社会学”的历史，还不是“新闻社会史”。认真追溯起来，可以发现英语世界很早就出现对新闻社会史的探索，其典型者如舒德森对美国报业的研究⁽⁴⁰⁾;邻邦日本也在数年前推出相关论著。⁽⁴¹⁾国内学界近年偶尔也不乏类似的取向。譬如吴果中就“试图在多维视野的基础上，提出社会文化史的研究思路”。⁽⁴²⁾实在说，“新闻社会史”究竟是一种什么史?它到底能和新闻史以及社会史有多大的区别?是否报纸或者说新闻媒介上所记载的历史就构成了新闻社会史的主要内容?尽管始终不乏这样或那样一些疑问，但考虑到新闻史研究的现状，我们认为还是有必要自觉而明确地揭橥“新闻社会史”这杆大旗。特别是目前汉语学术圈能体现这种旨趣的新闻史研究，尚不多见;也因此，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和余地。⁽⁴³⁾

我们设想，新闻社会史将力图把新闻传播作为社会运动的一个有机环节来进行考察，既关注新闻本体的内在关系(可谓之内史)，也探究新闻与社会的外在关联(可谓之外史)，如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时代心理等。从而在更宽广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关照新闻史，也因此更多地体现出新闻与社会、理论与历史、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

新闻社会史重视细节问题和社会层面。如报社的日常运营，“编辑部的故事”，甚至斤斤于报人的个人生活、感情世界、经济收入等。⁽⁴⁴⁾当然，这种研究取向未必完全妥当。在跌宕起伏、摇曳多姿的中国新闻史舞台上，更应引起关注的不能只是少数几人或个别群体的悲悲切切、哀怨倾诉，还要包括千百万普通人尽管默默无闻，但又实实在在、丰富多彩的实践——正是这种活生生的实践，才构成了历史包括新闻史发展的真正底蕴。不过社会史取向也有优势，尤其是相对于以往过于政治化的单调叙述，很可能使某些本来值得注意、但极易被遮蔽和忽视的面向得以被发现或重新发现，从而丰富对中国新闻史的了解、认识和把握。⁽⁴⁵⁾因而，对社会史的可能问题特别是容易陷于鸡零狗碎而难免“见木不见林”，新闻社会史应时刻保持警惕，并在具体研究中根据相关情况而有所调整、改进和发展。

新闻社会史并非不讨论政治问题。只是不少人对政治的理解有偏差;尤其是由于以往阶级斗争观念和革命史论述范式的长期影响，再加上“思想政治工作”这种虽很重要，但在严格的学术意义上又颇难界定、尚未得到适当梳理的实际存在的社会现象，“政治”概念很容易被简单化甚至庸俗化。连带的，不少新闻人也开始厌谈政治、回避政治;更在“去/非政治化”的名义下，对新闻与政治的关联避之唯恐不及，好像一谈政治，新闻就不独立、不专业主义了。且不说“政治”概念的复杂性，即便目前这种极力避谈政治的思考方式，其背后也隐藏了相当的偏见。诚然，过去新闻领域中的泛政治化倾向亟须纠正;但是像现在这样完全回避政治、不谈政治，是不是也容易陷入另一个极端，形成另一种偏差?在真切的历史和严峻的现实中，新闻和政治的关系怎么会简单到这样非此即彼，泾渭分明?既然新闻人难以脱离政治而活动，则新闻社会史也并非没有重提“政治史”(当然经过改造)的必要。⁽⁴⁶⁾

中国新闻史能不能这么写?据不完全了解，不少人的一致印象是:“新闻史原来还可以这么写!”⁽⁴⁷⁾这至少表明，新闻社会史的尝试是可以肯定、毋庸置疑的。它为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和写作提供了一种可取的新思路、新方向。即在勾勒中国新闻传播历史演进之轨迹的同时，也试图透视其间纷繁复杂的社会背景与历史动因，力求探讨新闻传播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关系。严格说来，这样做并非要发现什么新的历史，“不过是从一种不同的角度重新深入这段历史，通过有针对性的思考，给读者提供一种不同的历史叙事”。对于许多熟悉那段新闻史的读者来说，“问题仅仅在于，拘泥于传统的认识逻辑或研究思路，人们过去往往只能看到事情的一个侧面，而无法了解事情的其他侧面”。新闻社会史“不过满足了读者了解历史的其他侧面的一种愿望”。⁽⁴⁸⁾

简言之，新闻社会史不但要采取“自下而上”的视角(这是社会史的固有特长)，也须强调“自上而下”的考察(这是政治史的本来优势)。借助此种双向的认知和评价，避免跌入枯燥的新闻史窠臼和狭隘的社会史陷阱，力求既能关注社会小人物的悲喜剧，更可突出历史大关节的起承转合。从各方面、多角度、全方位、立体地呈现中国新闻史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甚至让这段新闻史能立体起来、生动起来和活跃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