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警惕，不失原则

二、保持警惕，不失原则

由于根本观念的不一致，会上的分歧自然是明显的。

首先，美国媒体在报道中国时是否有对中国妖魔化的问题。

美国新闻界人士特别不愿承认他们的中国报道存在偏见，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说，美国媒介“没有妖魔化中国的阴谋”。他们强调，如果关于中国的报道显得太负面或消极，那首先是中国的责任——有关方面对驻中国的美国记者太粗暴，甚至时有骚扰，对他们的旅行和采访设置了太多的障碍，政府提供给外国记者的信息太少，在一些敏感问题上更是三缄其口，对消息源的控制过于严密，等等。

但在我们看来，美国对中国的报道无疑是有倾向性的。

美国对中国报道的偏颇，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1997年11月，江泽民主席访美，当时美国所有电视频道播的几乎都是对电影明星里察·基尔的采访，而里察·基尔是人所共知的达赖喇嘛的徒弟。在江主席访问的每一站，美国电视对西藏分裂分子示威的报道似乎都同对江主席的报道平分秋色，即使示威者很少。

另一个例子是，1997年7月香港回归中国，美国某大公司派出摄制组，花了数百万美元来拍摄新闻。但整个活动结束，他们遗憾“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他们在找什么事呢？在这次会议上有与会者提到“视觉形象”，说“没有视觉形象就没有版面和时段”。一个曾驻北京的美国广播电台记者抱怨说，由于中国有关方面的严密管制，他和他的外国同行在中国很难到处走动——事先要报批，而且往往得不到批准。那就很难采访到类似新疆和西藏的骚乱、西南和东北的下岗工人示威的“突发事件”。

其次，麦卡锡主义是否还有影响的问题。

麦卡锡主义是盛行于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一股反共浪潮，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47年，从好莱坞的演艺界开始，众院非美活动委员会对被怀疑是共产党员或同情共产党的美国人进行调查。这些人被传到国会听证，受到前所未有的政治迫害。

1946年，麦卡锡在竞选参议员时，就曾以攻击竞选对手接受美国共产党的报纸《每日工人》的赞助为赢得选票的手段之一。但他为美国公众所瞩目，还是他为竞选连任时，于1950年2月9日在西弗吉尼亚州一个共和党妇女俱乐部的集会上发表的一篇反共演讲。他声称，他“虽然不能一一指出国务院那些被指称为共产党员和间谍帮成员的人的姓名”，但是“他掌握了205人的名单，这些人要么是共产党的党员，要么肯定是忠于共产党的分子，而他们仍然在左右着我们的外交政策”。11天后，他在参议院发表了长达6小时的演讲，细数国务院的一系列共党嫌疑案，但名单上的人数却从205人降到了81人。

尽管如此，麦卡锡还是成功地左右了媒介，他的名字不时出现在“麦卡锡介绍新的猎红计划”之类的报纸标题中。

麦卡锡1954年底开始失势，1957年去世，但麦卡锡主义造成的恐共、仇共心理，至今仍有市场。

美国媒体有没有妖魔化、误导和受麦卡锡主义影响的问题，我们可以从一则关于中国的报道来做些分析。

1997年6月5日，《美国之音》记者发出一条如下的报道：

人权组织“自由之家”表示，中国政府加紧镇压中国的地下基督教，镇压包括监禁和折磨。“自由之家”上个月在中国五个省秘密会见了地下基督教的成员，加拿大多伦多基督教学院的马歇尔教授是这批“自由之家”专家成员的领队，他说，1994年开始，中国当局对基督教的镇压活动在一年前升级了。马歇尔说：“人们对我们说，现在对地下教会成员的普遍处罚是三年劳教，地下教会的牧师或领导人初犯时可能被处以这样的刑罚。”据保守估计，中国信奉基督教的人大约有五千万，这个数字是1990年估计的数字的三倍。他认为这个数字的爆炸性增长可以解释为什么当局最近大规模镇压基督徒。马歇尔说，这是在中国唯一一个遍布全国各地的组织，这个组织不受官方控制，中国政府非常害怕任何不在官方控制之内的活动在全国展开。

听了这条消息后，人们可能会有这样一些印象：（1）中国的地下教会在爆炸性地增长；（2）中国政府对它的镇压行动急剧上升；（3）千百万基督徒正面临着严重惩罚。但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条消息连最基本的五个W都不具备。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篇报道却十分成功地在听众头脑中建立起了上述三个结论。

怎样用最少的信息去最大限度地改变人的想法，是一门技巧性非常高的信息深加工技术，也可以称之为改变别人思想的技术。《美国之音》的上述报道，对这些技术用得非常成功，令人赞叹，在短短300字的报道中用到的技术有：暗示、逻辑圈套、对语句进行模糊处理、似乎无心的遗漏、对常识的巧妙应用以及看上去像是无意识的错误等等。此外，它还非常注意自己的声誉，在进行深加工时努力不直接损害自己的声誉，不使自己限入尴尬的境地。

表面上看起来，美国媒介注重用事实说话，但他们在选择事实方面，有很强的主观导向性。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时去哈佛大学演讲那天，中国学生学者联谊会组织大家去欢迎，场面很踊跃。但打开电视，这些欢迎的镜头一个也没有，却只看到那些“台独”、“藏独”和“民运”分子的抗议的场面，似乎到处一片喊打声。

显然，美国媒介的“报忧不报喜”与我们过去一度盛行的“报喜不报忧”形成了巨大的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