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媒体功能的重新定位(—年)

三、新闻媒体功能的重新定位(1982—1989年)

传媒真正的新闻改革从1982年开始，是从引进“信息”这一概念开始的。

信息(information在中国台湾、香港地区译为资讯)，确实是从西方国家输入的新概念。信息概念一经引入，一石激起千重浪，引发新闻界巨大的震撼，因为它涉及新闻媒体一个核心问题:新闻媒体的功能。

我国新闻业自近代问世以来的一百几十年历史，与西方国家不同之处在于:由于国家内乱外患，出于救亡图存的需要，出于政治斗争需要，政治性媒体(主要是报纸)特别兴旺，商业性媒体生存空间极其有限，媒体的宣传功能特别显著。我党创办的媒体更是如此，在延安整风，确立党性原则以后，宣传成为媒体的主要功能，甚至唯一功能。“不仅要在自己一切篇幅上，在每篇论文，每条通讯，每个消息……中都能贯彻党的观点，党的见解，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报纸必须与整个党的方针党的政策党的动向密切相联，呼吸相通，是报纸应该成为实现党的一切政策，一切号召的尖兵、倡导者。”⁽²⁹⁾到后来，演变成“我们的语言必须是党的语言、阶级的语言、人民的语言，我们的作风必须是党的作风，这就是说，我们的一言一行都要代表党中央”⁽³⁰⁾。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媒体完全成为宣传工具。而信息概念的引进就打破了这一传统观念，引发新闻界大争论。

这场争论是以“新闻与宣传关系”为题展开的。最初的发起者是复旦大学新闻系77级的学生。他们在上传播学课的讨论中提出了新闻与宣传是两种不同的社会现象、不同的概念，新闻媒体的第一功能应该是刊登新闻、传播信息。这场讨论由复旦大学传到上海新闻界，然后迅速扩大到全国。当时的新闻学术期刊几乎都卷入这场争论中。

然而，这场争论不仅仅是学术之争、概念之争，而是改革开放向传媒业提出的全新命题。

1982年，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制取得成功以后，中国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尤其是1984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的步伐”，“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决定》还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要实行政企分开，所有权同经营权分开，“增强企业的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的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要积极发展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采取国家、集体和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坚持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的共同发展，是我们长期的方针，是社会主义前进的需要。”一方面，中央给企业自主经营权，主要是原先国营的中小企业实行承包制；另一方面，中央实施增量改革战略，放手发展“三资企业”、集体企业(当时主要是乡村企业)、民营企业。“到80年代中期，包括集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在内的非国有成分无论在工业生产中还是在整个国民经济中，都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工业中其产出份额已经达到三分之一。在零售商业中，非国有成分的份额增长更快。”⁽³¹⁾

一大批企业获得自主经营权，给传媒业提出了全新要求。在计划经济年代，企业附属于政府，企业的一切生产经营活动全部听命于计划，“计划”就是企业的宪法。人财物、产供销全部由政府部门包揽。所以，信息对于企业毫无刺激。而当企业拥有自主经营权的时候，国家不再收购企业产品，企业必须独立地面对市场。那么，企业必须要获取信息，否则无法组织生产，就像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所说，在信息时代，决定性要素不是资金，不是技术，而是信息。企业如饥似渴地寻求信息，信息成为企业的必要条件，信息成为当时的稀缺资源。于是，社会对信息的有效需求大大提高了。

正如《人民日报》一条消息所描述⁽³²⁾:如今，工厂谈信息，商店谈信息，运输公司谈信息，农村专业户谈信息，各行各业都有许多人把信息当作话题。他们有的把信息说成是一种宝贵的资源，有的说它是正确决策，提高经济效益的“财神爷”，有的称颂它是发展生产、搞活经营的“金翅膀”，等等。

人们如何来获取信息？在80年代信息渠道很狭窄的情况下，企事业单位除了靠供销员跑码头搜集市场动向外，不约而同地把眼光瞄向媒体，向媒体寻求各色信息。“一条信息救活一爿厂”，这样的事例在当时报纸不时出现。

社会对信息的需求在增加，但陈旧的观念还把传媒业的功能禁锢在宣传的范围内，拒绝开启信息流入的闸门，这就是“宣传与新闻关系”大争论的时代背景。

在当时关于宣传与新闻的大争论中，主要的观点有三种⁽³³⁾:一是认为新闻与宣传是两种独立的社会现象，新闻活动与宣传活动各有自己的特点。但在现实社会，新闻与宣传往往交叉，“用事实说话”就是运用新闻来达到宣传目的的一种方法。二是认为宣传包括新闻，新闻只是手段，宣传是目的，任何新闻发布都包含着宣传目的。三是认为新闻与宣传各自独立，宣传一定有偏见，利用新闻做宣传，新闻必然被歪曲，必然不可能客观公正。

1984年2月翻译出版的《大趋势》⁽³⁴⁾在新闻业界、学界流行一时。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等新名词成为当时的时尚，起到振聋发聩的作用。邓小平1984年9月为新华社创办的《经济参考报》题词:开发信息资源，服务四化建设⁽³⁵⁾。这个题词不但鼓舞了全国新闻界，也为传媒业发展指明方向。

新闻与宣传的争论长达5年之久，逐步在学界、业界达成共识:

不同媒体虽有不同功能定位，但就整体而言，新闻媒体是以向社会传播信息为其生存依据，传播信息是新闻媒体的第一功能。

1988年二三月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对全国新闻界进行新闻改革的抽样调查显示:大多数活跃在新闻工作第一线的新闻界人士明确地认识到“新闻工作的首要职能就是沟通信息”(占68.1%)；他们坚决否认“任何新闻报道都应起宣传鼓动作用”的金科玉律(占64.4%)。⁽³⁶⁾

媒体传播的信息是客观世界的最新变动和公众最关心的社会现象，供人们决策。

除了信息传播，媒体当然还有整合社会所必需的宣传功能、传播知识功能、娱乐功能，还能赢利。在80年代，中国新闻改革的核心就是对媒体功能的重新定位，把媒体的单一功能变成多功能。

这是新闻界真正的一次思想大解放，也是传媒业生产力的大解放，从而推动了传媒业的大发展。

这种大发展不仅仅表现在媒体数量的增长，还在于:

1.媒体结构的改变。长期以来，中国传媒业党报独大，甚至一统天下。20世纪80年代初，电视大发展，各省(市)、各地(市)基本格局是一报两台——一家党报、一家电台、一家电视台，都是综合性的，都是党的喉舌，以宣传为主功能。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传媒业开始裂变，一大批新兴媒体在社会对信息强劲需求的推动下，从一报两台中分离出来，兴起以传播市场信息为主要内容的经济专业类型报刊的热潮，其代表有:中央级的有《经济日报》(1983年1月1日)、《人民日报》创办《市场报》、新华社创办了《经济参考报》。在广播电视领域，则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省(市)级电台、电视台纷纷一分为二，成立经济台，专门向社会提供各类经济信息。媒体结构从单一走向多元的改变，体现出媒体的功能从单一走向多元。

2.媒体内容构成的改变。在80年代以前，宣传覆盖整个版面:报道内容泛政治化，即使经济报道，也必须上升到政治高度，或体现“形势大好”，或印证“政治路线”、政治观点的正确。从80年代开始，以上状况发生显著变化。

新闻在报纸的版面上、广播电视时段安排上已成为媒体主角。报纸本来就是新闻纸，新闻唱主角自不必说。而80年代迅猛发展的电视，新闻也越来越多。我们以中央电视台为例⁽³⁷⁾:

中央电视台全年播出新闻数量

在新闻中，经济新闻成为新闻主角，这当中，相当一部分是市场动向、供需变化的信息。在80年代中期，中央电视台的《经济半小时》、《为您服务》两档节目红遍全国，从各级决策层到普通百姓都常常收看。其中《经济半小时》以报道中央经济政策、市场分析、市场供需变化为主。《为您服务》则提供生活咨询，相当部分也涉及百姓日常生活的市场动向。

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得到重新肯定，批评性报道成为当时媒体的亮点。当时有两个事件引发社会高度关注。一是1985年2月28日《蛇口通讯报》刊登一封读者来信:《该注重管理了——向袁庚同志进一言》，这是同级报纸公开点名批评同级第一把手，该事件在党报史上前所未有，引发新闻界强烈关注。二是1987年的大兴安岭特大火灾。火灾发生以后，中央各大媒体记者赶赴现场。他们得到的指示是“采访扑火英雄事迹”⁽³⁸⁾。但是，记者们在实地采访中揭开了火灾的内幕，在《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上发表长篇通讯，抨击当地管理部门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尤其《中国青年报》的《红色的警告》、《绿色的哀叹》、《黑色的沉思》，以其立意高远、材料充实、文笔犀利为全国读者竞相阅读，成为80年代批评报道的典范之作。

3.新闻报道模式的改变。适应信息传播的需要，适应不断开拓的报道面的需要，新闻报道的手段不断变化、日趋丰富。信息观念渗透到新闻业务层面。

短新闻大大增长，过去的版面称作“老三篇”即一个版只有3条新闻或3篇文章。80年代中期开始，许多报社都订下规定，没有特殊情况，一版要闻不少于20条，二版本地新闻不少于25条。迫使记者编辑挤掉水分，增加版面的信息量。自1980年11月《解放军报》发明一句话新闻开始(又称标题新闻)，这种最精短的新闻风靡全国。

客观性报道重新受到肯定和倡导。信息传播要求传播者价值中立，尽可能及时、准确、不偏不移。客观性是信息传播的必然要求。

前瞻性报道、解释性报道、大特写在80年代中后期兴盛一时。前瞻性报道是对即将发生的重大问题的预测；解释性报道强调发掘“新闻背后的新闻”，把握各个事件的内在关联；大特写是从多个视角呈现新闻事件的全貌。这一些报道形式都是信息传播的自然要求。

会议新闻的改变是这一时期的一大突破。过去媒体上满版“文山会海”，会议报道就是按会议程序来写，除了会议主办者，无人想看。到80年代中期，“跳出会议抓新闻”，抓住会议中受众感兴趣的信息写会议报道成为会议报道的新模式。

此外，散文笔法得到提倡，这是应对软新闻即趣味性新闻大量增加的需要，尽可能把新闻写得生动。

80年代中后期，新闻报道手段的五彩缤纷，从微观层面显示了媒体功能从单一走向多元。

4.对受众调查的重视。宣传是以满足传者的需要为出发点，信息则以满足受者的需要为出发点。传媒业一旦确立以信息传播为自己的第一功能，就必须重视受众的需求。所以，从80年代初开始，中国传媒业对受众调查越来越重视，1982年6—8月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北京新闻学会调查组开展了北京地区读者、听众、观众调查。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新闻界第一次大规模运用计算机抽样选本和统计分析数据的受众调查，为中外瞩目。国内评价是“中国新闻事业的一次突破性的行动”。西方一批学者给予高度评价，美国sharpe出版社将北京受众调查的全部报告译成英文，刊登于《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丛书1985年夏季号⁽³⁹⁾。自此，浙江省、江苏省、上海市、乌鲁木齐市先后进行受众调查。而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电视台等媒体也都单独进行了受众调查。受众调查蔚然成风。

顺着信息传播这条路，自80年代初开始，中国传媒业一路走来，顺风顺水，在推动改革的同时不断改变自身。但到80年代中后期(1986年前后)，中国传媒业发生了一次巨大的转折。这次转折是对信息内涵理解的嬗变。

信息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必要条件，但信息还是民主政治的基石，是公民参政议政的前提条件。在80年代中后期，民主政治建设成为全国上下的中心话题。在这样的气氛下，中国传媒业开始转向以空前热情推动民主政治建设。

中国传媒业转向民主政治建设，有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国际上，新自由主义思潮席卷西方各国，逐渐成为其主流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以“私有化、自由市场、小政府”为基本点，被一些学者介绍到中国来；而前苏联的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所大力提倡的“公开性”原则更对中国新闻界产生巨大的刺激。所谓“公开性”原则就是公开前苏联所有历史，公开当前政治活动、经济活动等一切信息。这实际上实施了比西方更自由的新闻政策。在国内，由于价格“双规制”的“官倒”⁽⁴⁰⁾，激起公众强烈的不满。一大批学者认为，不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就不可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新闻界为此欢欣鼓舞，因为在民主政治建设，新闻界可以大显身手，大有作为，这符合中国历来的“以言论政”的文人传统。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1986年前后，中国新闻界提出了信息透明化的追求，并很快变成行动诉求。在新闻界强力推动下，当时决策层也作出了一定的反应。在1987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的党中央政治报告中提出“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的论断。

这一论断可以说是对“信息透明化”作了明确的说明，新闻界深受鼓舞。1987年春召开的“两会”成为新闻界“信息透明化”的实践场，“更加民主、更加开放，更加实在的‘两会’，为充满着活力的新闻界提供了释放能量的机遇”⁽⁴¹⁾。大会发言、小组讨论、投票现场实况，对政府工作的批评、建议、不同意见的争论都在新闻媒体上“实况转播”。人大代表开会回来后发感慨:“我们在里面也不如你们在外面知道的多。”当时《人民日报》副总编洪荣康这样写道:

龙年之春“两会”，以其开放、民主、求实的精神，轰动一时，瞩目中外。与此相应的是，各大报刊对“两会”的议政活动，作了充分的报道，其坦率程度令人刮目。路透社说:“中国官方机构发表了全国人民代表对政府提出的批评意见，感到吃惊的西方外交官说:‘过去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直言不讳的讲话。’”联邦德国《法兰克福评论》说:“这次人代会的特点不仅有大量批评意见，而且还有中国报刊对它的报道方式”，中国报刊“通过人民代表为自己扩大了活动余地”。⁽⁴²⁾

我国读者也发现，“两会”期间的报纸有看头了。不但会上谁谁谁怎么说，第二天能在报纸上见到；就连会下老百姓怎么说，甚至说的一些不中听的话，也能在报纸上看到，这是过去很难想象的。

两会召开正值春天，新闻界禁不住喊出“中国新闻界的春天到了”的声音。“信息透明化”在当时不过是新闻自由的另一种说法而已。而当两会召开以后，信息透明化就换成了新闻自由。为了争取新闻自由，新闻界力推新闻体制改革，并力推制定新闻法来保障新闻自由。一时间，以北京为中心，上海、广州、武汉等地都纷纷召开各类研讨会、座谈会，单单中共中央宣传部在1988年7月就连续召开4次首都新闻界负责人和学者座谈会，气氛热闹，前所未有。⁽⁴³⁾“新闻自由”成为时尚。一篇首都新闻体制改革讨论会侧记是这样报道的:

新闻自由问题不解决，体制改革就是空话——首都新闻界体制改革讨论会侧记

春暖花开的4月14日，七届一次全国人大代表会议和七届一次全国政协会议在北京刚一结束，翌日下午两点钟，《北京日报》的会议室里，充满了热闹异常的活跃空气，首都新闻界的朋友们，正在这里畅所欲言地讨论新闻体制改革的学术理论问题。

“新闻体制的改革，目的是为了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巨大积极作用。新闻自由的问题不解决，体制改革就是空的。”首都新闻学会拟定的讨论，是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角度，谈新闻改革和舆论监督问题。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同志刚一介绍完情况，有位同志就首先开了第一炮。于是，你一言，我一语地发开了言，议题很快转到了如何实现新闻自由的问题上来。

结束时，笔者环顾了坐满会议室的人员，又翻了一下签到的名单，啊呀!参加会议的新闻单位还真不少呢!有首都新闻学会的负责人、中宣部、全国记协、新闻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首都一些报社、北京一些大学、北京市记协、《北京日报》、《北京晚报》等领导和有见地的新闻理论工作者。⁽⁴⁴⁾

与此同时，新闻立法在紧锣密鼓进行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法研究室、国家新闻出版署、上海市相关单位拟订出三个新闻法草案，并为此在北京连续举行3次学术讨论会，就三份草案中相异之处的8个重点问题进行讨论、协调、修改。⁽⁴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