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研究项目

所以，纽瓦克中心与维也纳的研究所非常相似，而且与后来建立的哥伦比亚应用社会研究所的相似程度也丝毫不弱。但是，从纽瓦克到哥伦比亚，还有另一段路要走。普林斯顿大学的哈德利·坎特里尔(Hadley Cantril)教授向洛克菲勒基金会提出一个项目，研究广播(那时广播仅仅存在了10年多一点)对其听众的影响。但是，他在为这项研究找一个主持人时遇到了麻烦:这个人要有必要的声望，还要有信心在大萧条期间离开一个稳定工作两年，去管理一项别人的研究项目。罗伯特·林德——还能有谁?——推荐了拉扎斯菲尔德，而大家立刻也看出，他能够完成这项任务。拉扎斯菲尔德很有兴趣，但他也有两个麻烦:第一，他觉得他不能离开纽瓦克新建的研究中心去普林斯顿工作;第二，尽管很少被人提到，就是他与坎特里尔合作很不愉快。因此，聘用拉扎斯菲尔德之后，广播项目名义上由普林斯顿负责，但实际工作却是在拉扎斯菲尔德位于纽瓦克大学的研究中心里完成的。［20］

新项目的幸运之处是弗克兰·斯坦顿(Frank Standon，CBS当时的研究部主任和后来的总裁)同时被任命为广播研究项目的副主任，排名在坎特里尔之后。数年后，保罗以他特有的幽默口吻描述这个机构:“坎特里尔到那里是要去看保罗没有带着钱跑路，”他说，“斯坦顿也去看，却是因为他懂得他正在做什么”(Lazarsfeld，1969)。如果说林德是保罗在纽约的第一位、也是最有帮助的朋友，那么斯坦顿就是第二位。

斯坦顿将这位来自奥地利的研究所主任引入与纽约众多大众媒介的官员、研究者、投资者的联系之中。在保罗决定将广播项目移往纽约的过程中，他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但与坎特里尔的关系却并不融洽:纽瓦克大学不久就关闭了，而大众媒介的绝大部分是在纽约。在斯坦顿的支持下，普林斯顿大学同意将广播研究项目的剩余部分转到别处去，而在林德的帮助下，哥伦比亚大学同意接手。于是，纽瓦克研究中心和普林斯顿项目被重新命名为哥伦比亚广播研究室(Columbia Office of Radio Research)——后来则变为应用社会研究所(Bureau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并在纽约安家落户。研究室最初是在联合广场租借的房子里，后来则是在一幢哥伦比亚医学院废弃的建筑里。［21］保罗获得了一个职员任命，无报酬地教授几门课。［22］洛克菲勒基金会继续为广播研究项目提供了多年的资助，保罗则继续运用现在非常熟悉的模式增加研究资金，并管理着一个由年轻研究人员组成的奇特的非正式组织。保罗和哥伦比亚大学一起吸引着年轻研究者。20世纪30年代的广播像1950年以后的电视一样，既具有潜在威胁，又带来希望。对于媒介效果的广泛关注(例如20世纪30年代初期佩恩基金会对于电影的研究［23］)以及广播网和广告商对受众规模和反应的实际关心，表明存在着大量支持媒介受众研究的投资。一位为高品质研究机构筹措运营资金而遍尝艰辛的敏锐的观察者，不可能看不出当下情势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