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契”一名的流变和“仓颉造字”传说的产生

毋庸赘言，文字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意义是十分巨大的。然而，人们对这种重要性的认识，却是必待文字成为社会生活中须臾不可离开之物时，才能进一步加深的。

同时，任何传说都与传说产生时的时代背景有关，其中必然会折射出传说产生时代的社会现实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商代以往的历史，基本上是经由周秦汉三代人传下来的。因此，我们在讨论传说中的远古时代的种种事件时，也必须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人们的思想观念来考虑。“战国秦汉时期，从神话传说演变来讲，是一个‘造神’的时期；从史学发展来讲，是一个重新认识上古社会的时期。无论研究神话传说，还是研究上古社会史，引用这一时期形成的文献材料，都不应当忽视当时存在着的这一文化现象。”（谢保成，2004）[29]

我们上文提到，“仓颉造字”传说的产生年代，约在战国末期。而这个时期，恰恰就是汉字大行其道、大显身手的时期。人们惊叹于汉字的神奇作用，于是就试图追溯它的历史，找到那位做出这件惊天动地之事的圣人。因而，“仓颉造字”传说本身，也必然带有其产生时的时代烙印。

我们知道，在尚无文字或文字使用尚不广泛的社会中，人们的名字一般停留在口语阶段，往往仅有一个音，没有对应的文字。等到那些千古留名的人物为后人所写下来时，其得名理据往往已经模糊不清，于是只能找一个同音字代替。例如，夏王太康、少康，本为“太庚”“少庚”，因“庚”“康”古音相同而被后人“改”了名。

此外，先秦以来的文献中还常见古人的同一人名而有多种同音或音近的写法。例如，商先公中的王亥，卜辞和《山海经》均作“亥”，而《楚辞·天问》作“该”、《世本》作“核”或“胲”，《汉书·古今人表》作“垓”；《史记》作“振”，本当为“”，后因形近而讹。那么，仅王亥一名，就有至少6种同音的写法。又如，王亥的弟弟王亘，卜辞作“亘”，《楚辞·天问》却作“恒”，也是因音同而讹。此外，商末的纣王名“受”，又作“纣”，则是因音近而混。究竟哪个是他的本名，谁也搞不清楚。

而且，传说中的人物，还可能由于传说者的损益想象而分化为不同的人物，并经同一人名的多个不同写法而固定下来，结果在先秦文献中，就常见远古时代的人物由原为一人而误为数人、或者由原为数人而误为一人的情况。

这样一来，就给后人留下了不少悬案，需要后世学者细加考辨。在考辨中，常采用音训法，即把不同人名之间古字音的联系作为重要的证据之一。

我们首先从商契此人名字的流传谈起。毫无疑问，目前所知商契人名的一个常用写法就是“契”。但这个写法始见于周代，未必是他本人所用。周代以来的文献中，商契之名的写法有过“偰”“禼（卨）”“契”等，后来才固定为“契”。其中“契”的本义为刻，“偰”则是“契”加“人”旁，表示这是个人名。至于“禼”，《说文解字》释为“虫也。从厹［qiú］象形，读与偰同”。

另一方面，既然商契本人造了字，并用于与鬼神的沟通，那么他一定写过自己的名字，并为他的子孙后代所沿用。但究竟是怎么写的，还需要作一番考证。目前最可靠的证据，应该就在商代甲骨文中，因为在商人的祀典中，必然不会漏掉自己的始祖商契，而且一般不会写错。

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在甲骨卜辞所提到的商先公中，共有20多位，大部分可与《史记》等文献对应，其余的都是一些陌生名字，其中也并无名为“契”者。

卜辞中常见一位重要的先公“高且（祖）夒（夔）”。《说文解字·第五下·夊部》分别收入“夒”字和“夔”字：“夒，贪兽也。一曰母（猕）猴。似人，从页。巳、止、夊，其手足”（徐铉注为“奴刀切”）；“夔，神魖也。如龙，一足，从夊；象有角、手、人面之形”（徐铉注为“渠追切”）。

但卜辞中的这位“夒（夔）”究竟是谁，学术界曾一直争议不断，先后有“帝俊”“帝喾”（王国维说）、“帝舜”（郭沫若说）、“契”（饶宗颐说）、“曹圉”（唐兰说）、“王亥”（商承祚说）等说（曹定云，1997）[30]，可谓莫衷一是。

曹定云（1997）也同意“夔为殷契”说（按该文采用“夔”字，但引用了《说文》对“夒”字的解释，恐误），并对其他各说逐一分析，认为“帝俊”和“帝舜”皆不属商人先公，可不予考虑；“帝喾”是商人先祖的可能性虽不可轻易否定，但绝不可能是商契之父，他距商契多少世已很难具体考究；“曹圉”的地位不及“高且夔”，因而也不可能是同一人；“王亥”与“高且夔”世次不同，且卜辞中另有“高且亥”或“高且王亥”，说明二者是两位不同的先公。而剩下的“契”，再根据相关文献的旁证，可推定“高且夔”当为商契[31]。

我们认为，此说很有道理。其实我们还可以补充一条语音上的证据，即“夔”与“契”二字古音极近。

按卜辞中另有一位先公“兕”。《说文解字·第九下·豸部》解作“如野牛而青。象形，与禽离头同”。江林昌（2011）根据董作宾等学者认为“兕为契”之说，结合王国维“夒为帝喾”说，推测商先公世系中的前四世为“夒（帝喾）——岳——河——兕（契）”[32]。根据这样的安排，商契就不再是商人始祖，而是退居第四世了。这就与文献中以商契为第一代先公的传说不符。另一方面，商契的名字从“兕”演变到“契”，也似无相应联系可资证明。因而，此虽可备一说，尚不如“夔为殷契”说更能讲得通。

假如“夔”的确是“契”，那么，商契的名字在商代的写法就是“夔”。再往上追溯，假如“夔”这个写法在之前的代代相传中都没有写错，那么就可以认为，商契的本名就是“夔”，并一直沿用下来，直到商末。

我们再从“夔”的得名理据来看。按“夔”字的本义是“神魖也。如龙，一足，从夊；象有角、手、人面之形”（《说文解字》），段玉裁注云：“神魖谓鬼之神者也”，“按从夊者，象其一足”。这说明，夔是一种人面兽身的鬼神，以人形为基础，加上某些动物的特征而形成。它的上半身像人，只是头上多了角；下半身像龙，却只有一条腿。

作为神兽的夔只有一条腿，这是先秦以来人们的共识。《庄子·秋水》提到，“夔谓蚿曰：‘吾以一足跉踔而行，予无如矣。’”意即夔因为只有一只脚，只能一跳一跳地走路，所以很羡慕蚿（千足虫）有很多脚。

这种半人半兽、人模鬼样的形象当然是想象中才有的。如果在现实中出现，也只有那些巫祝才能装扮出来，而商契恰恰就是巫。

然而，周代以来，作为人名的“夔”，却是另外一个人，即尧舜时代主管乐舞之官“乐正夔”。据《吕氏春秋》载：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乐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乐传教于天下，乃令重黎举夔于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夔于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乐，天地之精也，得失之节也，故唯圣人为能和乐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慎行论·察传》）

《韩非子》也有类似的记载：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吾闻夔一足，信乎？”曰：“夔，人也，何故一足？ 彼其无他异，而独通于声。尧曰：‘夔一而足矣。’使为乐正。故君子曰：‘夔有一，足。’非一足也。”（《外储说左下第三十三》）

根据这两条记载，孔子不相信关于夔“只有一条腿”的传说，认为是“足”字的歧义所致。托名于孔子的这两个解释，结论相同，但理据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前者强调夔是一个圣人，由他担任乐正，一个人就足够了；后者强调夔是一个人，怎么可能只有一条腿。同时，孔子引述的“夔一而足”这句话，究竟是舜说的还是尧说的，两者记述也不同。因而，孔子究竟有没有说过这些话，或者究竟是怎么说的，已经难以确证了。但从“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的思想来看，孔子说过类似的话的可能性也是很大的。而这些话，应该也是口耳相传，直到战国末期才被写下来，却已经有点走样了。不管怎么说，这样一些解释，确实也反映了春秋战国时代人们的主流观念。

其实，早期乐舞的产生，就是出于巫师与神鬼沟通之需。主管乐舞的乐正之官，其前身当为巫无疑。在先秦文献的描写中，乐正夔是一个领舞者：“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尚书·益稷》）所谓“百兽率舞”，就是一群小巫扮成各式各样的“牛鬼蛇神”模样，跟着大巫夔敲打的节奏而载歌载舞。因而，乐正夔以一条腿的鬼神形象流传下来，并无不合理之处。

那么，一条腿的鬼神夔和两条腿的乐正夔本来就是同一个人。鉴于商契为巫，乐正夔也为巫，而且甲骨文中的“高且夔”就是商契，三者相联，我们就可以推定，“乐正夔”就是“高且夔”，前者是从后者分化出来的。

可以设想，商契在平时的祭祀舞蹈中，可能常装扮成一足夔的形象，并带领小巫们“群魔乱舞”。因而，在子孙后代的心目中，商契就是半人半鬼的鬼神“夔”。

从商人始祖“高且夔”分化出乐舞始祖“乐正夔”，应该与周代的社会分工更加细密、巫的地位下降、以及乐舞的娱神功能向娱人功能的转变有关。

我们上文提到，早期的部落首领都是王、巫合一的，之后则王、巫分流，接着巫又分化为巫、祝、卜、史等，各司其职。周代以来，巫的地位进一步下降，内涵进一步缩小，并逐步退出统治阶层。不过，由于朝廷的祭祀之需，巫的乐舞职能也通过单设乐正一类官职而得到保留。

周代首设乐正，为乐官之长。乐正之职固然重要，但其职责所在，也仅是朝廷中的某一个“有关部门”而已。因而，当时的人们已难以想象那位赫赫有名的商人始祖会是一个小小的乐正，更不会想到他会是一个巫，何况文献中的商人始祖名叫“契”，不叫“夔”，于是只能把远古时代那个专管唱歌跳舞的圣人想象为另一个人。

而且，随着鬼神观念的日渐淡薄，周人已不如商人那么迷信，以至于这位“一足夔”引起了鲁哀公的疑问，并被“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毫不犹豫地剥去了神秘色彩而“打回原形”。

乐正夔的传说大约成型于“五帝”传说尚未产生的春秋时期，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最古的帝王还是尧舜。按照古帝传说的规律，既然尧是“中国首任天子”，身为天子怎么可以没有“乐正”，于是这位主管乐舞的始祖夔自然成为首任“乐正”了。

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商人的“高且夔”又为什么会变成“商契”呢？我们认为这也是由口耳相传所致。

就商人而言，他们当然知道是其高祖夔造了字，但此事件也仅是在历代巫史内部口耳相传，并未见录于书面。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那些巫史们每天都使用汉字，对汉字早已熟视无睹，并未如后人那样意识到这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重大事件；另一方面可能也与当时文字的功能有关，即他们在与鬼神们的沟通中，是以解决当前的问题为主，并不需要跟冥冥中的高祖夔以及其他先祖“讨论”“高祖夔造字”一事。

之后周人得知商契此人之名及其事迹，应该是从商人口中而来。

根据“夔”和“契”二字的古音推断，二者在当时可能为近似“*kie”的同音字或近音字。周人惊叹于商人的文字，并了解到实乃商人之始祖“*kie”所制，便以其造字之功为理据，写作“书契”之“契”。因此，“商契造字”的传说应该是从周人那里开始流传开来，但也是以口头为主。

“商契造字”的明确记载虽未见于传世先秦文献，但与造字有密切关系的商契传说倒是有的。例如，据《国语·郑语》记载，西周幽王时期的史伯对郑桓公说：“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听协风以成乐物生者也：夏禹，能单平水土以品处庶类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百谷蔬以衣食民人者也。”

这段话列举相继建立过虞、夏、商、周四个王朝的民族各自的始祖，即虞幕、夏禹、商契、周弃四人，描述了他们各自所立下的“天地之大功”。从其描述来看，虞幕的“听协风”、夏禹的“单平水土”、周弃的“播殖百谷蔬”都与农业生产有关，唯独商契的“和合五教”却是有关精神文明的事情。孟子则讲得更具体了，尧舜“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

按史伯和孟子的说法，商契似乎成了儒家思想的创始人，这自然是不可信的。但这里也透露出一个信息，“商契造字”的传说，可能在西周末年开始，已经提高了一个层次，演变为“商契始创教化”了。换言之，商契成了开创我国教育事业的鼻祖了。这一演变过程，与周代以来运用汉字这一工具推行贵族教育制度的举措是相吻合的。

这样一来，商契就不能再“造字”了。因为在人们的观念中，文字是由史官掌握的，那么造字者“商契”应该也是一个史官；而作为商人始祖的“商契”是一个君主，尽管有“和合五教”之功，但不至于亲自去造字。而且人们也早就忘了造字者与商人有关。于是，那个造字的“商契”就从作为商人始祖的“商契”中分化出来，成了语音相同或相似的第三个人“仓颉”或“苍颉”，并继续口耳相传。

大约到了战国时代，有人把口耳相传的“仓颉造字”事件记载下来，就进一步在书面上把“仓颉/苍颉”和“商契”二者的区分固定下来并流传开来了。而且，“仓颉”和“苍颉”的不同写法，同样是口耳相传的反映。

后来，随着先秦两汉之际各种“五帝”传说归于统一，其中以黄帝为首的“五帝”说日益丰满成型而广为人所接受，尧舜二人已经退居“五帝”之末位，那么在黄帝这位新的“首任天子”的朝廷中，“首任史官”一职自然非造字者仓颉莫属，于是他就理所当然地成为“黄帝之史”了。

这样一来，原来王、巫合一的全能君主商契，就按其职能分化为“君主商契”“乐正夔”“史官仓颉”三人，成为千古定论了。有趣的是，“君主商契”和“乐正夔”还是尧舜朝廷里的“同僚”，前者任“司徒”，后者任“乐正”。

直到清人所编的《声律启蒙》中，还有“四目颉，一足夔”之句，说明这位一条腿的“夔”与四只眼的“（仓）颉”还真有脱不了的干系。其实，这本来就是同一个人。

总之，“仓颉造字”的传说是有事实依据的，“仓颉造字”事件是存在的。仓颉就是商人始祖商契，“仓颉造字”就是“商契造字”。商契是一位身兼巫师的部落首领，为了与鬼神沟通，所以整理和改进了文字，成为后人心目中的汉字始祖。当然，汉字体系是逐步进化形成的，未必有过从无到有的明显变化，因而真正实现了从符号到文字的飞跃的那个人未必是商契，也可能是王亥、伊尹等人，但商人一律归之于其始祖商契，也是可以理解的。

自周代开始，“商契造字”的传说在口头上广为流传。大约到了战国时期，由于当时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巫师地位的不断下降，以及先音后字的录写规律，原本口头流传的“商契造字”便在书面上固定为“仓颉造字”。

通过对“仓颉造字”说的考证和早期文字功能转变的分析，我们认为，早期汉字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工具，而是人与鬼之间的交际工具。而“仓颉造字”说的产生，也与当时汉字功能的转变具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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