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语言官能"观旧说

第4章　语言研究的生物学视角：Chomsky的"语言官能"观

20世纪70年代，Chomsky发现，动物的学习是依照由遗传基因决定的程序(a genetically determined programme)进行的。虽然他认为人们没有理由对Monod关于"人类知识的基本分类"的真实性和人类行为的其他方面的真实性产生怀疑，但是"人类特有的语言官能"(man's apparently unique linguistic faculties)和"想象的思维能力"(abilities of imaginative thought)也是真实无误的，因为它们"清楚地(反映)在语言里，(显示)在视觉想象中，(体现)在行为的计划内，或者(存在)于真实的艺术或科学创作作品之中"。在此，Chomsky首次提出了FL的概念(Chomsky， 1971:13-20)。

随后，Chomsky对这一基因程序予以了特别关注，他发现，将语言中的一些原则和结构指派给特定物种所特有的、具有基因特性的FL似乎非常贴切。他引用下列例句"［S［NP［DET the］［N man］［S who［VP is tall］］］［VP is here］］"并用括号形式将词组加以标记，以此解释、说明结构依赖原则的含义，并将这一操作过程所遵循的原则称为"(语法)转换"。 基于上述发现，他特别希望能对语言原则进行分类，对语言结构的复杂性进行分层(Chomsky，1975:79-80)。

20世纪80年代，Chomsky进一步强调了语言的内在性和天赋性。他分别用"先天决定的语言官能"(genetically determined language faculty)、"语言习得装置"(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人类心理的内在构件"(innate component of the human mind）等概念来解释他的普遍语法，认为普遍语法可以被理解为是对"先天决定的语言官能的特征化"描述，这一官能可以理解为一个"语言习得装置"，它是人脑的一个"内在构成部件"， 这个装置能将经验(experience)的东西转化为习得的能力即某一语言能力系统(Chomsky，1986:3)。

20世纪90年代，Chomsky在保留原有思想的前提下对语言能力进行了重新阐释。他认为，语言官能的作用之一是产生结构表达式的生成程序，其中包括常说的"语义"和"语音"。具体语言的理论就是它的语法，而研究语言及其表达式的理论则是普遍语法。普遍语法是关于语言官能相关构件初始状态的理论。Chomsky还把语言分为概念系统(a conceptual system)和语用能力系统(a system of pragmatic competence)，并引用Curtiss(1981)、Yamada(1990)、Smith与Tsimpli(1991)等人的相关证据，证明这些系统虽相互作用，但却能各自损坏，其生长发育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他又把语言运用系统分为两大类别：发音—知觉系统(articulatory-perceptual， 简称A-P)和概念—意图系统(conceptual-intentional，简称C-I)。A-P层面通常称为音系式(PF)，C-I层面为逻辑式。语言表达式的两个接口分别携带着发给这两个系统的命令(Chomsky 1995:167-169)。

几年以后，Chomsky从语言与心智研究的新视野重新审视了语言问题，他详细阐述了学科交叉的思想，认为要从自然学科角度研究自然语言和心理，就必须建立一套具有充分解释性的理论。他希望语言学最终能与被誉为"核心"科学的自然学科融为一体，他强调这种"融合"(unification)并非真的削减(genuine reduction)，而是向我们原本并不熟悉的研究领域的延伸(expansion)(Chomsky 2000:106-107)。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重申以往的观点，认为有大量证据证明，大脑中主司语言的FL至少包含两个不同成分，一是存储信息的"认知系统"(cognitive system)，二是运用信息以备发声、感知、谈论世界、提问问题、开玩笑等的"使用系统"(performance system)。这样，语言官能就有一个输入接收系统(input receptive system)和输出产出系统(output production system)，但并非仅此而已。由于每一个使用系统发生严重损坏时其认知系统则能保持完好，这说明复杂的生物系统呈现模块结构（Chomsky， 2000: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