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语言观

新的世纪　新的语言观

李宇明

很长时间没在大学讲台上作学术报告了。我曾经在华中师范大学任教20年，对讲台特别有感情。人们见了我，凡是喊李老师的，是我的学生；喊李校长的，是我原来华中师范大学的同事；喊司长的，是我到北京后结交的新朋友。非常感谢各位来听我的报告。报告的题目是《新的世纪新的语言观》。

一、语言是什么

先给语言下一个定义：“语言是人类用于交际和思维的最为重要的符号体系；语言是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文化最为重要的载体。”这个定义讲了这么几个子命题：

第一，语言是人类所特有的。动物界也有它们的交际手段，比如黑猩猩，可以用30多种符号进行交流。英国曾经有一位女高中生，叫珍妮·古多尔，对动物特别感兴趣，高中毕业不想读大学，就到非洲森林里面去观察黑猩猩等动物，后来出版了一本很有名的书，叫《黑猩猩在召唤》，讲了动物语言的许多情况。但是，尽管动物界有各种各样的交际系统，还是无法和人的交际系统相比；人类之所以能够成为人类，是因为我们有语言，有强大的、随心所欲的交际符号系统。

第二，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所谓交际就是传递思想、表达情感。人类会用很多方式来传递思想、表达情感，比如音乐、图画、手势等等。但归根到底，语言是最重要的，它负载着人类信息的80%，而且音乐、绘画、服饰、首饰等等，也都需要通过语言的解释，才能够真正把握它的含义。

第三，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思维工具。心理学家曾经做过实验，让人算数学题，在发音器官的有关部位贴上电极，发现口算和心算，发音器官都在做相似的运动。这说明在沉思默想时，人类也在用内部语言“说话”，思维需要借助语言作为工具。当然，内部语言同外部语言相比，有一些距离。内部语言比较简单，外部语言比较连贯，等等。

第四，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语言，文化就无法存在。语言和文字，记录着人类的发展史。比如，时间的表示方式多是采用空间表示方式，如“后天、前年、深夜、两天以后、三天之前”的“后、前、深、以后、之前”，本来都是表示空间的。这种现象说明人类首先获得较为具体的空间概念，然后获得较为抽象的时间概念。再如“姜、羌、美”三字，构字方式十分接近：上面是“羊”；下面分别是“女、儿、大”，都是表示“人”的。“女”是人类半边天，“儿、大”是“人”的古写。“姜、羌、美”的构字图景是相同的，都是人举着羊图腾或是戴着羊面具。“美”很显然来自于原始图腾的崇拜。到了收获或祭祀的季节，牧羊民族举着羊头，载歌载舞。“羌”，《说文解字》说是“西戎牧羊人也”，就是今天羌族的祖先。“姜”是汉族的一个姓氏，姓氏中带“女”的，如“姬、姚、嬴、妫”等，都是较早的姓氏。“姜”是很早就融入汉族的羌族的一支。“姜、羌、美”三字，也记述着一些中华历史文化。

二、妥善处理语言关系

到了21世纪，必须重新审视语言问题，建立符合时代要求的新世纪的语言观。新世纪的语言观应该怎样描述，还是需要研究的课题。但是，建立新世纪的语言观，起码应当考虑四个因素：1.应能指导人们妥善处理语言之间的关系；2.应当面向信息化；3.应有利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4.应充分考虑中华语言走向世界。

当今中国最重要的语言关系主要有如下四种：

1.母语和外语的关系

这是当前中国在语言问题上遇到的最大困惑。处理好母语和外语的关系，首先要有一个基本态度：不能把外语和母语对立起来。中国的外语教育发生得很早，大约在秦汉就开始了。但是现代意义上的外语教育，始自清朝末年的洋务运动。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为了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文化、科学和管理知识，为了能够同世界对话，为了走向世界，一直在努力学习外语，付出了金钱、精力等方面的巨大代价。迄今为止，中国学习英语的人约有三个亿。中国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但是在世界各种会议上，很少有用汉语讲话的机会。所以，中国急需精通母语和外语的双语人才。母语是根，外语是用。不能为了强调母语就排斥外语学习，也不能让外语压迫母语。

全民学外语不一定合理。人们的外语学习能力是有很大差异的。最近研究发现，语言学习能力与认知特点有关。认知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善于把人物和背景分开的，叫做凸显型认知；一类是把人物和景物混在一起的，叫做一体性认知。外语学习能力好的，一般都是一体性认知。因此，对所有的人用一个外语标准要求，不符合“语言学能”理论。应当制定科学的公民语言能力标准，包括母语水平和外语水平。

2.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

我国有56个民族，一百多种语言。有一首歌的歌词说，“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五十六种语言，同说一句话……”这是把我国的语言说少了。语言平等是民族平等的重要体现。要妥善处理好民族语言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国家通用语言（普通话）同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对于国家稳定、民族团结十分重要。

中国是世界上语言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一百多种语言中，多数没有文字，靠的是口耳相传。语言是人类瑰宝，少数民族语言里包含着这个民族的历史和风俗人情，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不可再生的文化基因。但中国有不少语言已濒临消亡，如满语、赫哲语、土家语、畲语、鄂伦春语等。满清时期，俄国人从我们东北和西北，掠夺去了相当于12个法国那么大面积的领土。国家存放的大量满清档案，以后却没有多少人能看得懂了。好在清朝乾隆年间，从东北派锡伯族到新疆戍边，现在新疆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的锡伯族，就是这支队伍的后裔。锡伯语和满语基本一致，所以锡伯族的学生如果能把自己的民族语言文字掌握好，对研究这些满清档案大有用场。这是民族语言重要性的一个例子。保护民族语言资源，是我们的文化责任。但是当前民族语言濒危现象十分严重，应引起关注，应采取行动。

3.普通话与汉语方言的关系

汉民族共同语早在先秦时期就建立起来了，当时称为“雅言”，到了汉代，有所谓的“通语”。到了明清时代，有所谓的官话。清代要求易地为官，当官的人就应当会说“官话”。雍正年代，福建、广东的官员到北京，雍正听不懂他们的话，于是下达了在闽粤建立“正音书院”的圣旨，推行汉民族共同语。福建官吏很听话，广东的官吏没认真执行，直到今天福建人的普通话要比广东人说得好。1911年，清朝学部中央教育会议议决《统一国语办法案》，之后汉民族共同语称“国语”。新中国把汉民族共同语称为普通话，海外称“华语”。2000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把普通话法定为“国家通用语言”。

普通话快速推广，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事情。其主要动因是经济、教育、交通通讯和大众传媒的发展。任何一个国家要形成统一的市场，要走工业化道路，语言统一是必然结果。语言统一与工业化的进程是成正比的。据调查，上世纪末，能讲普通话的人数是53.06%，现在大约有60%左右。这是否说明我国的工业化水平只有60%？

普通话推广到今天，必须认真考虑几个问题：第一，就中国现有的条件看，能够让100%的人都能讲普通话吗？除去老年人、儿童、有语言疾病者，普通话推广度能够达到百分之几？第二，普及普通话的同时，怎么给方言留下空间，方言也是民族宝贵的文化资源。第三，方言区对普通话的认同度如何？少数民族对国家通用语言的认同度如何？普通话推广度与这种认同度是何关系？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新世纪的普通话推广政策。

4.简化字与繁体字的关系

汉字简化存在于汉字发展的整个历史。远的不说，1932年，当时的教育部公布的《国语常用字汇》就有180余个简体字；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了《第一批简体字表》。1956年1月，新中国公布了《汉字简化方案》，之后简化字便成为国家通用文字。

当然，繁体字也是宝贵的文化资源，《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了繁体字的使用领域。但是，近两年一些政协委员提出在中小学教繁体字，甚至要废除简化字恢复繁体字的主张，汉字简繁问题也不断成为大众传媒关注的热点话题。

那位政协委员提出“复繁废简”的理由有三：一说上世纪50年代简化汉字时太粗糙，违背了汉字的科学性。比如“爱”字，繁体字里有个“心”，简化后，造成“无心之爱”。过去批评简化字常说的有四句话：“爱（愛）人没有心，亲（親）人不相见，生产（産）产不生，工厂（厰）变空空。”其实繁体字的“愛”，其“心”是声旁的一部分，并不是形旁，与“心”的意义没有关系。其次，现代科学证明真正能够思考问题、能够产生“爱”念的，是大脑而不是心脏。其三，一些与情感意志相关的字并不带“心”，如“喜怒哀乐”只有“怒”有“心”。去年汶川大地震，国家领导人多次赴汶川，解放军、武警战士和全国人民也都献了爱心，他们写的都是无“心”的爱。英语的“I love you”，那个“love”和“心”是什么关系？难道说世界说英语的人都没有“爱”吗？如果按照“爱”要有“心”的逻辑，“喜怒哀乐”中的“喜、哀、乐”都要加上“心”，岂不可笑？其实有些简化字简化得还相当不错，比如说灰尘的“尘”（塵），一个“小”，一个“土”，小小的土粒在空中飞扬，不就是灰尘吗？再如眼泪的“泪”（涙），“目”中流出来的“水”就是“泪”，简化得多好啊！为什么没人来说说？本质上，文字只是个符号，只要能够很好地记录语言，就尽职了。

二说现在进入了信息化时代，大家都用电脑了，多一笔少一笔已经不是问题了，简化字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这是误解。其一，要能使用计算机打字，首先得学会认字，笔画多少与识字是有关系的。其二，计算机再发达，手头书写也不会完全消失。其三，手机等小屏幕汉字显示，简繁汉字还是有差异的。比如“矗”，一个“直”6横，上下加起来12横，不减或不改变笔画，在小屏幕上如何显示？

三说大陆恢复繁体字，有利于两岸统一。讲这个话，是没有认识到台湾和海外繁体字地区，也在使用简体字，“台湾”（臺灣）两个字都是简体字，台湾人民都在用。而且，1949年前后，大陆用的也是繁体字，为什么还会形成分裂的局面呢？美国和英国用的英文基本上差不多，为什么不是一个国家呢？文字统一对两岸交往有作用，但认为大陆改用繁体字两岸就能统一，恐怕是有点太天真了。

尽管“复繁废简”的说法不成立，但是处理好简繁汉字之间的关系，还是非常重要的。

三、面向信息化

新世纪的语言观应当是适应信息化的语言观。我们进入了信息化时代。信息技术绝不仅仅是提高效率的工具，而且会带来思想观念的巨大变革。信息化真正使人类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人类的智慧第一次在网络平台上聚集到一起。信息化会逐渐形成一个无纸化社会、无现金社会、无××社会，怎么估计信息化给人类带来的影响都不为过。

建立在语言文字知识上的规范标准，在信息化时代具有工业化的性质，具有生产力的性质。而且语言文字信息化是信息化的基础，没有语言文字的信息化，国家就不可能实现信息化。

信息安全已经成为国家安全最重要的事情。网络世界没有国界，没有信息安全，也就没有了经济安全，没有了国家安全，没有了军事安全。所以，中国人必须尽快在硬件和软件上发展自己的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当然包括语言文字信息技术和产业。手机数字输入法本来是中国人发明的，但是知识产权不在我们这儿，我们每买一台手机，都要付给外国公司美元。这是让中国人很不好接受的事情。语言信息化与经济密切相关。

关于面向信息化，语言文字工作起码要解决三个问题：

1.为国家信息化构筑坚实的语言文字平台

这座平台包括输入、贮存、加工、传输、输出等一系列环节的语言文字问题。

2.支持虚拟世界的知识挖掘

我们今天生活在两个世界中，一个是现实世界，一个是用计算机虚拟网络构成的虚拟世界。现实世界是由长、宽、高和时间构成的四维空间，虚拟世界是用包括语言信息技术在内的硬件和软件构筑的空间，在某些方面比现实世界更强大。计算机网络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知识库，对这一知识库的管理和开发利用，是信息时代的重要任务。

3.虚拟世界语言生活管理

虚拟世界也有自己的语言生活，虚拟世界的语言生活与现实世界有关联也有区别，不能简单地用管理现实世界语言生活的办法管理虚拟世界。怎么样管理虚拟世界的语言生活，成为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课题。

四、文化的传承与创造

新的世纪语言观，必须能够很好处理文化的传承和创造。文化看似虚无缥缈，但谁都终身离不开。我们经常会问：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向何处去？”

这些问题就是文化问题。我们的回答是：

“我是中国人。”

“我从几千年中华文明史中走来。”

“我向中华振兴的未来走去。”

这就是文化的规定性，就是文化的力量。哪怕汉语不会说了，在异国他乡仍跳动着一颗中国心。

文化被看做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国家可以灭亡，但是只要它的文化存在，这个国家一定还可以站起来；如果国家灭亡了，文化也灭亡了，那将万劫不复。当年犹太人丧失国家1800年，游走在世界各地。但是为什么还能复国？这是犹太文化具有顽强的生命力。

维系民族文化的东西有两个：一是宗教与习俗，一是语言和文字。我们这个民族没有同一的宗教习俗，能够维系靠语言文字；我们的文化能够传承，也靠语言文字。语言文字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图腾，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向心力。传承文化、借鉴文化、创造文化、维护文化的多样性，成为今天的必答之题。

我曾经把文化分成三类：实物文化、文献文化、口语文化。所谓实物文化，就是物质载体承载的文化，包括建筑、服饰、雕塑、绘画、地下出土的文物等，也包括最近在法国拍卖的圆明园的兽首；所谓文献文化，是通过文字保存下来的文化，中国有浩如烟海的文献；所谓口语文化，就是用口语保存的文化，这种文化更原始、更草根，范围更广，但是更易流失。实物文化和文献文化早为国人所重视，但是口语文化却少有人重视，面临着流逝的空前危险。

文化从未被提升到如此的高度。文化的根基是语言文字，在文化的保护和开发利用中地位重要。我国公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有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如传说、歌谣、戏曲等，都须以语言文字的保护为基础。新世纪的语言观，必须适应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五、中华语言走向世界

中国走向世界，当然带动中华语言走向世界。在中华语言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要认真考虑大陆的普通话同港澳话、台湾的国语、海外的华语之间的关系。今天，应该支持“大华语”这一理念，所谓大华语，就是以普通话为核心的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

世界上国家的名称和首都的名称，台湾和我们的翻译多数都不一样。政界的领袖、体育界的明星、歌星，其名字的翻译也多不相同。计算机术语、航空航天术语等科技术语，也有很多不一样。这对两岸信息沟通很不利。

中华语言走向世界，就不仅仅是汉语走向世界。我国很多少数民族语言在世界上也很重要。比如说藏语、维吾尔语等等。要尽量让国际上愿意学习中国民族语言的人士，采用我们编的教材。教材不仅仅是语言，它承载着文化，承载着一种价值观。

中国人一定要有多民族团结的意识，相互尊重语言，相互尊重风俗。要牢固树立“中华民族”这一理念，中国是各民族的大家庭，各民族谁也离不开谁。特别是汉族学生，一定要多学一点民族语言，多交几个民族朋友，交一个少数民族朋友，生活质量就会高一个层级。

六、结束语

时间过得太快，到了吃晚饭的时间了。我今天首先阐释了语言的定义，接着讲树立新世纪的语言观，要处理好四个方面的语言关系，要处理好文化的传承与发展的关系，要面向信息化，要促进中华语言走向世界等。这些方面，都包含着当今世界人们关注的三大话题：语言问题、语言资源和语言权利。

语言是问题。由于语言分歧和方言分歧，影响着民族和人类的顺畅交际。影响人类交际就要进行语言统一，普及共同语和族际交际语，就要学习外语。一百多年来，中国人做的语言文字工作基本上就是为了进行语言沟通，解决语言“问题”。但是时代发展到今天，应当认识到语言不仅是问题，还是资源，这就是第二个理念：语言资源。

语言是语言的资源，语言是文化的资源。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语言还是经济的资源。是资源就需要保存保护，就需要开发利用。现在已经形成了很多语言产业，如北大方正的激光照排、联想集团、微软、谷歌等等；形成了一批语言职业，如语言翻译、语言速录师、语言工程师、语言治疗师等等。它们在创造着“语言经济”，呼吁着语言经济学的建立。

第三个理念，语言是权利。我们知道，人类最重要的权利，第一是言论自由，第二是信仰自由，这都是基本人权。这两个基本人权都包含语言问题，因为语言是人类最为重要的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交际工具牵涉到言论自由，思维工具牵涉到思想自由，语言的文化职能牵涉到信仰自由。人权问题已经写入我国的宪法，语言权利问题理应受到重视。语言权利代表着一个民族的自信，比如说在国际会议上我们经常失去“言论自由”，会议语言限制了中国人用母语表达思想的自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9年就决定把2月21日作为“国际母语日”，提倡母语权利，中国已经连续参加了四次。为什么要提倡母语权利，因为母语在人的生活和创造中，具有不容代替的重要性。中国努力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创新型的国家，那就要有大量的创新型人才，创新型国家和创新型人才，都离不开母语。

新世纪的语言观，应该是一种适合时代的语言观，不仅把语言看做问题，还要把语言看做资源。看做权利的语言观，是构建和谐语言生活的语言观。我们要解决好语言问题，更要保护开发语言资源，推进语言产业和语言职业的发展，而且要努力维护中国人的语言权利，特别要争取中国在世界的话语权。

国家知识有领土，就像国家有领土一样。守卫国家领土，匹夫有责，当然军队的责任更大；守卫国家的知识领土匹夫有责，大学和知识分子负有更重要的责任。我希望北方工业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能够为我们国家知识领土的扩大作出贡献。

今天就讲到这里，许多话题都来不及深入，点题而已。请大家原谅。谢谢大家！

（演讲者系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理司司长，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