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的语义分化和语法化途径推测

第二节　“V起来”的语义分化和语法化途径推测

一、“出来”、“起来”义项共容的可能

普通话“起来”从本义“起床（起身）”始就倾向对“位移路径［方向］”的表达。作为补语附着在主要动词V后，动补式的结构特点（补语和动词结合紧密，句法核心与语义重心前移）使“路径”（［＋趋上］）的句法核心地位有所削弱，一定程度上需要前面的主要动词给出“方式、方法”信息的同时凸显［＋趋上］语义特征，排斥与之相冲突的语义成分。当动词［＋趋上］不明显时，往往会选择一定的句法手段（表起点的处所词、介词结构等）凸显。

崇明、海门话“出来”从表义信息、前文提及的“V出来”与宾语共现的语序（倾向使用先秦时期常用而现代汉语普通话里基本弃用的“VOC”格式）看来，它仍带有一定的古汉语遗存。它并不强调位移方向，而是表述“方式＋路径［构向］”的综合位移信息。当它以补语身份附在动词V后，同样削弱了“出来”的语义重心，［方式］、［构向］语义要素相对消隐。而［构向］（之外）在方向性要求上的不明确性使其与主要动词V搭配共现时，语义条件上比普通话及大部分方言“起来”的限制相对要少，只要求动词V给出［方式］信息即可。

综上，我们推断，崇明话“出来”对动词V语义限制上的宽松性，普通话作为补语的“起来”与主要动词及相关共现成分的互动等多方因素，都给予“出来”较大的共容空间来涵盖“起来”的趋向位移。当具备［＋趋上］特征的动词V与“出来”选择共现时，语义表述、方向表达上并不冲突。各地方言又多以口语形式流传，口耳相传的交际模式使参与交际的人较易通过相关情境获得［路径］信息。

可能正因为上述的种种原因，崇明话用“出来”表述［＋趋上］位移义时，交际双方不会觉得不自然与不明确，也没觉得有分化的必要。

二、北部吴语太湖片“出来”与“起来”义项的分合

崇明、海门话“V出来”表达“V起来”各类义项的用法，据1960年出版的《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况》里记载，无锡和常州话也如是表达：普通话“捡起来”在常州话和无锡话都用“拾出来”表达。

不过据我们调查，当前常州话与无锡话内部也有分化。不少常州人的方言里有“起来”，其义项与普通话大致相同，已从“出来”义项中分化出来，只是常州话里“起床”仍保留“出来”的说法^[10]。

无锡话仍沿用“出来”表达“起来”的义项，不过城区话里也有了分化迹象，已有“起来”用例：“不拨佗钞票，佗就验_赖勒地娘，勿肯起来。”（曹晓燕，2003）在无锡下属的宜兴等地，“起来”、“出来”也已分化，只在“起床”义项上保留“出来”。

北部吴语太湖片“出来”与“起来”在义项上的一系列合流与分化表明，排除语言接触影响下引发的借用等因素，“起来”、“出来”在语法化演变途径上应该有平行与互动。

而当前大部分方言里两者在语义上的明确分工以及常州、无锡话里逐渐分化的迹象，一定程度上表明汉语语法化模式上的整体趋势——同向演化、语义分离且互补分布。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下文详细论及。

三、崇明话“出来”与北京话“起来”的语义分化推演

不少学者认为普通话及大部分方言里“V起来”语义分化经历“位移义→结果义→时体义→情态义”^[11]历程，表述“起始并持续”的时体义引申自结果义。当然也有学者指出，表“起始”等的“状态意义并不是从结果意义引申而来，而是直接引申于趋向意义”。（王国栓，2005）

崇明话、海门话“出来”与“起来”义项上的几乎一一对应关系，有助我们根据“V出来”格式类推“起来”的语法化演变途径。对比它们在语义分化及相应句法表现形式上的异同，我们比较认同王国栓（2005）的观点：“起来”的起始、情态义应该不是从“完成”结果义进一步虚化而来。起始义应该也是直接引申自趋向位移义，并在起始义基础上进一步虚化为情态义。

推断依据如下：

1．“出来”表“起始并持续”义的强标记性

前文论及“出来”表“起始并持续”义时曾强调强标记性，要求与“特”配合使用。张惠英、王洪钟都提及，崇明、海门话里“特”自身“可以表示动态的起始”。王洪钟（2011：198）认为“‘出来’关注的是动作或性状逐渐开始转化并持续的过程，是渐变的‘起始’；而‘特’表现的是动作或性状由非事实状态实现为事实状态，是顿变的‘起始’”。

王文分析看来，海门话“特”这一功能与用法跟普通话体标记“了”有一致之处。当它们置于句末，都可用来指明该句表述的事件涉及变化，“‘了’指明变化到达了某一个点（或终结点、或中间点，或起始点，要视动词类别和句子各成分的情状类型而定）”（戴耀晶，1997）。即“了”强调事件的变化及“事件不可分解，并不特意强调事件的完结性”。因此当动词V带有起始点与持续段时，它就蕴含强调事件的起始变化并延续。戴耀晶（1997）还认为普通话“起来”可和“了”连用，是“分层级组合，指明事件起始部分的相对完整性”。可见，“起来”与“了”是对事件变化的不同角度的观察后而表述的体意义，无需强制共现。

相较而言，海门话“V出来”与“特”强制共现，一定意义上表明“出来”自身可能并不表起始体义，或者说相关义项不明晰。它与“起来”相对的起始义更多依靠句末语气词“特”与动词V的语义特征来表述与凸显。

游汝杰（1996）曾指出在杭州话（限市区）里表示“事件或动作起始状态的‘起始体’，其中一种表现形式是‘动＋趋向动词＋得来’”。“这一格式最常见的趋向动词是‘起来’，‘得来’常常读成合音‘特’［də？］。”他举例：

（48）小伢儿哭起来得来，快点儿去抱一抱。

（49）轮船开过来得来。

（50）虫儿爬上去特。

其实，综观语料，崇明、海门话也有这种“动＋趋向动词＋特”表述形式，方言合作人^[12]表示，无论其中趋向动词具体表达哪种意义，整个构式都或多或少带有“起始并持续”意味。

资料有限，我们无从得知这类构式究竟在哪些吴语方言点里留存。但可从中肯定，海门话“V出来特”这类表达起始义的格式并非独特或偶发现象。而“起来”蕴含的起始义因与整体构式义一致而作为优势构件在该构式中常用。

综上，我们认为“V出来特”表达“起始并持续”的用法应该是外部语言接触（普通话等大部分方言表起始义“起来”的借用）与当地现有语法（“V＋趋向动词＋特”）结合的结果。

2．“V出来”与宾语共现的“V出＋N＋来＋特”

崇明话、海门话“V出来”与宾语共现，表位移、结果义与“起始”义的语序不对称。前者倾向以“V＋N＋出来”、“V＋出＋N＋来”两种句式呈现，后者一般为“V出＋N＋来＋特”一种语序。起始义语序上保持与普通话“起来”一致。

梁银峰（2007）认为“起来”的“时体意义很空灵（只具语法功能），因此它多贴近动词，动词的宾语基本出现于‘V起N来’格式”。王国栓（2005：6）则认为“V＋O＋趋”和“V＋趋₁＋O＋趋₂”“尽管产生时间差不多，大都在宋元时期。但它们代表不同的历史层次。‘V＋O＋C’格式在先秦时期已有，只不过后来把C位置上的一般动词换成趋向动词。”“现代汉语普通话里‘V＋O＋趋’基本已退出历史舞台，而‘V＋趋₁＋O＋趋₂’是正通行的格式。‘V＋趋＋O’是现代汉语才产生的形式。”

调查近现代汉语相关语料，我们更同意王国栓的看法。“VN起来”在当下普通话接近消亡，“现代北京话里，除用于祈使句和嵌在句中的某些场合外，已经很难听到”^[13]。

但在近代汉语却常用，表达各类虚化引申义。它与“V起N来”格式并存，都可用来表达“开始并持续”义。

（51）只听得屋后酒保在那里叫屈起来。　（《水浒传》百回本第57回）

　　　明日捉个空，便一径到临安府前，叫起屈来。　（宋话本《错斩崔宁》）

（52）黛玉道：“那么着，为什么这么伤心起来？”　（《红楼梦》程本第81回）

　　　（麝月）说着，竟伤起心来。　（第85回）

　　　出现年代也与“V起N来”相近，宋元时已有类似用法，如例（53），且一直延续到清末（《儿女英雄传》中仍存）。

（53）“兴于诗”，是初感发这些善端起来。　（《朱子语类·论语十七》）

（54）急得陈大郎性发，倾箱倒箧的寻个遍，只是不见，便破口骂老婆起来。　（明话本《蒋兴哥重会珍珠衫》）

（55）他就一纳头的杜门不出，每日攻书，按期作文起来。（《儿女英雄传》第2回）

不过20世纪初的现代白话文里，“VN起来”已基本全面消失。从我们掌握的语料来看，老舍、茅盾等作家的现代白话文作品中基本都用“V起N来”格式，几乎看不到“VN起来”。当代以北京话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更是难看到这类用法。相应地，表起始义“起来”与宾语共现也仅“V起＋N＋来”格式。

语言发展在方言里不同步。当前吴语“VN起来”这类用例还是不少的，表“开始并持续”的虚化义用法尽管不多，但仍存。例如宁波话里就有“该人发酒疯起来嘞，相势_样子交关_很吓人。”

而崇明、海门话“出来”在“V＋N＋出来”句式仍存情况下，表起始义却选择“V出＋N＋来”一种语序呈现。由此判断，“V出来”自身并未语法化成表起始义。它更有可能是语言接触下，借用了普通话及大部分方言里“起来”表述该义项的常用结构“V起＋N＋来”，而且这种借用应是晚近的事，最早也该推到20世纪初。

3．“V出来”表假设义（“……的时候”）的适用范围

时间轨迹的单向线性与空间位移路径的定向性相似，这一认知基础使“出来”有可能从空间隐喻投射到时间。崇明话“V出来”表达假设情景义项与用法的存在证实了这点，它能表述时间意义。

普通话“V起来”也有相近用法，不少学者做过分析与解释（刘月华1998，李敏2005，齐沪扬、曾传禄2009等）。

（56）不写我们也要去登记！区上问起来就请他们给评一评这个理。　（转自刘月华的《趋向补语通释》中例句）

（57）东宝，我是有这么一看法，这东西甭管多好吃，哈，吃起来也得有节制。　（王朔《编辑部的故事》）

（58）金秀，提起别人的事儿来，你说得头头是道，合情合理。　（《皇城根》）

只是两者仍有差异，崇明、海门话表述假设情景“S₁＋V出来＋S₂＋VP”的动词V可以是持续动词，也可以是没有持续段的短时动词。“V出来”倾向表述“时”（tense）而非“体”（aspect）的概念，是对某一时间点或时间段的事件／动作行为的假设与解释，对V是否有持续段或起始、终结点不作要求。

然而，普通话、北京话“V起来”表述这一义项时，要求V为［＋起始点］［＋可持续］［－终结点］的动词，如“问”、“吃”、“提事儿”等。“起来”尽管已不表达“起始态”，但仍保留“起始并持续”义，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动词V的语义特征。因此，下述例句在王洪钟（2011）文里认为可用“V出来”的，普通话“V起来”一般都不做如是表达。

（59）夷下趟走乡下出来出来我再通知你。

　　　（*他下次从乡下跑出来起来我再通知你。）

（60）你结婚出来我准备送一套音响你。

　　　（*你结婚起来我准备送一套音响给你。）

（61）夷话出说话出来，总管慢笃悠悠，弗急个。

　　　（*他说出话起来，总是慢悠悠的，不着急。）

可见，“起来”这一表假设义的义项从起始义的时体特征引申而来，表述的事件／动作状态受一定限制。而崇明话“出来”语法化过程中应该无“起始义”这一环节，所以适用范围比“起来”广。“V＋（N）＋出来”（或“V出＋（N）＋来”）作为紧缩复句的前位分句，表述事件的时间、条件时，倾向强调预设动作的结果，侧重事件的完整性。例如“汰衣裳出来^[14]袋里物事挖挖干净”，尽管“汰衣裳”有“起始点”能持续，但该小句仍倾向以预设的完整事件来表述某假设情景，并不强调“起始态”。故两种语序皆能呈现，不必硬性指定用“V出N来”句式，从例句看，人们也更多采用“V N出来”语序。这些迹象推测，它更可能由［完成］结果义引申而来，是认知隐喻（路径隐喻事件、空间投射时间）及路径终点的转喻（凸显终结、完成）作用下的结果。

综合上述分析，我们推断，崇明话“出来”并未由结果义虚化引申出起始时体义。现有相关义项更可能是语言接触下的套用，故在表述与句法形式上都含强标记性。

“V出来”语义分化可大致构拟为：

趋向位移义→完成结果义→假设关系义（时间状语从句标记）

值得注意的是，崇明话“出来”在包容了北京话“起来”几乎全部位移义与结果义，基本义与结果义一一对应情况下，结果义却未引申出起始义，而虚化为表假设的时间状语从句标记。由此看来，普通话和北京话的“起来”表“起始并持续”义项可能也不是从结果义引申而来。

从字面上看，“起来”、“出来”仅一字之差（“起”／“出”），“起来”有起始义而“出来”无。那么，我们有理由推断，“起来”的起始义可能与“起”有关。空间系统向时间系统的隐喻衍生是人类语言的共性。因此类似于“起来”“下去”等多数趋向补语都可能在一定条件下蕴含体意义。

前文提过，“起”表述“由下而上、由低向高”的位移，侧重表述起点。这有助于它在运动路径隐喻投射到时间域时，凸显路径起点。起点蕴涵开始，因而“起”从唐朝开始，意义发生虚化，“‘起’表示动作的开始……‘来’表示动作的变化”。（石毓智2003）

“起来”的起始义可能正是由侧重表起点的“起”“由低及高”位移义直接引申而来，又在此时体特征基础上进一步引申虚化，形成表示假设关系等的话题成分、连接成分（“S₁＋V起来＋S₂＋VP”）和表示评价、估测的情态成分（如“看起来”、“听起来”等）。也因此，在表述假设关系的话题连接成分与表评价、估测的情态成分时，尽管不再凸显“起始”的时体意义，但在选择共现的动词V上仍有一定限制。

由此可描述，普通话、北京话里，时间领域的“起来”虚化演变途径为：

趋向义→起始义（起始态）→情态义（泛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