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3 奥格登和理查兹的“符号三角”理论
尽管早在公元前三世纪的古希腊时代，斯多葛学派就已注意分析物质的符号载体、符号意指的内容及相关的外界对象的三角关系，但在意义研究中真正提出“符号三角”（semiotic triangle）的，是奥格登和理查兹。在《意义之意义》一书中，他们指出，意义问题不仅有哲学和逻辑学方面、心理学方面，更重要的是有其语言学方面。他们力图通过符号、思想或所指内容、所指事物之间的三角关系来理解意义。他们提出了下列（见下一页）图示(35)。
图8
奥格登、理查兹通过图8说明：三角形的三个顶点表示每当说出或理解一句话时所涉及的三个因素；两个斜边的两组关系是基本的，均为因果关系，大致说来是直接关系（也包括一些间接关系）。他们指出，有一点值得首先注意，那就是三角形的底边跟其他两条边中任何一条都很不相同，底边的虚线表示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是间接关系。奥格登、理查兹在一条注释里还特别强调，“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三角形没有底边，在记号和所指对象之间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另外，我们也得承认语言的大多数问题都是因为缺少这种关系而引起的”(36)。他们这里所说的因为缺少这种关系而引起的问题，主要是指在有些人那儿，存在着一种迷信，“认为词从某种角度来看是事物的一部分，或者总是表示与它的相对应的事物”，因此认为三角形的底边可以画成实线(37)。由此看来，对当时不少逻辑学家坚持的指称论观点，他们是明确持反对态度的。
莱昂斯（J.Lyons）认为，奥格登、理查兹的看法，在一般意义上说，可以看做是行为主义的。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外界某一实体在说话人心里引起一个想法，接着，这个想法又让他引出符号，符号又使他去进行一种指称行动。这就是说，说话人心中的想法的产生是由外部环境中产生因果关系的因素（即刺激）决定的。(38)奥格登、理查兹的行为主义观点主要建立在他们的“符号-情境”（sign－situations）概念的基础上，他们认为，人们的理解过程受人们过去的经验左右(39)。
值得注意的是，奥格登、理查兹把“所指对象”这一纯属语言外客观世界中的事物导入了符号三角关系。在两位作者看来，三角形的三个顶点所表示的，是“每当说出或理解一句话时就涉及的三个因素”(40)，也就是说，似乎存在着“明白地承认我们之外的世界”的必要性(41)。然而，这样一来，要用他们的三角形来解释语义关系就不好办，因为，所指对象（事物）与记号、指称（即所指）并不属于同一个平面。在后来的学术著作中，“符号三角”或“语义三角”的问题经常被提起，但看法一直存在分歧。著名语义学家莱昂斯也多次讨论这一问题，并对奥格登、理查兹的三角形底边两端的关系作过修正。在一九七七年出版的Semantics（vol.1）里，他最终以sign（符号）替代奥格登、理查兹的“记号”，以拉丁语的significatum（意指）替代他们的“所指对象”。这样，三个顶点又归属一个平面。
总的说来，“语义三角”的提出对语义研究是有积极作用的，不过与之有关的许多问题至今尚说不清楚，还有待深入的探讨。
参考书目：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第一篇第一章、第二篇第四章，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
奥斯汀《论言有所为》，许国璋译，见《语言学译丛》（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阿尔斯顿《语言哲学》第一、二章，牟博、刘鸿辉译，三联书店，1988年。
J·卡勒《索绪尔》第二章，张景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涂纪亮《英美语言哲学概论》第四、第八章，人民出版社，1988年。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第二编第3.2、3.3节，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徐志民《叶尔姆斯列夫的语符学理论》，见《语言研究集刊》第三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
Hjelmslev，Prolgomnesàune thorie du langage，ditions de Minuit，1968 -1971.
Hjelmslev，“Pour une sémantique structurale”，in Essais linguistiques，ditions de Minuit，1971.
【注释】
(1)转引自阿尔斯顿《语言哲学》，三联书店，1988年，第25页。
(2)弗雷格《论含义和指称》，见涂纪亮主编《语言哲学名著选辑》，三联书店，1988年，第2页。
(3)弗雷格《论含义和指称》，见涂纪亮主编《语言哲学名著选辑》，三联书店，1988年，第1页。
(4)洛克《人类理解论》三卷二章一节，商务印书馆，1981年。
(5)参阅涂纪亮《英美语言哲学概论》，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44页。
(6)参见阿尔斯顿《语言哲学》，牟博等译，三联书店，1988年，第54页。
(7)参阅涂纪亮《英美语言哲学概论》，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58-159页。
(8)莫里斯《指号、语言和行为》，罗兰、周易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1页。
(9)参见阿尔斯顿《语言哲学》，牟博等译，三联书店，1988年，第54页。
(10)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汤潮等译，三联书店，1992年，第30页。
(11)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汤潮等译，三联书店，1992年，第8页。
(12)参见涂纪亮《英美语言哲学概论》，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350页。
(13)奥斯汀《论言有所为》，许国璋摘译，见《语言学译丛》（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
(14)奥斯汀《言事话语和述事话语》，刘谧辰译，见《语言学和外语教学资料》（18），上海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研究所编印，第1页。
(15)参阅M·P·莱曼《描写语言学引论》，金兆骧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277-278页；涂纪亮《英美语言哲学概论》，第359-360页。
(16)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100页。下文凡引此书，仅在引文后注页码。
(17)巴尔特《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三联书店，1988年，第146页。
(18)参见J·卡勒《索绪尔》，张景智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38页。
(19)同上书，第38-39页。
(20)参阅В.И.Григоръев《关于结构主义和语义学的几点意见》，见《语言学译丛》1960年第一期，第29页。
(21)参见格雷马斯《结构语义学》，吴泓缈译，三联书店，1999年，第8-9页。
(22)参阅巴尔特《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三联书店，1988年，第145页。
(23)“substance”也可译为“实体”。
(24)参见Malmberg，Signe et symbols，dition A ＆J.Picard，1977，p.106，中译文参见程琪龙译《叶姆斯列夫语符学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71页。（徐按，译者把Hjelmslev译为叶姆斯列夫，在正文中笔者据目前通常译法，译为叶尔姆斯列夫。）
(25)L.Hjelmslev，Prolgomnesàune thorie du langage，ditions de Minuit，1968-1971，p.70.（该书中译文见叶姆斯列夫《叶姆斯列夫语符学文集》，程琪龙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21-240页。）
(26)L.Hjelmslev，Prolgomnesàune thorie du langage，ditions de Minuit，1968-1971，p.73.
(27)转引自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139页。
(28)参见Hjelmslev，Prolgomnesàune thorie du langage，ditions de Minuit，1968 -1971，p.69。
(29)Malmberg，Signe et symbols，dition A ＆J.Picard，1977，p.351.
(30)马丁内《语言学中的功能和结构》，马新民译，《法国研究》1984年第二期，第16页。
(31)叶姆斯列夫《叶姆斯列夫语符学文集》，程琪龙译，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75页。
(32)叶尔姆斯列夫的符素（figures）这一术语，指符号分解到最后，在符号的表达一方或内容一方所剩下的最小的、不可再分的成分。
(33)Hjelmslev，Prolgomnesàune thorie du langage，ditions de Minuit，1968-1971，p.64.
(34)Hjelmslev，Pour une sémantique structurale，in Essais linguistiques，ditions de Minuit，1971，pp.119 -120.
(35)参见C·K·奥格登、I·A·理查兹《意义之意义》，白人立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页。
(36)C·K·奥格登、I·A·理查兹《意义之意义》，白人立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页及第19页注释6。
(37)同上书，第11页。
(38)见J.Lyons，Semantics，1977，4/1（第4章第1节）。
(39)Henri Pdrtine，“Thought or Reference-propos d’un prétendu triangle sémiotique”，Sémiotique№.15，decembre 1998，p.24.
(40)C·K·奥格登、I·A·理查兹《意义之意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8页。
(41)见沙夫《语义学引论》，罗兰等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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