搭配研究的应用

6.2　搭配研究的应用

理论应该对应用学科有所贡献。衡量理论价值的重要依据之一是其在实践指导中的作为。语言学有着广泛的应用范围，比较直接的领域包括语言教学、词典编纂、翻译实践、跨文化交际、工程语言学等。限于作者本人的学术和职业背景，以下我们将简要论述搭配的理论研究对教学实践和词典编纂的指导作用。

教学实践:搭配的研究成果可直接应用于语言教学，尤其是外语教学。将搭配研究应用于外语教学的研究者包括Carter（1987）、Cowie（1992）、Biskup（1992）、Bahns（1993）、Schmidt ＆McCarthy（1997）、Howarth（1998a，1998b）等等。可以这样认为，外语教学的一条根本原则就是为达到特定的教学目的而安排合适的教学内容与选择相应的教学手段。综观世界范围内外语教学论的发展历程，教学的重点一直都是在追求重形式的准确性（accuracy）和重功能的流利程度（fluency）之间摇摆。传统教学法将语言视为知识，重视准确性，不惜以牺牲流利程度为代价。建立在社会语言学基础上的交际法（communicative approach）和任务型教学法（task－based approach）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又将钟摆重心推向了另一端。在人们对交际教学法的热情还没有消退之际，近年来外语教育界又提出了“重视形式”（focus on form）的教学理念（如Long 1991；Long 1997；Long ＆Robinson 1998；Poole 2003，2005；Williams 1999）。教学的天平又一次失衡，重心由功能再次滑向了形式。尽管为了寻找知识和运用的平衡点，各大教学法流派都极力在内容上弥补其名称上的不足，但是理论上的偏颇却十分显著。

作为高度自动化的技能，语言使用要求学习者能够熟练运用语言的形式信息和意义信息同时激活和协调两种信息的作用（姜孟2007:52），这就是语言学习中所谓“形式—意义映射”理论核心思想（Bloom 2000；Clark 1993）。音义结合的研究给外语教学的启示是:教学应该在音义两个层面上进行。在任何一个形式的背后我们都能找到语义的理据。根据形式语法，apair of和a couple of以及a number of和the number of的结构之后必须使用复数名词，仅用形式作为依据往往无法解释由此而产生的偏误搭配方式。采用语义原则，看似相同的结构中的不同搭配可以得到较好的解释。在教学实践中，不少教师对这种搭配的处理方法是要求学习者死记硬背。这无疑增加了记忆的负担。

大量的实验都证明，以理解为基础的意义识记在全面性、速度、精确性和巩固性等方面，都比机械识记好。1885年，著名德国心理学家Ebbinghaus把学习无意义音节和有意义材料的结果作对比。在无意义音节的系列学习中发现，在第一次识记活动中，学习者通常可以回忆起这些音节的7个音节。所谓无意义音节是两个辅音与一个元音的结合，也称“CVC”组合，如DOQ、ZEH、XAB。学习者虽能发其音，但组合本身不是一个词，因而不代表任何意义。Ebbinghaus共作了7次实验，每次实验都使用英国诗人拜伦所作的《唐璜》诗中的6节（约80个字音）为学习对照材料。实验结果十分显著，参试者在诵读诗歌8次后即可正确背诵，而对同样数量字音的无意义音节，差不多需要80次诵读，才能正确背诵，成10与1之比。心理学家（Kingsley）的实验结果亦表明，在材料数量大致相等的情况下，彼此意义相关联的英文单词记忆效果最好；3个字母组成的孤立的英文单词次之；无意义音节最差。（见叶奕乾、祝蓓里1991:136）意义识记之所以比死记硬背效果好是因为材料的意义反映了事物的本质及其内在联系，也反映了识记材料和学习者的知识经验的联系，即新材料被纳入到学习者已有的知识系统之中，这样记忆的效果也就好。因此，理解记忆比机械记忆不但更为有效，且有利于记忆的保持。找到规律音义的对应关系并利用它们的对应规律有助于学习者理解和掌握搭配的实质。

本研究还表明，词语搭配有语言和言语的区分。语言是根本，言语是语言的运用。语言和言语并重是现代语言学的特点和发展趋势（戚雨村1997:2）。言语搭配在被多次重复使用之后可以成为语言现象。因此语言和言语构成循环。语言和言语的相依规律对教学的启示是，词语搭配的规律必须在学习者大量的言语活动中加以巩固，只有这样知识才能得到更新。这又回到了“精讲多练”的教学原则上。这一原则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它顺应了客观规律。这也部分说明，行为主义“刺激—反应”的学习理论有其合理的一面，并不完全是Chomsky（1980）及其追随者（如Crain ＆Pietroski 2001:139—186）所谓的“刺激的贫穷”（poverty of stimulus）。教学理论中经常提到输入与输出的平衡。不可否认流利的输出是以高质量输入为前提的。如果要想说得与本族人一样流利、地道，其基础一定是合格搭配的有效运用。既然如此，外语教学就需要明确搭配在教学体系中的地位，在教材编写和课堂实践中使搭配得到更多的体现，以帮助学习者有效获得知识并流利表达思想。

长期以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都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词汇、短语、句子、语篇为语言的教学单位。然而每一级教学单位是否都有各自值得注意的问题？本研究给教学带来的启示是，在语言内部可以区分自由搭配、受限搭配和固定搭配。进入真实话语词语搭配又有常规搭配和超常搭配。不同性质的词语搭配有着不同的搭配行为和搭配能力。语法归纳的方法对解决自由搭配的问题非常有效。将一条语法规则传授给学生，学生便能根据规则自主地生成大量的合格搭配。但是这种方法对于固定搭配和受限搭配却不适用。以“大闹天宫”和“吃食堂”的搭配为例，我们知道“天宫”和“食堂”在语法上的身份都是处所宾语。如果将处所宾语的规则教给缺乏母语语感的外国学生，则有可能会导致“大闹房间”和“吃客厅”等不合格搭配。

限制性搭配的提法在更高的抽象层面也起作用。根据规范语法的认识，“哲学”一词是名词，而名词的特点之一是不接受“很”、“太”等强化副词的修饰，然而刘梦溪在“冯友兰和《贞元六书》”一文中却偏偏使用了“他说得太哲学了”的搭配方式。语感告诉我们，“这很科学”也是合格的组合。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这种搭配不是语言现象，而是言语现象。另一种可能的解释则认为，搭配的合格源于“哲学”和“科学”兼属名词和形容词，因为它们已经转化成形容词，被赋予了表示程度形容词的性质。但是如何解释“她很中国”、“她很女人”等流行用语的搭配现象呢？按照现有规范语法的词性原则，“中国”和“女人”也都是典型的名词。从语法化程度看，我们认为这种用法并没有得到规范语法的认可，属于言语活动中的临时搭配。

当然汉语语法归纳的结果之一是名词可以做谓语。但我们知道，结构上名词单独作说明谓语的情况很少，且不是任意的。只有当名词满足一定的语法意义条件时方可用作谓语。现代汉语中名词性词语单独作谓语的情况主要用于口语中的肯定句，常用来说明天气、时间、节日、节气、姓名、年龄、籍贯、职称、方所、体貌意义。例如:明天‖晴天（表示天气）；今天‖星期六（表示时间）5月1日‖劳动节（表示节日）；四号‖立秋（表示节气）；他‖鲁迅（表示姓名）；这人‖30来岁（表示年龄）；赵树理‖山西人（表示籍贯）；她，‖副教授（表示职称）；此人‖黄头发，大眼睛，高鼻梁。一张桌子‖有4条腿。（表示体貌）。名词谓语句中间一般可以加上“是、有”等变成动词谓语句:赵树理‖是山西人；此人‖有黄头发，有大眼睛，有高鼻梁。一张桌子‖有4条腿。这些句子可大体归入王力（2003:358）所说的“名句”或“说明句”。名词谓语句变为否定句，必须同时加上相应的动词。例如:今天‖不是星期六。明天‖不是清明。名词谓语句中谓语是表示主语的容貌或特点的偏正短语，可以变换为主谓短语。例如:这孩子大眼睛、高鼻梁。→这孩子眼睛大、鼻梁高。窗外一片月光。→窗外月光一片。

广泛地观察会显示，充当谓语的名词性词语，并非都不能受副词修饰，当强调说话者的认识或态度时，副词修饰是合格的。例如:现在‖已经10点了。明天‖才星期五。人家‖都教授了。那个书店里‖净新书。此时，名词性谓语句的排列顺序大都可以找到时间上的理据，即按动作、事件发生的先后次序安排句式。类似“人家都教授了，（你还是助教）”、“都南京了，（快准备下车吧）”、“都8点钟了，（你还不起床）”等中的个体词性谓语为什么合格，似乎受“顺序范畴”这一语法意义在汉语词语组合中起作用的结果。事实表明，只要名词在组句中符合顺序意义的条件，它作谓语的身份就可以得到确认，尽管汉语中体词作谓语不仅限于顺序语法范畴。然而不管怎么说，名词作谓语的搭配方式在能产性上是受到限制的。我们不能因此而推论在理想静态环境中的“我他哥哥”、“它自行车”也是合格的句子及搭配。预制件（prefabs）在任何语言中的大量存在无疑给外语教学提出了新的问题，也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启示。这是“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在搭配中的具体体现。

对比分析显示，不同语言中的预制件同时遵循相同和相异的组合与聚合规律。这是语言共性与个性作用之使然。汉语中的“乘车”和“坐车”在英语中的对应表达可以是take a bus和ride a bus。“乘”可以是“take”，但却不完全等于take；“坐”在静态无标记前提下很难被看作是“ride”的对应概念。这说明，外语学习不能仅仅以单词为单位，寻找母语中的对应物，而要充分考虑词语搭配组合在各自语言体系中的运用。

言语中的临时超常搭配也在一定程度上遵循着创新原则。代表言语创新的临时搭配需要满足一系列条件才能成为合格。我们不主张违背修辞条件滥用或生造语言和言语。但是在教学中教师不仅应该率先垂范创造性地使用有修辞意义的创新项目，而且应该鼓励学习者健康地利用言语创新，尽量同时应该回避没有任何修辞价值的生造项目。2006年6月21日，王丽以“高考语文丢失了什么”为题，在《中国青年报》批评了高考语文试题中缺乏汉语的典范性和汉语美和生命力的低劣语言材料。这也是词语搭配既要符合规范，又要有所创新向教学提出的要求。

语言学研究表明，语言之间既有共性，也有个性。Chomsky把语言的共同属性称作“原则”，将它们的个性差异称作“参数”。在Chomsky看来，原则就像机器上的按钮以及预设好的程序，参数只是可以用作调节的刻度，学习语言只要将按钮向左或向右拧动即可。就教学的真实情况而言，语言的原则无疑值得注意，但是语言的参数却显得更加重要，需要长期刻苦的学习和实践才能逐步掌握，成为能够被使用的实际技能。这其中的原因何在？有人把这归咎于母语的干扰（Weinreich 1953；Lado 1957；Fries 1945；James 1979；Cleveland et al 1960），学习者永远无法“完全将自己从第一语言的禁锢中解放出来”（free themselves from the“binding power”of L1）（Odlin 2005:3）也有人将其归咎于目标语本身的内部结构相互影响（Jain 1969；Corder 1981；Dusková1969）。还有人将这归为母语和目标语相互作用的结果（Selinker 1972；Nemser 1971）。

那么母语或目标语究竟在哪个层面上干扰了外语的词汇学习？当然干扰作用于语言的各个层面。有研究表明，就外语学习而言，语义影响远远大于形式上的影响（eg.Ringbom 1978，1983，1987；Jarvis 1998:183）。词语搭配的研究在这个问题上能够给出自己的答案。就母语干扰而言，不同的语言之间词汇语义相应概念的覆盖面有重合，也有不同。是不同语言中相应概念的同中之异给学习者带来了学习的障碍。这种差异归根到底是各自形式所代表的意义之间差异以及这些差异进而导致的组合方式的不同。一个显而易见的例子是汉语的“万”，由于英语中没有一个能够代表“万”的单词，相应的概念就要通过10千（ten thousand）的组合来实现。再以英语的“book”为例，绝大多数学习者会想当然认为它和汉语的“书”具有对应关系。然而一旦进入搭配，我们就会发现英汉之间表面的对等掩盖着众多的不对等。诸如note book，exercise book都不能理解为汉语的“书”。至于汉语中“诗”和“词”与“阁”（如滕王阁）和“楼”（如鹳雀楼）的区别^[1]，英语中就更没有对应词了。词语在两种语言中的引申差异更是巨大，其搭配方式也会变得更加复杂。本书前文中的“春”足以说明这个道理。利用搭配可以帮助学习者更好地认识差异，最终掌握语言。任何语言中的词义引申虽然都遵循相似和相关的通用原则，然而各个民族在选择什么样的特性作为相似或相关引申的做法却是任意的。当然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不是理论的简单应用就能够解决的，但是无论教材和教法对强化外语学习者的这种意识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词典编纂 词典编纂是语言理论研究的重要应用领域。将词语搭配研究应用于这一领域的学者有:Cowie（1981）、Benson et al（1986a，1986b）、Bèjoint（1994）、Butler（1998）、Corda（1998）、Cowie（1998a，1998b）等。然而词典编纂仍然需要继续吸收搭配研究的最新成果。以《汉语大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的定义为例:“门”是多义词，而“窗”是单义词。《现代汉语词典》一口气给“门”共下了12个定义:（1）房屋、车船或用围墙、篱笆围起来的地方的出入口:前～∣屋～∣送货上～∣。（2）装置在上述出入口，能开关的障碍物，多用木料或金属材料做成:铁～∣栅栏～儿∣两扇红漆大～。（3）（～儿）器物可以开关的部分；柜～儿。｜（4）形状或作用像门的:电～∣水～∣气～∣闸～。（5）（～儿）门径:窍～∣炼钢的活儿我也摸着点～儿了。（6）旧时指封建家族的一支，现在指一个家庭:满～∣双喜临～∣张～王氏∣长～长子。……《汉语大词典》第十二卷（pp.1—2）更是下了24个定义。相比之下，“窗”的定义却十分单调。且不论其他的可能，单凭是否可作“装置在入口出的障碍物”这一条标准，就足以确定，“窗”也应该是一个多义词。如“进门”的“门”是指门洞，而“破门而入”的“门”则是指安设在门洞上的障碍物。那么根据同样的道理，“抹窗”和“破窗而入”的“窗”可指玻璃制作的障碍物，而“飞出窗外”与“夺窗而逃”的“窗”就一定是指窗洞。通过搭配我们可以验证词语的多义性，因而也为词典能够更好地归纳词语的义项提供可靠的依据。

相比之下，英语词典对window的解释就比汉语更加全面。《牛津简明英语词典》就更加全面地注意到了door和window的多义性。是由于语言之间的差异吗？就这两个词语的意义而言，差异至多只是义项数量上的，而在多义的性质上却是相同的。当然，英语词典编纂也有值得改进或商榷的地方。比如定义分类上的不一致。从搭配所反映的实际情况看，make a plan和make progress的词汇意义是不同的。为了控制词语的义项数量而提高抽象层次显然达不到准确释义的目的。

当然，英语词典也不是处处都好。客观历时地看，在处理语词义项时，英语词典也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王宗炎（1998:83）回顾了自己中学学习英语的经历。他说当他读到Charles Dickens的The Christmas Carol这部小说，作者使用glorious描写教堂的钟声时，那闪耀着学术光芒的《英汉双解词汇》给出的释义就没有帮上忙，竟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发现glorious没有将“可爱的”义项列入词条的解释中。

词典不考虑词语的搭配组合方式便匆匆定义有可能引起定义不当和归类欠妥的失误。例如:“出品”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定义是:“制造出来产品”和“生产出来的物品；产品”。换言之，从词典的第一个定义中我们可以抽象出动词，从词典的第二个定义中我们可以抽象出名词。朱德熙先生（1991）对词典的定义进行了批判，他指出“出品是地地道道的名词”（转引自邢福义2003:90）。因为出品与汉语中现成的动词“出版”具有完全不同的组合行为。只要进行组合搭配词语的性质就能够得到验证。“出版”具备动词的所有搭配特征。比如，我们可以说:不出版、出版没有、已经出版（了）、出版教材等，但却不说:不出品、出品没有、已经出品，出品教材等。这是语法意义不同而导致的搭配方式不同。当然，朱先生的用来衡量词类的标准对动词而言是充足条件，却不是必要条件，因为符合这一条件的固然是动词，但不符合这一条件的未必都不是动词。邢先生在朱先生的基础上再举例说，“中国产品大受欢迎”和“中国制品大受欢迎”是合格组合，而“中国出品大受欢迎”是不合格组合；“他们大量订购中国产品”和“他们大量订购中国制品”是合格搭配，而“他们大量订购中国出品”是不合格组合。我们认为这里的搭配合格与否受约于词汇的概念意义。“出品”在上述例子中的不合格不仅是语法问题，而更是语义问题。语法意义和概念意义都是衡量词典定义的重要依据。词典编纂者如果能够充分考虑词语的功能和分布，将被定义词语放入组合搭配中进行检验，类似的问题便完全可以避免。

自从词典学家Hornby始于1937年的《高级英语学习词典》（The 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于20世纪80年代末在我国问世以来，学习词典的编纂一直力求在方便读者的理解和表达之间达到平衡，也就是说，学习型词典的编纂既要考虑词典描写的充分性又要顾及便利读者的语言运用，为提高学习者的产出性技能（productive skills）服务。这集中体现在各类学习型词典均收录了相当数量的搭配和习语——对学习语言、使用语言至关重要的多词组合（Cowie 1998a）。

词典编纂中词义的确立需要得到搭配研究的验证和补充。我们的讨论涉及语法语义、词汇意义和修辞意义。各个学科对词典编纂的作用不可低估。句法讨论的最新成果能够为学习型词典编纂注入新的活力:生成句法关于论元结构和题元角色的讨论、构式语法关于构式赋义的讨论都应该对丰富词典编纂起启示作用。

何谓学习型词典？卫岭（2001:61）的回答是:“所谓学习型词典是指专为非本族英语学习者，尤其是为中国的中学文化程度以上者设计和编纂的工具书.其基本功能是帮助学习者正确理解并善于运用英语。”关于英语学习型词典的进一步定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网站上2006-02-24给出的答案是:英语学习型词典是专为母语不是英语的学习者编纂的词典，其特点是:

1）选词适当，根据语料库数据分析词频后选用英语学习者最需要的常用词汇。

2）释义简明，一般用2 000—3 500个常用词汇来解释所有的词条，让学习者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因此很受英语学习者的欢迎。

3）例句丰富，最新的英语学习词典都根据语料库的语料，提供生活中的真实例句。

4）语法详解，还提供词条搭配，疑难之处有重点说明，让学习者既掌握词汇，又能灵活运用。

5）用法详细，提供使用说明、词汇搭配、词语辨析，学习功能齐全。

概括地讲，学习型词典必须达到帮助学习者运用词语进行产出性组合的目的。目前市场上的词典品牌不少，比较好的学习型词典主要有《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英英·英汉双解）、《麦克米伦高阶英汉双解词典》、《外研社·建宏英汉多功能词典》等。

词汇概念意义研究对改进词语释义意义重大。在同义词的解释方面，学习型词典同样具有巨大的改进空间。就我们查阅和掌握的资料显示，各类词典所提供同义词的解释对解决词语搭配运用几乎不起作用。以Macmillan English Dictionary for Advanced Learners和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rory English（第4版）为例。Macmillan English Dictionary for Advanced Learners给出的解释如下:

deceit:noun［C/U］dishonest behaviour that is intended to make trick someone:The whole relationship was a deceit.

deception:noun［C/U］the act of tricking someone by telling them something that is not true:He was accused of obtaining money by deception.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第4版）的释义如下:

deceit:n［C，U］behaviour that is intended to make someone believe something that is not true:an atmosphere of hypocrisy and deceit∣deliberate/calculated/outright deceit.

deception:n［C，U］the act of deliberately making someone believe something that is not true:→deceive:She didn’t have the courage to admit to her deception./He wasconvicted of obtaining money by deception.

粗略地看，词典释义基本达意，但根据现有对学习型词典的定义，我们认为，以上释义所提供的信息难以完成帮助学习者能产地运用语言的使命。学习者无法从现有的释义中辨别语义差异。从现有成果看，学习型词典，其路漫漫，修远兮！

尽管如此，我们完全可以设计解决方案。比如，通过同义词或近义词的不同搭配行为，来寻找确定和验证词语的义项细微差异或区别性语义特征，在现有的词典释义基础上增加语义区分度。如果增加区别性特征会大大扩大词典规模，我们不妨编写学习型同义词词典，以真正解决学习者的能产使用能力。

据陆谷孙（2006:25—26）介绍，迄今为止，全球范围内的通用语文词典对基本范畴及其范畴成员的释义都是采用经典范畴理论。基本范畴是最能揭示范畴成员特性的基本属性。基本特征的穷尽性描述问题是经典范畴理论的最大不足。在经典范畴理论看来，词项的范畴分类必须依赖范畴的基本共有特征。从事物共有特征的类化原则出发，多数词典在定义基本范畴及其范畴成员时往往采取以下方法提取共有特征:（1）在处理基本范畴的过程中，编纂者会尽量寻找一个能覆盖该范畴所有成员性质的定义；（2）在处理范畴成员的（如“狗”范畴中的“猎狗”）的过程中，编纂者会在努力穷尽其基本特征的前提下把它归入基本范畴。语料库在克服这一问题的工作上具有突破性的贡献。因为事物基本特征需要从无数多的搭配现象中提取。语料库海量的储存能力使这项工作成为可能。我们虽然永远无法穷尽提取到处于发展状态语言中所有词语的所有特征，但是却可以在研究中不断充实词典编纂的内容，从而逐步完善我们的工作。

翻开最新版的COBUILD学习词典系列（如由Sinclair主编、译文出版社2002年出版的COLLINS Birmingham University International Language Database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建立在大型语料库基础上的搭配方式已经成为学习词典给词语下定义的重要依据。然而，语料库本身的共时性和不完全代表性不但可能给词典编纂实践制造意想不到的陷阱，而且也可能给词典编纂的取证工作，尤其是低频词在搭配用法上的判断带来偏差。（王馥芳2004:72—79；陆谷孙2006:32）我们的研究也表明，定性分析在克服基于语料库的定量搭配研究中产生的诸多问题方面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词典编纂除了提供词语的定义，应该尽量为学习者补充不同性质搭配项目的不同信息，其中包括语法信息、语义信息和语用修辞信息。而对这些信息性质的判断需要人的主观认识和思辨才能完成。反映自由搭配的词义必须做到定义清晰，反映受限搭配的词义必须做到范围明确，而反映固定搭配的语言单位必须单列词目和词条。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帮助学习者避免产出性错误。学习型词典在这三方面都有很大的改进空间。随着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对外汉语教学显得越来越重要。对汉语学习型词典的需求必然加大。编写出高质量的汉语学习型词典是当务之急。

基于对搭配重要性的认识，无论汉语还是英语，搭配词典系列层出不穷。典型的汉语搭配词典有孟琮、郑怀德、孟庆海、蔡文兰编写、1987年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我国第一部对动词进行比较全面描写的《动词用法词典》，梅家驹主编、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现代汉语搭配词典》，张寿康、林杏光主编、商务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现代汉语实词搭配词典》，林杏光等编写、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现代汉语动词大词典》和杨天戈等1990年编写的《汉语常用词搭配词典》。英语关于词语搭配词典的数量更多。表现词语搭配功能的图书还有由Sinclair主编，由HarperColins出版公司2000年授权外教社出版的COLLINS COBUILD英语词典系列中的多部词典。比较典型的有以动词、名词、习语等为基础的句型结构分类分解词典。直接用搭配命名的词典也有许多，如外研社2003年出版的Oxford Collocations Dictionary for Students of English都是很有影响的搭配词典。然而，现有的搭配词典多以语法意义为编写原则。注重名词和动词之间的语义角色关系。我们的研究显示，搭配是作用于词汇层面的词语组合。搭配词典对词语自由搭配和固定搭配的总结都比较成熟。是否应该认真编写受限搭配词典？当然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开始启动，但并不深入和全面。

如果说词语搭配对通用词典的编纂有着重大的实际意义，那么词语搭配对专科词典的贡献也不可低估。王德春先生80年代主编的《汉语国俗词典》就是很好的例子。国俗词语搭配的方式受到各种文化因素的制约。将暗含在文化内制约着词语搭配行为的潜在信息挖掘出来也是词典编纂工作者的职责。随着这一学科的不断发展，词语搭配研究在这个领域显然有用武之地，可以发挥其依据和验证的作用。

搭配对其他应用领域的重要性也不可低估。王宗炎（1985:9）曾以古人“橘逾淮而北为枳”为证，指出“每一种语言都有自己的特性，都有自己的声音、文学、修辞手法和社会习惯，这是无法移植的。”王先生是在说明翻译时应该以传递信息为依归的道理。它对词语搭配的启示是:词语搭配是检验两种语言之间互译合格与否的最直接方式。从对等或等效原则看，一种语言中的表达方式译成另一种语言时，语义信息和语用信息可能正好会相反，如汉语的“失物招领”，在法语中是objets trouvés，译成英语时，合乎习惯的最对等的搭配方式是lost property（参见Newmark 1981:62）。近期上海市教委在市属高校中实施教育高地项目。将“教育高地”直接译为educational highland是不够适切的搭配。能够被以英语为母语者广泛接受的英语对等搭配是educational pinnacle、highmark或plateau。

词语搭配对如何解决翻译中的双关问题也至关重要。例如:

“Why do we say that the river is rich？”“Because it has two banks.”

语言游戏是建立在bank的双关性之上的。在词典的释义中bank起码可以有“银行”和“河岸”的定义。将bank译成“河岸”或“银行”都不能保持原文中一语双关的妙用。译文的双关必须按照词语在汉语体系内部的内在关系进行重新组合搭配才能获得。普通话中的一种处理方式如下:

“为什么说河水富有？”“因为它年年有鱼（余）呀。”（马红军1999:34）

张美芳（2005:161—162）用粤语的语言事实说明了同样的道理。利用“水”是“钱”的隐喻，在处理译文时，可将其处理为:“为什么说江河富有？”“因为水多呀。”而双关的保持正是通过调整搭配实现的。

作为新词的“出生证”，新词的例证应进一步说明词目意义用法，补充辅助释义，反映词目出现的典型语境，提示典型搭配等一般例证所具有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