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究竟“忠实”于谁

第三节　译者究竟“忠实”于谁？

有人说译者是“一仆二主”。这句话其实道出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独特作用和地位，也从一个侧面道出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所处的尴尬地位。翻译是一种复杂的语言活动，不仅包括语言符号的转码，而且还包括心理转换、社会因子的转换。翻译的过程是理解与表达，即认识与实践、分析与综合、欣赏与创作的过程。在翻译活动中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其基本矛盾同哲学范畴中的概念一样是二律背反的，是认识与实践、主体与客体的矛盾。译者在翻译主体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具有双重性，他既是原文读者，又是译文作者。他既是原文的认识主体，又是译文的创作主体。译者的这种特殊作用使其在翻译活动中的主观意识变得十分敏感和关键。其主观意识的偏向可能导致译文走向与原文作者相反的意图。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背景下，虽然译者的思想是自由的，但他可以做出的选择和活动的空间却十分有限。译者必须遵从翻译的基本规律从事翻译实践。然而，在认识翻译客体和语言综合转换的复杂过程中，译者是十分矛盾的、复杂的，并且心里总是斗争着的。译者不仅承载着社会责任，同时也担负着对原作者的责任。这就使得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小心驶船，而翻译如大海航行，不失航向并非易事。

首先是译者对原作的认识问题。认识问题涉及两个方面，既有原作的语言，包括语言特点、写作风格等，又有对特定时代背景、社会背景等中的原作者的写作意图的探索。这种探索是深层次的，是译者把握原作风格，传达作者意图的根本性工作。然而，这又是最困难的工作，是译者最受局限性的工作。恰好是这种局限性，使得译者在认识上有可能出现难以回避的片面性。

其次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忠实”于谁的问题。探讨这个问题，并非研究译者的立场问题，而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方法论问题，是译者的翻译策略问题。对于译者而言，不能简单认为他会不会将个人所处的社会和文化的因素带入译作之中，更不能理所当然地认为他必须在翻译中“克己”，避免将个人风格渲染得太过充分而抑制了原作的出彩，而是应当从另一个深层次的方面认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面临的矛盾和取舍。译者的矛盾并非形而上学，而是一种痛苦的抉择。他的选择不仅涉及道德的，更涉及历史的责任。一旦他做出选择，他就会义无反顾地坚持己见，并将这种意志贯穿于翻译过程之中。作为一位翻译工作者，这是一种良好的品质，但往往这种不二选择，可能使译作与原作背道而驰，从而使译者成为原作者的叛逆者。

那么，忠实了原作是不是就忠实了原作者呢？其实也并非如此。在我们看来，作者的意图通常是动态的、变化的，是一种现实和虚无的混合，是建立在社会的意识形态基础上的理想。而原文文本无疑是作者综合意图的集中体现。可以认为，原文文本一旦形成，虽是静态的，但其传递的原作者的意图却是动态的。反过来说，要从静态的原文文本中透析原作者的全部意图几乎是不可能的。

如此说来，译者究竟应该忠实于谁呢？从译者的角色和作用来说，译者是唯一可以在原作者和译文读者之间自由穿梭的人。译者的这种角色，使他可以跨越时空，在过去和现在、虚构和现实之间架设桥梁。我历来坚持认为，译者的忠实体现在三个方面：①译者必须忠实于原作及原作者。译者既然是原作的翻译者，就必须忠实于原作者，决不能成为原作者的叛逆者。②译者必须忠实于原作的母语读者。原作的母语读者，是与原作者享有精神沟通的忠实读者，译者不能通过自己的劳动反过来伤害了这些与原作者一脉相传的读者。③译者一定要忠实于译文读者。译者的劳动必将产生社会价值、文化价值，这种价值来源于译者对译文读者的责任。同时，也是建立译者与译文读者之间的相互信任的必然条件。可以说，无论是原文作者还是译者，他们都处在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之中，这两者造就了他们的世界观的差异和文化表征的迥异，使得他们之间的相互理解困难重重。更何况译者对原作者的理解还是单向的，逆时代的，而原作者虽是被动的，但却是处于核心地位的。所以我们说：译者和原文作者的交流是神交，译者必须是原文作者精神上的朋友；译者和原文文本的母语读者是君子之交，虽然淡薄，但彼此尊重；译者和译文读者之交是至交，唇齿相依，唇亡齿寒。

译者的这种与不同层面的交流导致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多重性，使译者既不能顾此失彼，又不能根据个人喜好有失偏颇，而应当理性地站在历史和未来的高度担负使命、承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