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英双语者图片刺激的语言选择的研究

5.1　汉英双语者图片刺激的语言选择的ERP研究

5.1.1　研究背景及目的

各种语言在多语者的大脑中是如何呈现的？10多年前失语症患者的病例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这些病例导致某些人认为每种语言呈现在大脑的不同位置（Paradis，1995；Gomez－Tortosa，et al.，1995）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有人认为大脑的损伤会造成大脑处理资源的减少，这将不同程度地影响双语者大脑中每种语言的呈现。

那些关于语言在双语者大脑中分别存储假设的证据得到了各种研究方法的支持。例如说，Ojemann和Whitakeer（1978）对需要神经外科手术的病人使用直接电刺激。研究发现那些双语者病人的大脑中存在一些区域，在这些区域上电刺激会影响他们用其母语或二外混合描述图片。因此这也支持了每种语言是在大脑的不同区域进行处理的观点。

近年来，研究者倾向于使用神经成像来研究双语的神经系统基础。Klein等人（1994）用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发现，相对于用母语描述图片，双语者用L2描述时会在壳核处产生激活，该壳核是一处皮质区域，而且该区域与语音的处理有关联（D’Esposito ＆Alexander，1995）。其他研究表明，双语者用两种语言进行语义和语音分析时，大脑的左侧额叶区很活跃（Klein，et al.，1994）。类似Kim等人（1997）使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技术发现，对于早期的L2学习者，当他们描述前一天发生的事情时，大脑左半球的布洛卡和韦尼克区对于两种语言存在激活的重叠区域。而对于晚期学习者，研究发现在布洛卡区而不是在韦尼克区存在激活的集中区域。Kim等人（1997）认为，这些结果与之前的观点是一致的，这些观点认为，仅对晚期L2学习者而言，两种语言在大脑的非重叠区进行表征。

其他研究也发现了语言在大脑不同区域表征的证据。例如，Perani等人（1996）进行的实验中，被试被要求听其两种语言中的一种的听力材料。实验结果显示，在被试的左半脑，L2产生不同于母语的激活脑区。然而Perani等人在1998年进行的研究表明，当熟练度得到控制时，这种脑区的不同在早期和晚期的双语者身上没有产生。基于以上两个研究，似乎是不同程度的熟练度而不是词汇习得的年龄是导致语言在不同脑区被表征的原因。这些研究表明，当双语者能很熟练使用L2时，激活的脑区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双语者的两种语言系统使用相同的神经网络这一发现带来了另外一个有趣的问题：双语者在一个语言持续不断的干扰下是如何保存另外一个语言的信息的？这种干扰至少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尤其是语言的神经组织存在重叠。为了结束这种干扰的缺失，可以假定存在语码转换，即大脑存在特定的区域，控制每种语言的存取（Penfield ＆Roberts，1959）。

对于语码转码的研究主要从行为和神经解剖学两个层次进行。在行为层次上，的确存在证据表明，语码转码对健康成年双语者有影响。虽然有些研究者没有发现语码转换的作用，也有研究者发现了显著的语码转换影响（Dalrymple－Alford ＆Aamiry，1969；Kolers，1966b），尤其是在大脑的执行速度方面。而且研究发现，相对于用一种语言进行任务处理时，在数字描述的转码及词汇判断的转码时存在大脑的加工耗损（processing cost）。最后，Green（1998）提出，语言转码耗损涉及语言的任务模式间竞争，这些任务模式会加强正确的语言使用，并抑制错误的语言使用。

以往的研究通过双语者的尸体解剖，发现大脑可能存在某些脑区，负责语言的选择。例如，Potzl（1983）描述了一个病例，该病例中的一个病人在一次中风后能够理解两种语言但不能说出任何一种。而另一个病人甚至在与单语者谈话中也会混淆两种语言。这两个病人的左缘上回都存在损伤。其他研究者也报道了其他一些病人的病例，这些病人在左半球（包括缘上回区、裂隙的后部侧及顶叶的邻近地区）都有损伤，但是不存在转码困难。值得一提的是，Stengel和Zelmanowicz（1933）描述了一个病例，该病例很少见，病例中语言的混淆同时存在于即时谈话和图片描述中，而且被试都有运动型失语症，这种失语症被认为是由左侧额叶病变产生的。但是，这些研究和语言转码脑区的精确位置还不能达成一致的结论。

Hernandez等人（2000）用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研究只用一种语言和用语言转码时，被试描述图片激活的相关脑区。实验中，一组6位早期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被要求用同一种语言描述图片作为提示。这个提示，也就是英语中的“say”或西班牙语中的“diga”，这两个提示词要求被试对某一种语言的反应，同时比较两种条件。在单一条件（blocked condition）下，被试将会看到有用一种语言的提示（要么英语要么西班牙语）；而在混合条件下，提示将会呈现在连续的图片上并在英语和西班牙语之间转换。在混合条件下，被试将会用英语描绘图片，然后用西班牙语，依此类推。因为两种语言间的转换是可以预见的，因此单一条件和混合条件的不同任务会受到任务转换、没有看任务或提示语言类型三个因素影响。

由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得到的结果表明：两种语言在左右半脑被观察的脑区不存在什么区别，包括背外侧额叶皮层（46区和9区）、缘上回（40区）、额下回（44区和45区）、颞上回（22区）。然而，相对于单语模式，背外侧额叶皮层（46区和9区）的确存在显著的激活。这些结果表明：背外侧额叶皮层与图片描述时的语言转码有关。研究同时也发现，在需要更多的大脑执行功能及在完成非语言任务时，背外侧额叶皮层很活跃。这表明实验涉及的是普通的执行功能而不是特定的语言过程。

Price等人（1999）通过应用翻译及语码转换也考察了双语者大脑执行过程的机理。他们预测转码、翻译或两者同时会导致背外侧额叶皮层的激活。翻译实验显示出了前岛、小脑和补充运动区的激活，这些区域与发音有关。然而，通过输入语言的转码显示出在布洛卡区的左侧和双边缘上回有激活，这些脑区与语音的编码有关。然而，语言转码和翻译都没有显示出背外侧额叶皮层和扣带回前部上激活的增长，这就表明在所有类型的转码任务中不涉及执行功能。

不是所有的转码任务都显示出相同数量的执行功能，这引发了另外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们能否区分出语内转码和语间转码任务中类似的激活？为解决这个问题，目前的研究通过使用双语语间转码和单语语内转码两种条件设计去探索这两种语言转码过程。在语间转码条件中，被试要用英语、西班牙语或者变换使用两种语言来描述连续放映出的物体图片。在语内转码条件中，当连续图片上显示出动作的描述、物体的运动或者是这两种的交替，被试要描述出这些图片。基于之前的研究（Hernandez，et al.，2000），可以预测语言间的转码将在背外侧额叶皮层产生更多的激活，但是，是否语言内的转码也会在背外侧额叶皮层产生更多的激活还有待观察。

综上所述，有多个脑区参与语码转化的过程，然而语码转化是通过特定语言机制还是通过普通认知控制过程来实现仍存在疑问。Khateb等人（2007）在图片命名任务中，采用ERP的方法比较了语言转码和任务选择过程。被试是德法双语者，研究结果表明，语言转换过程既包括特定语言机制，也包括普通认知控制机制（非特定语言加工机制）。本研究的被试是汉英双语者。汉语有别于德语或法语（印欧语系），属于汉藏语系。汉语与英语间的语言转换属于跨语系间的语言转换，那么这种跨语系语言转换的加工机制是怎样的？是否同语系间不同语言转换的加工过程类似？这是本研究需要回答的问题。

5.1.2　研究方法

5.1.2.1　被试

被试为17名身心健康且无任何家族病史的大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三年级学生，其中男10人，女7人，平均年龄22岁。通过标准调查问卷确定均为右利手。被试均为中国人，L1为汉语，L2为英语，L2学习均在10年以上，通过专业四级考试，为熟练双语者。

5.1.2.2　实验材料

所有被试需要完成两个任务：汉语语言内选择任务（task selection context，TSc，汉语的名词和动词间的语言转码）与汉英双语语言间选择任务（language selection context，LSc，汉语和英语间名词的转化）（Lucy，1992）。为避免双语对汉语语言内容选择任务的影响，被试首先完成汉语语言内容选择任务，再完成英汉双语的语言选择任务。两部分实验中采用的大小为8.5×8.5 cm的黑白图片，均选自Snodgrass和Vanderwart图片库（Lucy，1992）。每个实验任务由两个组块构成，且采用不同的70幅图片。每个任务开始时有20个刺激作为练习，练习结束后参考练习结果并询问被试是否完全理解实验内容，得到确定答案后开始正式实验，否则重复练习。两个任务间隔10分钟，尽量避免任务间的干扰。

5.1.2.3　实验程序

本实验采用BrainProducts公司生产的64导脑电记录系统，国际标准10～20系统电极放置法安置电极。利用Ag／AgCI电极帽记录被试进行反应时的EEG。左眼眶上、下侧的两个电极记录垂直眼电，参考电极在FCz，滤波带通为0.01～100Hz，接地点位于AFz，采样率为500Hz，电极与头皮接触电阻＜5kΩ。检测开始首先常规扫描记录脑电图3～5分钟，待被试适应环境后，开始正式实验。连续记录原始脑电，离线数据使用Vision analyzer Software（Version1.05）软件处理。应用软件自动修正眼动，经过滤波后（1～35Hz），半自动去除伪迹。排除眼动和其他伪迹，其他伪迹的剔除标准为±75μV。本研究的分析时程为800ms，取“cue”前100ms到刺激后700ms分段。对每个被试的汉英与英汉转换任务分别进行叠加平均。在每一个脑半球上电极以两个镜像的形式排列：

Column 1：AF3／4，F3／F4，FC3／FC4，C3／C4，CP3／CP4，P3／4，PO3／4

Column 2：FP1／2，AF7／8，F7／8，FT7／8，T7／8，TP7／8，P7／8，PO7／8，O1／2

在中线上的6个电极分别为：Fz，Cz，CPz，Pz，POz，Oz。

图5.1　实验流程图

5.1.3　数据记录和分析

线数据使用Vision analyzer（Version 1.05）软件进行处理。经过1～40Hz滤波及50Hz带宽滤波，EEG数据根据标记被分成1100ms时间段（－100～1000ms）。以全部电极平均做参考，波幅变化超过±70μV的信号标记为伪迹，带有伪迹的通道在此后的处理中去除。在基线平均后（－100ms），对于每个被试的两种TSc和LSc任务的所有分段分别做总体平均。我们应用多元重复方差分析两种任务差异。为了分析ERP在导通位置之间的关系，我们将全部导通分为三个区：Midline，Column 1，Column 2。每个区域的ERPs，通过对各导通的ERP平均获得。分析包括视觉分析和统计检验两部分。首先通过视觉分析全局平均的从0到1000ms的ERPs结果，找出有明显差异的时间窗口及ERP成分。根据结果，我们发现在175～300ms，375～500ms及N250成分处有明显变化。然后，以导通位置和任务作为检验因素，应用重复方差分析对视觉有差异的时间窗口及ERPs成分分别进行统计检验。

5.1.4　ERP数据结果

5.1.4.1　提示呈现后175～300ms

在这一时间范围内，汉英双语语言选择任务诱发的负波明显大于汉语语言内容选择任务［F（3，48）＝9.522，p＝0.001］。这一趋势在中线部分尤为显著［F（1，16）＝7.774，p＝0.013］。

5.1.4.2　提示呈现后375～500ms

在提示呈现后375～500ms内，两种任务条件下并无显著差异。但在Column 2的区域，TSc比LSc的平均波幅小［F（1.16）＝6.708，p＝0.020］。

5.1.4.3　脑地形图结果

从图5.2我们可以看出，在175～300ms阶段，虽然全脑平均呈现负向趋势，但在中线导联区域，特别在TSc中脑波呈正向。而在双语转换任务时，正向导通趋向左脑外侧分布。在375～500ms阶段，在脑电地形图上没有明显的差异。

图5.2　TSc和LSc任务的波幅结果

图5.3　TSc和LSc分别在175～300ms，375～500ms范围内的脑地形图变化（其中左侧为TSc，右侧为LSc）

5.1.5　讨论

言语产生是将说话者要传达的意义转变成声音的过程。目前的言语产生研究一般认为，一个完整的言语产生过程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部分：概念准备（conceptual preparation）、词条选择（lexical selection）、语音编码与音节化（phonologicalencoding and syllabification）、音位编码（phonetic encoding）和发音过程（Bloom ＆Wynn，1997）。那么对于双语言语产生研究的焦点则是语码转换。对于多门语言是如何在大脑中表征的问题，近百年来，从失语症的多选择性失语的病例研究发现，每一门语言存储在于独立的脑区（Gomez－Tortosa，et al.，1995）。但是Paradis（1996）提出，病变有可能导致影响不同语言处理信息的某些激活脑区的范围缩小。研究者用不同的方法发现了很多能够支持双语者独立存储语言信息的证据。例如，Ojemann和Whitaker（1978）用刺激直接作用于神经外科病人的皮质，发现这种刺激能干扰病人L1、L2的使用或是同时用两种语言进行命名的能力，因此得出结论：每一门语言都是不互相重叠的脑区来处理的。

本研究采用ERP的方法，通过比较在汉语语言名动词选择和汉英双语语言选择两种不同任务情况下汉语名词加工的差异来研究汉英双语者的语言选择加工的神经机制。实验中的两个任务分别是汉语言名动词选择任务（TSc）和汉英双语语言选择任务（LSc），两种任务均需要被试对刺激图片使用汉语名词对图片命名，但由于第二个任务是在汉语和英语两种不同的语言间的转换，而第一个任务则是在汉语的名词和动词间的语言转码，涉及双语者的两种语言间的选择加工，因此，我们通过比较这两种任务情况下汉语名词图片命名加工时的差异，来确定语言选择的神经机制。如果不同语言间语言提取的过程与相同语言背景下不同任务之间转化的过程不同，那么这两个条件下的电生理信号也不相同。本研究中LSc和TSc的ERP结果表明，两个任务的差异最早是发生在提示出现后175ms，值得关注的是在175～300ms内LSc的平均波幅大于TSc条件下的平均波幅，在375～500ms内，TCs的平均波幅明显小于LSc的平均波幅，也就是说，在被试做出反应过程中，英汉语言间转换任务下的波幅明显大于汉语语言内部语言转化的波幅。脑地形图的结果也验证了这一结果，即语言间转换任务时前额－顶部表现出更强的激活（见图5.3）。这说明汉语加工在LSc和TSc任务下的差别很可能是由于LSc任务中包含语言选择的过程，因此，语码转化的神经机制有别于同种语言内部信息的转化。

在以往的研究中，前额参与执行控制功能（Dove，et al.，2000；Konishi，et al.，2003）。语言间的转化包含执行控制加工，语码转化过程中背外侧前额叶被激活。Hernandez等人（2001）认为背外侧前额叶的激活会削弱由语言的激活和控制引发的冲突。Crinion等人（2006）认为左前额基底神经网络与提取或选择目标语相关。然而其他临床报道指出在语言选择过程中，左缘上回也起着重要的作用（Hernandez，et al.，2001）。由此推断语言选择或提取依赖包括皮层和皮层下分布网络。这一结论与神经成像学研究的结果一致。神经成像研究的结果表明以上脑区确实参与语言提取的过程。Price等人（1999）发现语言翻译时前扣带回和下皮层基底神经节被激活；语言转化时，Broca区和双侧缘上回被显著激活。Hernandez等人（2001）发现在语言命名任务中，语言转化时右背侧前额叶有显著激活。Rodriguez－Fornells等人（2005）研究抑制过程的神经机制，并发现左前额叶有显著激活。

Hernandez等人（2000）采取fMRI研究用各种语言命名图片以及在语言间转码时所激活的脑区。他们选择6名早期西班牙语－英语双语者为被试进行图片命名实验。被试根据所给提示选择所用的语言。他们对比了以下两种情况：在单一条件下，提示用一种语言标出；而在混合条件下，西班牙语和英语提示交替出现。由于提示的交替是固定的，在单一和混合条件下的结果差异都是由于任务转换导致的。fMRI数据没有发现两门语言在左脑和右脑（包括背外侧前额叶部皮层、缘上回、额下回、颞上回等）的激活区域有任何差异。但是在混合语言的条件下，后侧前额叶皮质有很强的激活（在信号强度和空间广度方面）。这一发现证明了后侧前额叶皮质和图片命名时的语言转码有关。还有人发现后侧前额叶皮质在需要发挥执行功能的任务和非口头任务转换中也很活跃。这证明后侧前额叶皮质控制的是执行功能而非纯粹的语言加工功能。

Jackson等人（2001）采用事件相关电位研究语码转换，结果发现L1被抑制后再提取L2。行为数据结果显示，L1的转化消耗比L2高。ERP的结果表明，语码转化任务N2在前额的负波更大，他们认为前额的N2表明在语码转化过程中对习惯性反应（L1）的抑制（Markman，1990），这种说法完全符合Green的语码转换的抑制控制模型（IC）。Khatedb发现，L1在LSc和TSc任务下ERP的差别是在提示出现的220～300ms之间，在LSc任务下左中额－中央前回、缘上回和扣带回显著激活，他们认为语言选择的实现既基于普通认知过程，也基于语言加工的网络（Khateb，et al.，2007）。与以往研究结果相一致，本实验中，LSc任务下的375～500ms间的波幅明显比TSc大，这说明在语码转化任务条件下，由于双语者需要在目标语与非目标语之间做出选择，即对冲突反应做出选择时，必须抑制较强的L1的反应，使用相对较弱的L2。

Price等人（1999）也用翻译任务和语言转码来探究双语者控制加工的本质。他们预测语言转码和翻译皆能激活后侧前额叶皮质。结果发现，翻译更多地激活了与清晰表达相关的前脑岛、小脑和辅助运动区。而语言转码则更多地激活了左侧布罗卡区和双侧缘上回。这些区域和语音记录息息相关。但是，语言转码和翻译都没有导致后侧前额叶皮质和带状前回的增加，这就表明执行功能并不参与所有的转码任务。任务转码只牵涉到一定的执行功能。在对比语言内转码和跨语言转码任务时，能否发现相类似的激活呢？为了研究这一问题，Hernandez等人（2000）采用跨语言双语转码和单语语言内转码两种实验任务。在跨语言条件下，要求被试用英语、西班牙语，或者两门语言转码来命名图片。在单语条件下，被试说出图片描述的动作和图片物体接受的动作，或者两者穿插进行。根据以前的研究。语言任务可能更多地激活后侧前额叶皮质，而至于在语言内转码时后侧前额叶皮质激活是否有所增加则有待观察。

Khateb等人（2007）的研究为探究多语者的神经基础以及命名不同词义的神经基础提供了借鉴，还为跨语言转码的研究提供了一些启示。前人用与该实验相似的图片命名实验发现，跨语言转码消耗的强度在年幼的儿童身上最明显，直至18岁开始减弱，18～50岁之间趋于稳定，65岁起又开始增强（Hernandez，et al.，1999；Kohnert，et al.，1999）。这个模式符合额叶以及其执行功能和工作记忆等认知功能的“消长”规律（Espy，et al.，1999；Welsh ＆Pennington，1988；Stuss，et al.，1996）。因此，额叶、特别是后侧前额叶皮质确实参与了带提示的图片命名中的跨语言转码。

如前文所述，Price等人（1999）在语言转码或翻译中没有发现任何后侧前额叶的激活。这就表示，并不是所有的任务转换都涉及执行功能的增强（至少不能导致明显的后侧前额叶皮质的激活增强）。但是，一系列的实验探究了反应时上的转码消耗，包括命名动作和实物的语言间转码消耗、重复单词的听觉实验、图片命名和翻译的跨语言转码消耗。另外，在非语言的知觉转换任务中也发现了转码消耗。但是，这种结果的增强、减弱以及整个生命进程阶段消耗的趋势并没有呈现U形。例如：用翻译和单词重复实验就没有发现图片命名实验中呈现出的那种和年龄相关的增强。并不是所有的转码种类都依赖于执行功能（后侧前额叶皮质），这一事实也许能够帮助解释语言内转码的本质。

本实验和Price等人（1999）实验的不同之处在于：本实验采用一个提示（cue）来暗示语言种类。有可能是因为被试在记忆中保留了该提示才导致了后侧前额叶皮质激活的增强。和随机转码相比，在连续两个刺激间的转码情况下，转码消耗最大。这就证明这些消耗和转码有关，而不是提示保留在记忆中的结果（Hernandez，et al.，1999）。

本实验采用了高频率转码和没有转码。研究人员提出，单一条件下（pure condition）和转码条件下（alternating condition）结果的不同，可能是因为在大脑中保留了两种模式或者是在大脑中将两种模式进行了重新分配（Rogers ＆Monsell，1995）。一个解决办法是在同一次运行中加入转码的刺激或者重复（不转码）的刺激。Dove等人（2000）的实验结果表明：和非转码刺激相比，转码刺激更多激活了双侧前额皮质、扣带前回、补充运动区以及左顶上小叶。但是，这些脑区在没有转码的刺激时也得到了激活。另一个办法是设置激活参数表。譬如，Garavan等人（2000）发现，任务转换难度的分级处理激活了那些和任务难度无关区域的周边区域。

本研究的一个局限是混合和单L1言加工的比较。我们观察到的差异可能是因为：首先必须在大脑中保留两种语言，其次在每一个刺激出现时对两种语言进行重新组合。这两点可能导致激活的增强。将来的研究若使用参数设置或是转码／不转码设计，则可以进一步确定大脑加工双语或多语的神经机制。

本实验旨在研究不同词类在大脑中的存储方式，结果表明，不同词类不会引起不同的脑区激活。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本实验使用了物体和动作的命名。因此，这和“命名动作和实物使用重叠的神经系统”这一概念相吻合。然而，我们认为，像很多研究一样，可能我们只是没有仔细留心去观察命名动作和实物的细微区别。然而，即使我们降低门槛要求，我们依然不能发现不同任务间激活脑区的不同。未来的研究应该通过观察动作和实物命名在一系列条件以及刺激下的不同，来帮助我们了解动作命名和实物命名在哪些条件下会有不同。

本实验没有涉及双语者神经机制的开放性问题。我们所采用的图片命名任务只涉及单词产生，而无法观察到整个双语语言加工的全过程。有些研究的任务可以同时考察到单词、句子和语篇层面，同时，双语间的词义差异也应该是该研究需要考虑的因素。例如，以前的ERP实验表明，句法加工对习得年龄的敏感度要胜过词义加工（Weber－Fox ＆Neville，1996）。因此，将来的研究可以考虑句法、熟练程度和习得时间等因素的差异。

句法差异的问题又引出双语神经机制的另一个问题：句法差异是如何产生的？现在考虑的问题是针对所有双语者，而没有考虑他们使用的具体语言。例如，Paulesu等人（2000）考察了英语和意大利单语者阅读时的神经机制，结果发现这两门语言激活的脑区有很大程度的重叠。另外，每种语言激活增强的脑区包括左侧大脑下额叶、下颞叶（英语）和颞叶上部（意大利语）。这些脑区可能反映了用不同语言阅读时不同的句法计算要求。与此相似的是，在比较汉语、英语和泰国语音调感知时也发现了差异（Gandour，et al.，2000）。另一个相似的论点也可用在句法加工中，例如，句法计算被认为出现在西班牙语而非英语中（名词性的标志、动词的变化等）。有人可能提出跨语言的分离会在语言句法计算的不同情况下出现。双语研究应该仔细考虑所用的语言种类和这些语言的计算属性。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已经有研究发现，熟练程度在晚期双语者的脑区激活中起到很强的影响作用。其他研究还发现，练习可以减小激活的差异性。例如，Raichle等人（1994）要求被试根据名词创造动词或者只是单纯地重复名词。和重复名词相比，创造新词更多地激活了扣带前回、左前额皮质、左后侧颞叶皮质和右小脑皮质。然而，在完成造词任务时脑区激活的强度在15分钟的练习后几乎全部消失。因此，任务强度可以和大脑激活强度有关。类似地，语言熟练度其实就是一种练习。双语者两门语言之间熟练程度的差异越大，激活的差异也越大。本研究以熟练双语者为被试，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任务难度的混淆性。

综上，本实验的结果证实了以前研究中得出的一些结论。首先，布罗卡区在用一门语言图片命名时激活程度比较高，而背外侧前额皮质在任务转换中激活比较明显。因此，任务的激活运用了中央执行功能。其次，我们没有观察到早期双语者两种语言激活的不同，这和“熟练双语者在图片命名时两种语言显示出很小的激活差异”这一结论吻合。这些发现和“语言间转码导致执行功能的增强”这一论点相一致。再次，前额－顶部参与语言选择过程中的语言加工。大量的脑成像研究结果表明，前额叶（尤其是额中回）和下额叶间的连接构成了参与语言加工网络的区域（Catani，et al.，2005），而且前额叶也主要参与认知控制过程，这确实说明语言选择并不仅依赖特定的语言加工模式，还应该包含一般的认知加工过程。但以往的研究主要针对印欧语系内语言间选择的研究，而本研究运用认知神经科学的方法，以正常双语人群为对象进一步证实汉英语言间的转换，即跨语系间（汉藏语系和印欧语系）的语言转换同样既基于普通的认知过程，也包括双语语言选择的加工机制。由于语言转换发生的层面并不是单一的，在双语言语产生过程中，双语者两种语言的词库都被激活，这其中也包括语音信息和词汇拼写的激活（Rodriguez－Fornells，et al.，2005），那么在语言选择过程中究竟具体在哪个层面引起激活也是日后双语研究需要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