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语者脑功能成像研究进展

3.1　双语者脑功能成像研究进展

多种语言的脑控制区域是一个热门研究课题。最近的研究表明，处理母语和外语的脑激活机制是不同的（Dehaene，1997；Kim，et al.，1997；Klein，et al.，1994）。有研究表明，学习年限和使用学习策略的不同，所涉及的脑区也不同（Helen，1996；Weber－Fox ＆Neville，1996）。但是，多门语言到底是如何在大脑中加工的，依然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临床失语症的研究表明，失语症患者是逐渐恢复各种语言的。首先恢复的往往是先学的语言或者更熟悉的语言（Fabbro，1999；Paradis，1994；Roberts ＆Le Dorze，1997）。研究结果表明，会多种语言的病人脑损伤后，可能只是失去最先掌握的那门语言的能力。这个假设也被Ojemann和Whitaker用神经电生理学手段证实。他们用刺激神经外科病人头皮来确认语言相关的脑区。两种语言的控制区域通过测绘技术来确定。当使用不同的语言时，电子刺激也会改变，这样就能确定各自激活的脑区。实验要求患者为45种通过幻灯片呈现的普通物体命名。结果发现，两种语言的控制区域在中心区是交集的。然而中心区周围，额叶和顶叶只参与其中一门语言的加工。由此得出结论，即不同的语言会激活不同的脑区。

利用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的方法，Kim等人（1997）发现，母语主要激活布罗卡区，每种新习得的语言会激活前布罗卡区。与母语相比，L2激活左半脑的一个更加分散的代表区域（Dehaene，1997）。还有人提出顶叶上的左缘上回控制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码。Pillai等人（2003）利用功能磁共振成像研究了双语者使用英语和西班牙语执行语音和语义任务时激活的不同区域。8个英语－西班牙语双语者分别用两种语言进行名词－动词联想和押韵任务。其研究结果表明：相比语音任务，执行语义任务时显著地激活了大脑的前部区域，包括额叶和颞上叶。通过减法分析发现，混合语言语音任务比语义任务更多激活了右半脑（额下回和缘上回）。发音时激活的右半球也在英语语音－英语语义的减法分析中发现。但类似的西班牙任务减法分析则没有发现任务有关的差异。这种外语激活的不同区域表明，外语和母语语音语义加工不同。

Mahendra等人（2003）利用功能磁共振成像考察了重叠的激活区域是否反映了语言激活的差别或者只是同一个任务多次执行的结果。他们考察了两组双语被试（早期和较后学习L2者），被试被要求完成单词和造句任务。结果发现，早期双语者在两个任务中都表现出更大的总激活像素，但是这种效应缺乏行为表现差异。Sinai和Pratt（2003）用事件相关电位评估被试在不同任务中处理L1、L2和假字时的情况。刺激是成对的由听觉刺激组成的L1和L2单词和假字，它们以不同间隔时间出现作为短期记忆任务的干扰项。记录从第11个头皮电极开始。行为结果表明，注意集中在首个任务而非单词。结论表明，即使在对刺激没有认知的情况下，大脑对L1和L2的加工仍不同并且和刺激的语境相关。Nakamura和Kouider（2003）研究了日语写作并采用功能成像研究来讨论汉字和假名可能存在的神经学差异。研究者发现，左半球的前额皮质和它连接的后顶叶区构成了日语写作的基本神经基础。他们还提出，假名的运用和控制口语的左临侧裂区相关联。相比之下，汉字和假名的生成使用同一个系统，但前者输出时激活的是左颞区基底。调查结果表示，书写汉字需要视觉空间信息作为一项额外的认知需求。

那么，母语是如何影响L2习得的？Tan等人（2003）借助脑功能成像研究，以汉英双语者为被试，考察了用L2进行阅读时的神经机制。英语和汉语在构字法和语音上有巨大差异。汉字由偏旁部首组成，每一个汉字代表一个意思，而英语是字母语言。结果发现，汉字的语音加工涉及神经系统的左侧额叶和后顶叶回、皮层区域，这些都是空间信息呈现、空间工作记忆以及认知的关键区域。有趣的是，当双语被试阅读英语时，这些区域异常活跃，而英语单语者阅读时激活的脑区只是被微弱激活了。Tan等人讨论认为，双语被试把阅读母语的策略用到了L2阅读上。换句话说，因为汉语中缺乏字幕转换到声音的规则，中国读者不能用到英语母语者依靠的那套阅读体系。这些发现支持了语言经验塑造皮质的说法。

关于L1对L2习得的影响，Franceschini（2001）研究了单语者话语产生和有语言中介时话语理解的激活实验。语言中介是通过所谓的语言传记获得的。语言传记指的是一种自传式口头叙事方式，比如，向对话方叙述在生活里经历过的事。据报道，功能磁共振成像发现大脑的习得过程与习得方式（早期与晚期双语者，包括第三语言）相关。Wattendorf（2002）认为，语言习得有一个关键期，人在这期间接触到一门或两门语言，额叶网络就会永久参与语言处理。结果发现，额叶的激活发生在早期多语者身上，而晚期多语者没有发现。此外，额叶激活区也有不同，布罗卡区优先参与的是L1和（早期获得的语言）和L3（晚期习得的语言）的加工。相比之下，横向额叶皮层和眶皮质只参与L1的加工。当然，这种定性和归纳法研究有其局限性。然而研究表明，这是第一个成功缩小利用脑成像研究语言传记的系统方法。Wattendorf采用非言语听觉模式进行研究并发现，如果被试3岁前就开始接触这两门语言，其顶叶皮层和颞平面显著激活，因此丰富的语言环境可能决定皮层区的加工策略的调整。

Mechelli等人（2004）发现，相对单语者，学习L2增加了左侧顶叶皮质灰质的密度，而且这一定程度的结构性重组和双语者的熟练程度与学习语言的年龄相关。研究人员发现，早期双语者比晚期双语者的语言熟练程度更高，这种语言熟练程度增高的显著程度随着L2的熟练度而增加，随着习得年龄的增长而减弱。有报道指出，早期双语者可通过社会经验获得L2，而不是凭借其遗传优势。Klein等人（2006）调查了5岁以下儿童参与产生L2（法语）的神经基底和重复母语（英语）的大脑神经区，比较了词和非词的重复。结果表明，被试的左腹运动区在词和非词的条件下都被激活了，并且L2中的激活程度远大于L1。前皮层（横向布罗德曼区）激活在重复和不重复的条件下都被观察到。未来的研究需要判断双语者真词和非词重复情况，以解开特定语言和语言习得影响因素的问题。这两个结果均与人类大脑随着L2的习得而改变这一假设相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