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财政是一切社会经济风险的最终承担者

事实上，公共财政安全，一直受到来自资本主义公共财政危机的挑战。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一连串的公共财政危机事件发生了。

一、公共财政危机极大影响了金融市场的流动性

21世纪以来，出现了拉美国家政府债务危机、美国天文财政赤字、高福利国家的“福利病”等。2008年以来，持续一年多的美国次贷危机进一步恶化，世界经济和国际金融遭遇了百年不遇的“危机海啸”。各国政府不断出台各种救市措施，展开了自“大萧条”以来规模最大的救市行动。先是贝尔斯登因债务杠杆比率太高而遭受“流动性的灾难”，2008年3月24日，在美国政府的主导下，摩根大通将贝尔斯登低价收购。2008年7月，雷曼兄弟发布报告显示，“两房”存在大量不良资产，严重资不抵债，市场陡然震动。2007年7月9日—2008年7月9日，房地美和房利美股价分别从58.14美元、63.03美元跌到10.26美元、15.21美元，分别下跌82.4%、75.9%，^[2]引起债市震动，ABX指数大幅下跌。面对市场剧烈震动，2008年9月7日，美国政府以2000亿美元对“两房”进行接管。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终于宣布申请破产保护；同时，承受巨大市场压力的美林被美国银行并购。至此，华尔街五大投资银行损失三家。受雷曼、美林事件的影响，全球信贷市场恐慌升至历史高位，危机极大影响了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欧美银行之间的拆借市场几近冻结，银行间拆借市场利率陡然升高。这样，美国从次贷危机开始，到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AIG濒临破产被注资850亿美元拯救，全球股市的持续下跌，美国陷入了步履维艰的金融危机之中。

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并没解决公共财政的风险

近几年来，西方在试图努力走出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却遇上了新一波债务危机的冲击，金融动荡不已，经济复苏艰难，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分化加剧。如今，美欧日债务缠身，债务规模远超产出水平，其财政状况捉襟见肘。各国政治协商难有善终，民主政治遭遇空前的制度失灵。西方内部相互倾轧加剧，政府向私人银行注资加重了本已危险的主权债务包袱，而寻求主权债务脱困的西方政府向外转嫁危机动作频频，从而导致全球陷入一方面资金短缺，一方面却面临游资泛滥的窘局。其实，马克思早已对资本主义生产总过程进行了研究，揭示了资本主义不顾消费的无限扩大和资本积累的不可遏止的趋势，他在《资本论》中指出：“同这个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为之服务的、与财富的增长相比变得越来越狭小的基础相矛盾，同这个日益膨胀的资本的价值增值的条件相矛盾。危机就是这样发生的。”^[3]看来，资本主义制度并没有解决公共财政的风险，反倒凸显了公共财政安全的重要性。

三、公共财政是一切社会经济风险的最终承担者

公共财政安全，即一国财政基本处于稳固平衡和稳健增长的状态，能以强大的财政实力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确保政府应对各种社会风险和危机。公共财政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最高形式，是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安定的重要保障。稳固的财政是国家合法性的基础，是一切社会经济风险的最终承担者，是政府应对各种财政危机和公共危机的物质保证。公共财政安全不只是财政业务自身的安全运转，也不只是财政部门或系统的风险，而是整个国家的安全。一方面，公共财政安全的基本要求是建立稳固的公共财政制度，保证强大的公共财政实力，避免出现财政支付危机；另一方面，公共财政安全的最高目标是确保政府有能力防范各类社会经济风险和危机，从而确保国家政权稳固和社会稳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