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生物的“是”到道德的“应当”

有些人可能会回避内在于这样一种理解犯罪和道德的方法中的生物决定论，但在我们考虑恢复性司法可能如何运作之前（见下一章），我们需要交互视角的另一个实践，即考虑顿特·佩奇的受害者，被难以想象的暴力摧残至死的佩顿·塔特希尔。不论神经犯罪学和恢复性司法发展得有多远，人死不能复生，而且，可以理解的是，对于我在这里勾勒的（瑞恩的书中有大量细节）对佩奇背景的临床评价，她的家庭不太会认同。佩奇审判中，瑞恩代表辩护团队接受了咨询，他巧妙地穿行于理解的倾向和惩罚的渴望之间，而辩护律师主张佩奇应该免于死刑。三人法官小组同意了，顿特·佩奇被判终身监禁。从当前的科学发展水平来看，这是件好事。考虑到我们知道的累犯率，如果他被释放，非常可能会回到犯罪和暴力生活中去。

我们知道这些，是因为神经科学家肯特·基尔的研究，他在新墨西哥和威斯康辛州的罪犯教养所对累犯做了大脑扫描研究。基于这些数据，基尔能够以很高的确定性预测哪些罪犯最可能回到犯罪人生。他使用的便携式核磁共振成像扫描仪用拖车运送到监狱，他在犯人的大脑扫描和他们在精神变态检查表（修订版）（Psychopathy Checklist-Revised）中的得分之间建立了相关性。一般而言，精神变态患者的旁边缘系统的灰质较少，而该系统与自我控制有关。此外，基尔发现“精神变态犯人在杏仁核/海马结构、海马旁回、腹侧纹状体和前后扣带回等处的情感相关活动要少得多”，而上述位置全部是管理和控制情感的大脑区域，并且在正常大脑中，它们让人们敏感于恐惧和惩罚。精神变态患者因为对这样的刺激不敏感而臭名昭著，并且这份不敏感加剧了他们的反社会和犯罪行为。[36]

顺便说一句，这些大脑没有明显病变——比如说，没有肿瘤。然而大脑功能有明显差异，最可能是早期生活经历的结果，证据是，实际上绝大多数精神变态患者在相当早的人生阶段就表现出精神变态症状，并且，如果他们确实成为罪犯的话，他们在一个相对年幼的时期就开始了犯罪生涯。在另一项对罪罚年的研究中，基尔发现前扣带皮层（ACC）表现出低活性，它与错误处理、冲突监测、反应选择和回避学习有关。实际上，这个区域损伤的人表现出显著的冷漠和攻击性。基尔强调，“确实，ACC损伤的病人已经被划分为‘后天精神变态人格’类型。”后天？具体说，基尔发现那些低ACC活性的罪犯释放后四年后内犯罪的可能性是高ACC活性罪犯的两倍。“我们不能确定说在高风险类别的所有人会再犯——只是绝大多数会”，基尔补充说；“这个研究不仅给了我们工具预测哪些罪犯可能再犯，哪些不会再犯，同时它也提供了把犯人带入更有效的针对性治疗的路径，借此减少未来犯罪活动的危险。”为了这个目的，基尔在发展增加ACC活性的技术，并希望将其应用于高风险犯人。[37]

这些是我所指的从“是”推导出“应当”的典型案例。一旦我们知道犯罪原因——比如，冲动控制薄弱、对恐惧和惩罚不敏感、移情缺乏、精神疾病、暴力养育、肿瘤——如果我们想要减少社会中的暴力，我们就有道德义务改变这些条件，既是在社会方面也是在个人方面，他们大多数受作用于他们的这些（和很多其他）力量的支配。我们知道，例如，犯罪尤其是暴力犯罪主要是男性的问题。实际上，一个世纪以来，女性在非常多的领域一直在缩小与男性的差距，但仍然有一个领域女性继续落在后面：暴力犯罪。据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NUODC)《2011全球凶杀研究》，世界各地，暴力罪犯的绝对主体都是男性，绝大多数国家男性占了监狱人口的90%。偶尔男性确实杀了他们认识的女性——称为亲密伴侣谋杀——但大多数是他们杀了另一个男性。大概80%的谋杀的受害者和施害者都是男性。全球男性被杀率是每100000人中有11.9人，相比之下，女性是每100000人中有2.6人，意味着一个男性被谋杀的可能是女性的4.6倍。但那个统计包括所有年龄段。在15到29这个年龄段，男女差异是每100000人中21人对每100000人中3人，差值有7倍。这是因为男性比女性更多的陷入高危活动诸如加入黑帮、非法贩毒、危险运动和其他竞争性的事业、地位和荣誉挑战、以及恃强凌弱等。正如NUODC的研究报告所称，“通常，谋杀率越高，犯罪嫌疑人中的男性占比越大，虽然女性从未构成杀人犯的大多数。这个性别模式是个清晰的指征，即所有杀人嫌犯中的男性杀人犯的占比是个很好的预报器，预示着一个国家或地区最普遍的凶杀案类型。”[38]

知道一个问题的相关事实（它是的方式）使得我们能够聚焦于我们对之应当做什么，这正是联合国进行这类研究的原因：“考虑施害者和受害者两方面的大多数相关特征是更好地理解谋杀趋势的必然要求，是形成更好的、基于证据的政策和犯罪预防策略的必要背景。”[39]因此，我们应该瞄准中心的黑帮，在处于危险中的青春期前的男孩成为危险的青少年和青年人之前影响他们，并且在一般意义上教会所有年龄段的男性驾驭他们更基本冲动的自我控制技术，以防止自信演变成攻击性和暴力。知道了亲密伴侣谋杀的数据和下述事实，即每年被丈夫、男友或前任枪杀或杀害的女性数量是被陌生人谋杀的两倍多，我们应当开展计划和发展支持团体帮助男女双方更有效率地处理家庭和恋爱冲突。[40]如果贫乏的营养和暴力的父母教育导致婴幼儿期的大脑异常，这又将导致他们的犯罪和暴力生涯，那么我们应当对此做些什么，不仅为他们，也是为他们的潜在的受害者和社会整体。